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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鑾齋:中世紀的西方國王為何無法凌駕于法律之上?
來源:鳳凰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5/4/27] 瀏覽:

 

顧鑾齋教授 (受訪者供圖)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顧鑾齋教授文字實錄,采訪整理:唐智誠

嘉賓簡介:顧鑾齋,山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西歐中古史、西歐中古經濟史,古希臘史,英國史,西方文化史和中西歷史文化比較。著有《西方憲政史》、《世界通史教程.古代卷》、《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等。

中世紀的西方國王為何無法凌駕于法律之上?

鳳凰歷史:在中世紀的西歐社會中,雖然有一些持帝制立場的思想家認為“王在法上”,但是卻很少有國王公開發表“王在法上”的言論。即使出現一些集中了強大王權的國王,也沒有產生“王在法上”的結果,這是為什么呢?

顧鑾齋:“王在法上”的宣布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是王權強化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如17世紀英國國王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即是在都鐸王朝王權加強的基礎上宣布“王在法上”的。但中世紀的西歐王權因受封建勢力的諸多制約,只能稱為“有限君主制”。即使英王征服者威廉、理查二世、法王腓力四世等國王,我們通常認為權力很大,仍不具備宣稱或實施“王在法上”的條件。這時的政體可否稱為“有限君主制”可以討論,但將“王在法上”視為君主專制政體的重要特征應該沒有問題。所以西歐中世紀有些國王雖稱強大,卻沒有產生“王在法上”的結果。

具體說來,強大的國王所以無法將自己置于法律之上,是因為西方中世紀各國都存在強大的貴族勢力和教會勢力。這些力量很早就對王權不僅形成了分權,而且形成了制約。我們通常說西歐封建制度,內涵之一即指公權衰微、私權林立。如英法的稅權,通常是由某一權力集體控制。一般說來,國王征稅須滿足或一定程度地滿足賦稅基本理論設定的條件,這就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這種理論將國王與臣民規定為一種分立甚至對立的關系,國王要征稅,必須征得納稅人的同意。而同意的前提是國王的征稅要求須符合納稅人的利益和需要。須知,其后和今天歐美的議會財政撥款制度就是中世紀賦稅基本理論的濫觴。這方面,國內的研究還不多。而國家基本的法律也是國王與教俗貴族共同制定的,立法機構先后經過了賢人會議、貴族會議、議會等形式。像這樣,國王不能執掌稅權與立法權,如何將自身置于法律之上?在世俗貴族之外,教會或教皇對王權也形成了有力的分權和制約。盡管那時還沒有形成系統的分權制衡理論,但作為史實早已經存在了,而且教俗思想家、法學家已經做了很多探討,洛克和孟德斯鳩正是基于這類史實和探討才創建了分權制衡的理論。在這種情況下,國王即使有“王在法上”的野心,也無法凌駕于法律之上。

“貴族”有功于西歐憲政應該去貶義化

顧鑾齋:關于貴族,這里多說幾句。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貴族成了一個貶義詞,因為它與地主、資本家一樣,屬于統治階級,壓迫剝削工人農民,屬于反動勢力。有學者認為,這是民主制度造成的惡果。我們的看法正好相反,這恰恰不是民主造成的,而是專制的結果。這一點,我在書中也有論及。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對于貴族“去貶義化”,我覺得是很好的倡議。只有去貶義化,才能還貴族以本來面目,才能看到真正的歷史。在中世紀的具體條件下,組成賢人會議、貴族會議、議會的主要是教、俗貴族,他們在西歐歷史文化的發展中承擔了更多的責任,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在與王權的分立或對立中,使西歐走出了一條憲政主義路線。

西方中世紀的主流思想理論是限制王權的,所以,偶然有人主張王權至上,也無法形成王權統治的理論基礎。國王既不掌握稅權,沒有主流思想做基礎,又受到教、俗貴族兩股強大勢力的分權和制約,強大的國王也就不會產生“王在法上”的理念。

鳳凰歷史:那么,羸弱的王權是英國避免大規模流血沖突而實現憲政的必要條件嗎?

顧鑾齋:關于這個問題,回答是肯定的。只是需要說明,英國的王權并不是一直羸弱。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之前,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統治時期的王權就很強大,他們提出了無限君權的理論,主張王權等同于神權,國王等同于上帝,王權位于法律之上,鼓吹政治是國王的事情,與議會無關。結果,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致使查理一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詹姆士二世即位后,仍然走前王的老路,但當奧蘭治·威廉從荷蘭來到英國時,他不得不選擇逃亡。“光榮革命”使英國避免了重蹈1640年革命的覆轍,避免了你所說的大規模流血沖突,從而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權力建構的憲政目標。

權力把持一旦走向極端,“血與火”的沖突和動蕩也就成為題中之義。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憲政制度建設十分必要。它可以分配權力,調適關系,化解矛盾,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營造一個和諧的環境。

古代中國臣民從未意識到他們在賦稅征收中應該享有怎樣的權利

鳳凰歷史:英國都鐸王朝的建立雖然空前地強化了王權,但是與中國古代的君主專制相比較,英國的王權仍受到貴族、教會的制約,您認為是什么原因讓古代中國的君主專制程度遠遠高于西歐?

顧鑾齋:古代中國的君主專制不僅在程度上遠高于西歐,而且長期延續,歷時兩千多年之久。學術界曾就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進行過多次大規模的討論,這些討論與你的問題密切關聯。

西方王權之所以受到教、俗貴族勢力的分權和制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教、俗貴族或議會控制了稅權。賦稅問題非常重要,沒有賦稅,任何一個政府都將一事無成。英法國王進行戰爭首先要征稅,征不到賦稅就不能開戰;征不到賦稅,進行中的戰爭就必須停下來,就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因此,詹姆士一世、查理一世、詹姆士二世強化王權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剝奪議會的稅權或強制征稅。

中國則不同。基于家天下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基本理論,人們無不認為納稅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員如此,臣民也如此。政府的職責是征稅,臣民的任務是納稅,各安其業,各守其位,各盡其責。而政府就如一架高速運轉的征稅機器,運轉到夏季,就完成了夏稅的征收,運轉到秋季,就完成了秋稅的征收。不僅臣民不會質疑他們在其中應享有什么權利,即使是那些抨擊“苛政猛于虎”、為臣民鳴不平、甚至為民請命的受過良好教育的高素質官員,也不會認為這里存在什么問題。稅民從來計較于征稅的頻率、稅率的高低和稅額的大小,卻從沒將稅權執掌作為問題提出來。農民起義雖因賦稅問題而頻頻爆發,遭到鎮壓后卻又一切復歸于舊。人們甚至不會想到,中古社會的這種狀況深深影響甚至制約著中國學術史的發展,以至于歷代史家、經濟史家或食貨論者,都不會也想不到去研究這樣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傳統學術視野局限,方法單一,治學理路千年一貫,代代相襲,陳陳相因,由于歷史審視的熟視無睹,視而不見,稅權問題也就必然成為學術的“盲點”。

中國皇帝掌握稅權,又有儒學作為它的思想理論資源。儒學是一個高水平的倫理學體系,如同一件工藝品,精致而嚴密。西方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也都有自己的倫理學體系,但就社會控制而言,這些體系似乎都無法與儒學相比。它將社會建構為一個細密有致的網格,然后將不同群體、不同階級和階層、不同身份的個體置于不同的網格之中,這就大大便利了皇權的統治。不可否認,儒學在中央集權專制制度的維持和鞏固、中國中古社會的長期延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正因為儒學有這樣的作用,中國中古社會的歷代王朝大都利用儒學進行統治。儒學有很多思想文化精華,但它畢竟是一種古代文化現象,所以難免有糟粕,這些都需要我們認真進行研究,有選擇地吸收繼承和發揚光大。

顧鑾齋主編:《西方憲政史》 出版:人民出版社

基督教學者反對專制與暴政:確立了宗教大會權威高于教皇的原則

鳳凰歷史:民眾對中世紀西歐基督教會的印象往往是專制、黑暗和壓抑人性,但是您在書中卻提到,基督教體制里蘊含了豐富的民主精神,教會法學家的理論觀點閃耀著憲政主義的光輝,您能為我們詳細解釋一下這個觀點嗎?

顧鑾齋:中國民眾對中世紀西歐基督教會的惡劣印象應該是在改革開放之前特別是十年“文革”期間形成的。那時的中國,出于政治的需要,對宗教,包括一些民間信仰,實行排斥政策,將之視為封建迷信。據說這種惡劣的印象來自經典作家的論述,即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可是研讀原著可見,馬克思的論述有一定的語境,這句話在引用時卻忽略了這個語境。而且,經典作家在不同的場合對宗教有不同的評價,很多是肯定,甚至有時評價很高。在那時的政治環境里,結合經典作家的“定性”,任何宗教便都在劫難逃了。而受時代政治的影響,我們的教科書也紛紛傳播、詮釋經典作家的“論述”。即使是學者,也多受現實政治影響,“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樣,基督教的思想理論精華,或束之高閣,或明珠暗投,而基督教,特別是在文化素養不深的人民大眾面前,就變成了漆黑一團、戕害人性的邪惡勢力。只是在此之后,隨著政治對學術干預的減輕,隨著相關知識的增多,中國學術關于基督教的看法才趨于好轉。但直到今天,還很難說已經走向客觀。

基督教思想理論的憲政精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首先,它富含民主、平等、人權等要素,在許多神學家的著述中,還活躍著自由的思想。我們知道,查士丁尼法典中有“涉及眾人之事應由眾人決斷”的規定。這原本是古羅馬的條律,卻被基督教繼承下來,收入了教會法中。可以說,教會的選舉、人權、會議至上等問題都與這一條律相關。在基督教史上,在絕大多數時間內,基督教教職大都由選舉產生。在12、13世紀,教會系統曾經形成了一個關于人權討論的高潮,上自教皇,下至基層教士,很多人都參加了這次討論,形成了自己的權利話語系統。他們認為,查士丁尼法典中的“自然法”概念蘊涵著“自然權力”內容。這種自然權力或稱個人權利,或稱主體權利,具有人皆有之,與生俱來,不可剝奪的特點,而無論膚色、信仰、貧富、高下、貴賤等方面存在多大差距。正是依據這一概念,他們提出了窮人的自然權利的命題。綜合有關論述,所謂自然權利大體包括:財產權、自衛權、婚姻權、表決權(the rights of consent to government)、信仰權(rights of infidels)等。后來,通過法律的復興運動,這一概念或理論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直接影響了那里的賦稅理論和賦稅征收的實踐。所謂“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和“共同同意”,無疑都融涵了人的主體權利精神。而從稅權的演變過程看,西方賦稅理論中由賦稅“協商制”到“議會授予制”的轉變,無疑更體現了這種精神。

其次,蘊含著深刻的分權制衡精神。對此,基督教的教父和教皇多有闡釋和論證。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二元世界觀奠定了教、俗二元權力結構的基礎。基拉西烏斯一世的“雙劍理論”主張教會執教權,皇帝執俗權,同時隱含了教皇高于皇帝的主張,為分權制衡提供了理論依據。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改造”了“雙劍”理論,頒布了著名的《教皇敕令》,宣稱上帝最初是把教權和俗權都授予了教皇,后來,教皇又把俗權委托給國王,強調教權對王權的整肅權,如果國王濫用權力,教皇有權對國王實施罷免,將王權收回。敕令以強勢的姿態將教權置于王權之上,規定了教皇至高無上的地位。1198年,英諾森三世著《宇宙的創造者》一文,闡述了著名的“日月理論”。他以日月分別比喻教皇的權威和國王的權力,強調王權對教權的依附性。此外,很多神學家或基督教思想家、法學家都表達或闡述了分權制衡的思想和理論。

但是,王權得到了制衡和限制,教權卻呈現出集中專制的趨勢,特別是英諾森三世的統治,得到了高度強化。這使基督教學者不得不從對王權的制衡轉而思考和討論對教權的制衡問題,終于在14世紀形成了會議至上主義的討論。這場討論歷時200年之久,稱為會議運動或稱會議至上主義運動,討論的核心在于教皇權威與宗教大會哪個居上的問題,討論的結果是形成了新的基本原則:宗教大會的權威高于教皇的權威。而隨著服膺這一原則的教士人數的增加,一個影響深遠的教會思想家流派——會議至上主義流派也隨之形成。這是教會史和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可惜國內相關研究還幾乎沒有涉及。會議至上主義者將宗教會議置于教皇之上,強調教皇的統治權威必須依靠被統治者的同意。

后來,這一原則又被人權倡導者用來制衡王權,反對國王專制。他們認為,如果教會能夠通過會議決議廢除教皇,那么男爵會議也可以廢除殘暴或專制的國王。有經院學者主張,“王權不屬于國王,因為只有有了人民,才有他的存在”。帕多瓦的馬西利烏斯認為,由于好的政府都是對自愿者進行統治,這種政府必須通過同意才能得到建立。統治者只有通過選舉,而不是通過他的法律知識,慎思明辨,或過人德行才能獲得權力。赫爾維尤斯提出了一個系統的觀點:“所有合法政府都必須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基礎上。”人生而平等,如果國王未經同意而據有政權,那么,他便是通過暴力而據有它。鄧斯·司各特認為,正當的政治權威只有通過共同體的共同同意和選舉而獲得。所有政治權威,無論依存于個人, 還是依存于共同體,都必須通過共同同意才能證明是正當的。奧卡姆的威廉說得更直接,合法政府必須建立在同意的基礎上,因為人生而自由,而不是依附于其他任何人。共同體不可能將絕對權力授予統治者,因為它本身沒有凌駕于個人之上的絕對權力。庫撒的尼古拉斯認為人生而平等,除非經過自己的同意,人是不能服從政府的。每個政府都必須建立在個人同意和公民同意的基礎上。政治權威未經他人選擇和同意是不能建立的,而基督教的本質恰恰在于排斥強權與專制。同意意味著所有人是在圣靈指導下取得了完全的一致。他宣稱教會是一個自由社會,這個社會是經過成員的自愿同意而構成的。龐奈特撰文強調:“無論教皇、皇帝,還是國王,都不能不經同意做傷害人民的事情。”蒂爾尼概括說,當教會法學家問管轄權從哪兒來時,他們的回答通常是“選舉”。他們將“涉及眾人之事應取得眾人同意”的格言推而廣之,說“統治所有人的人應接受所有人的選擇”,如果沒有經過這樣的選擇或同意,他就不能成為統治者。這些觀點與近現代憲政理論相比,已經沒有多少不同了。

還應說明,教會選舉體制和“同意”理論的形成,與王權對教皇權力的制衡密不可分。在教會內部限制教皇權力的同時,國王與皇帝也在挑戰教皇權威。德意志皇帝和英格蘭國王都曾利用這一理論來維護自己的權益。由于教職人員的雙重身份,涉及他們的任何問題都應該得到國王和教皇的共同同意,而不是由教皇一方決斷。國王皇帝與教皇權力的爭奪與分割,形成了對教皇權力的強力挑戰,促成了中古教會憲政體制的形成。

教會法學家、思想家、神學家的思想理論體現了基督教文化的普世價值,正是由于這些思想理論的指導和制約,西方既沒有形成萬能的政府和專制的王權,也沒有形成一統天下、唯我獨尊的教權,反而通過雙方的妥協形成了分權制衡的政教二元憲政體制,這對英國光榮革命、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等都產生了深刻影響。對這些思想和理論進行細致研究,有助于我們認識基督教思想理論及其體制在歐洲中世紀憲政體制形成中的重大作用。但必須說明,教權對王權的限制也是有限度的,一旦突破這個限度,不僅王權得不到保障,教權本身也會受到影響,因為兩者在一定條件下是一種聯盟關系

沒有基督教思想理論 西方憲政體制的形成是難以想象的

顧鑾齋:基督教當然有專制、黑暗和壓抑人性的一面。這點,我在書中已經做了分析。但相比這些負面的材料,它的基本的方面是進步的、積極的、憲政的。特別是當我們將這種專權傾向置于漫長的教會史中進行縱向考察,并同時置于王權的參照系中予以橫向考量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教皇的權力常態并不是專制的,而是憲政的。即使在教皇權力呈現明顯的專制傾向時,也總有一些異己的力量予以制衡,王權自不待言,就是教皇屬下的各級教職,也常常依據教會傳統和教會法規予以抵制和阻止。甚至通過分裂教權加強王權的方式達到限制教皇權力的目的。與此同時,教會先后在羅馬、拉特蘭多次召開宗教會議,重申教會法的基本精神并確立了新的基本原則:宗教大會有權代表教會;教皇權力必須接受大會法規的約束;宗教大會高于教皇權威;教皇不是專制君主,在某種意義上只是憲政統治者。西方文化中的“同意”因子、教會體制中的選舉與法治傳統,都大體得到了教皇的堅持、傳承和發揚。教皇如此,教皇之下上至紅衣主教,下至基層神父,整個教會系統也都大體遵循并發揚了這些傳統。總之,我們不能因為教會的劣跡甚至罪責就否定基督教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和意義。

另外,基督教具有強烈的契約精神和法制精神,這種精神構成了西方憲政主義的重要來源。圣經的《舊約》和《新約》是指神和人以約定的形式制定律法。這包括兩種,一是上帝與人訂立契約。這種約定是普世的,不限于特定國家特定群體,人類都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且都須遵守上帝的律法。另一種是世俗國王與人民定立的契約。它確定了俗界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規定人民服從王權,同時王權也必須尊重人民的權利和增進人民的福祉。而人民也享有反抗王權的權力。由此,《圣經》確立了契約和法制的神圣性原則,同時開啟了王在法下的思想先河。在圣經原典的契約精神和法制精神的基礎上,中世紀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實踐,對西方近現代政治體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果沒有基督教思想理論的支撐,西方憲政體制的建立是難以想象的。

希特勒上臺是低度民主情況下發生的連鎖反應

鳳凰歷史:有很多人認為希特勒通過民主選舉上臺,德國人民用選票一次次贊成了他的暴政,這說明民主選舉并不可靠。您在書中提出:希特勒被選上臺這一事件并不意味著民主制度的失敗,為什么這么說呢?

顧鑾齋: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我們以現代民主的尺度看待和衡量德國20世紀2、30年代的民主,將二戰后形成的納粹概念等同于大選和大選錢的概念。

這里,我們必須提出一個“民主度”的問題,即區分民主的兩個不同概念,一是比較健全或比較成熟的現代民主;一個是不夠健全或遠不健全的低度或有限民主。在我看來,20世紀20、30年代德國民主屬于后者。當時德國的制度系統,民主、封建、帝制、專制等錯綜交織,是多種文化的“大雜燴”。如果將民主從這些異己的因素中剝離出來,我們會發現它其實還很有限很脆弱,所以我們稱之為低度民主。封建主義、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根深蒂固,選民對議會政治淡漠無知,拒斥毀損。正因為如此,魏瑪共和國頒發了具有專制精神的《魏瑪憲法》,并授予總統以獨裁權力。也正因為如此,選民選舉“效忠君主制”的興登堡繼任共和國總統,而總統、總理每每利用《魏瑪憲法》中反民主條款撇開議會而行使獨裁之權。反過來,如果民主政治比較健全,議會政治深入人心,而共和國總統不是興登堡其人,又有誰去任命希特勒為共和國總理呢?這些都是在低度民主的情況下發生的連鎖反應,或者說都是封建主義、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文化與低度民主綜合作用的結果。一個選民的觀念或心理中集中了這么多成分,而且非民主成分與民主成分又如此失衡,投票的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在我看來,這樣的材料無法用來證明現代民主的弊端。

單就低度民主選舉而言,我們還可以獲得另一種認識,即“納粹通過民主程序上臺”的結論其實是包含了一個理論預設,即上臺前的納粹不是低度民主黨派而是現代民主黨派。但在我們看來,這時的納粹只是眾多黨派中的一個,因此從性質上說,應該是一個低度民主黨派,這個黨派大體上遵循當時的低度民主規則參與競選,而且,選舉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共和政治的框架內進行的,與其他黨派沒什么不同。如果認為其他黨派屬于低度民主黨派,那就沒有理由認定納粹不是低度民主黨派。另外,參與競選的不惟魏瑪黨人和納粹黨人,選民不是在非此即彼的關系中做出選擇。而納粹所以獲得成功,是因為得到了更多選民的支持。雖然在1933年之前,納粹已有國會縱火案的劣行,但終究不同于1933年之后獨攬大權、實施獨裁、涂炭生靈的納粹,也遠沒有那樣罪惡昭彰和臭名昭著,恰恰相反,通過不遺余力的宣傳更贏得了民心,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過去以及當時的一些惡劣影響。而通過宣傳達到競選目的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兩黨或多黨政治的一般現象。所以在1933年大選之際,納粹名聲很大,威信很高。否則,便不會獲得那么高的選票。明白了這些以及上述多種文化的綜合作用,我們也就不會覺得這次大選是民主制度將一個殺人魔王推上了權力的峰巔。另外,由納粹產生、上臺,到獨掌大權、實施獨裁,雖然不過短短的幾年,還有很多偶然因素促使其向1933年后特別是戰時的納粹演變。由此可見,這個理論預設與歷史實際不符。忽略了這些,對于客觀認識納粹上臺的歷史現象,特別是對于認識民主制度都是無益的。

既然1933年大選之前的納粹是一個低度民主黨派,選民選擇作為低度民主黨派的納粹具有必然性,那么,問題的癥結又出在哪兒?二戰之后,納粹幾乎成了滅絕人性的代名詞。所以一提納粹,人們往往馬上聯想到血流成河的二戰戰場和尸骨如山的納粹集中營,于是,在情感支配下,歷史主義原則在不知不覺中遺失了。而這一旦形成定例,即使是理性、冷靜的哲學家也不能不受其左右了。如果說這種現象是在感情驅迫下也就是基本上在非理性的情況下發生的,那么,下面的現象則是在理性的作用下出現的。問題是理性的結果卻并不總是正確的。對于事物的演變,人們有時很難據以預測它的結果。而一旦結果出現,又習慣于據此分析它們的初始性質。這種分析,由于過分依賴結果而向前推導卻往往忽略了它的初始條件,以致事物的初始也具有了結果的性質。對納粹的認識也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這個過程開始于納粹上臺前后,但真正獲得完整認識或定論則是在二戰結束之后的一段時間。因為此前,歷史學家還難以看到納粹和二戰的完整檔案資料,因而還不能做出正確判斷。而完整的概念只能在這些檔案得到一定公布、相當數量的研究成果問世之后。于是,在獲得了納粹是殺人魔王的概念之后,學術界便按思維習慣向前推導:既然納粹本性如此,處在演變中的納粹肯定也沒有兩樣,而就是這樣一個人一個黨,選民竟然推上了權力的峰巔。不難發現,這種推導雖然表現為理性的形式,卻是在理性薄弱或缺乏自覺的狀態下進行的。但是,假如我們生活在那個時代,那樣的環境,誰又能保證不去投納粹的票呢?以上兩點,雖然認識過程不同,結果卻很相似,那就是都因為背離了歷史主義原則而將戰時或戰后的納粹移位于大選之前,從而發生了時間錯位。

但是,同一事物處在同一演變過程的不同階段一般具有不同的表現和性質。納粹的例子也一樣,如果將納粹歷史粗略劃分為早期、中期和晚期幾個階段,則早期和中期必不同于晚期。早期的納粹并非一開始就罪惡昭彰,即使在中期,也總要搞一點“善舉”,因為僅靠弄虛作假終究不會贏得民心。同時,選民的認識也一般隨納粹的演變而呈現階段性特征。而由于選民是在彼時彼地選擇了納粹,如果設身處地地考察當時的背景,體認選民的要求和愿望,我們便不會認為他們的選擇沒有道理或不具合理性。雖然學術界茫然無覺,通行的觀點的確是將二戰之后業已變為殺人魔王的納粹形象移位于二戰之前,從而取代了這時納粹的真實形象。但事實是,選民所選是二戰之前的納粹,而不是二戰期間更不是二戰之后的納粹。只有置身于二戰之前的德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復雜關系中,體驗大選活動,才能接近于做到對這時德國的真正了解。如果這樣,我們很可能不會以納粹上臺來證明民主政治的弊端,甚至難免投票支持納粹了。

民主程序造成納粹上臺的結論是將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

鳳凰歷史:希特勒上臺時不是暴君,但他上臺以后一步步摧毀憲法、走向獨裁,有人認為這說明民主制度同樣不能防備野心家走向獨裁,您怎么看?

顧鑾齋:希特勒的例子不能證明民主制度的缺陷。如前所述,希特勒走上獨裁之路是德國封建主義、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肥田沃土”或根深蒂固的結果。學術界所說的民主是現代民主,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德國的民主則是一種低度民主。以一種低度民主下發生的事例來求證現代民主的弊端,或將低度民主制度視為比較健全的、成熟的、現代的民主,在邏輯上顯然難以成立。在低度民主下發生的事例以及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后果,在現代民主下一般不會發生,或雖有相似的表現但性質不同,從而不會引起相關或相似的后果。這樣的驗證易于引起理論混亂。

由于當時的民主是一種低度民主,選民難以站在民主的立場或從民主的角度辨識贏得大選后的納粹的本性,即使有所認識,也難以阻止其上位。投票或選舉只是民主借以實現的形式,傳統認識卻常常將之等同于現代民主,這是不對的。民主不是空洞的形式,投票、選舉只不過是民主的工具和手段。專制制度下也非沒有投票和選舉的現象,或者說,投票和選舉也可以成為專制政治的工具。明白了這一點,你的問題中所描述的那些現象也就可以理解了。

傳統學術對納粹的認識存在時間錯位,有違歷史實際。由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低度民主推及成熟的或現代的民主并借以論證民主的弊端,這在學理上難以成立。另外,民主程序造成納粹上臺的結論事實上也將復雜的歷史問題簡單化了,它僅僅注意了事情的表象而忽視了問題的實質。這種簡單化在學術上或許只引起一些混亂,但在理論從而在實踐上,則難免招致禍患。因為問題的性質決定了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密切關系。不僅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需要進行民主建設,即使歐美發達國家也仍然需要對民主制度增進完善。民主建設需要理論指導,但以這樣的理論進行指導,又如何建立起科學完善的憲政制度?民主政治的歷史作用既未弄清,又如何指導政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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