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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紀的艱難腳步 (2)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9/7/13] 瀏覽:

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家們繼續了希臘哲學的理性傳統,但適應世界化了的社會需要,他們進一步把理性的關注點主要集中于人的處境和狀況,即消弱了同城邦之間聯系的孤獨的個人與人類社會的關系,以及在一個更廣大、更復雜的世界中的個人命運。因此,哲學的出發點不再像希臘哲學那樣是公民與城邦的關系,而是孤獨的個人與擴大的世界的關系。它試圖解決個人因削弱了與城邦的聯系而產生的離異感,減輕人的精神憂慮和危機感。它鼓勵人們用理性控制自我,爭取道德上的獨立性,以便在一個充滿敵意、激烈競爭的世界中獲得幸福。在希臘化時代流行的主要哲學是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亞主義,此外還有懷疑主義和犬儒主義。其中,尤其是斯多亞主義通過確立世界國家――人類之國的概念,從理論上論證了世界主義。認為宇宙包括所有的人包含著理性法則邏各斯,同希伯來人一樣,確立了人類同一的思想。理性給人并使人承認個人的尊嚴,因此,人應當根據支配宇宙的自然法則――理性原則,來安排自己的生活,自我克制,提高道德修養,擺脫痛苦和煩惱,達到最高的善和幸福,即心靈的和諧寧靜。這些思想后來都被融進了羅馬法律哲學、基督教思想以及現代自由主義。這里,希臘化哲學表現出一種平衡人的心理、消除人的煩惱、慰籍人的靈魂的作用,這種精神化傾向在以后的發展中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逐漸與宗教思想結合起來。此外,在希臘化思想世界,神秘崇拜和猶太教思想也正在得到接受和傳播,為以后基督教的形成作了準備。
早在希臘文化由繁榮走向衰落之前,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希臘文明的另一處文明,即羅馬文明便已在意大利的臺伯河兩岸崛起。當希臘文明之光黯然失色之后,羅馬終于取代希臘城邦和希臘化的亞歷山大帝國而成為文明世界的霸主。不過,正象古希臘羅馬史權威M. 羅斯托夫采夫在《希臘主義世界的社會經濟史》中所講的那樣:希臘主義世界的“羅馬化”是輕微的,而擴張的拉丁世界的“希臘化”則是明顯的。 羅馬文明受到希臘主義文化的全面而持久的影響,它繼承了希臘的遺產,與希臘文明是一體化的,可以稱之為希臘主義的羅馬文化。有的學者把希臘化文化的最后一個階段就叫做“希臘-羅馬階段”。 事實上,羅馬文明繼承了古典理性主義傳統,保持了希臘主義的文化精神,并將它進一步傳播給其它民族,更加擴大了希臘文化的范圍。
羅馬的共和國時代帶有明顯的希臘化文化特征。此期,宗教在羅馬的社會生活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由于受到希臘化文明的影響,羅馬人的宗教同希臘人的宗教相似,都是世俗的和注重實際的,既沒有超越世俗的內容,也沒有倫理道德的說教。人同神的關系是表面的,機械的,帶有為了彼此的利益而簽訂契約的性質。不過,羅馬人的宗教更富于政治性,而缺少人性。它是為保衛國家免遭敵人進攻,增強其威力、使其繁榮而服務的。與此相聯系,羅馬宗教具有較強的僧侶因素,一個有組織的祭司階層是政府的一個分支部門,而不是人與神之間的心靈溝通者。關于這種宗教對羅馬社會生活的影響,希臘史學家波利比烏曾作了一些的描述:“我認為,羅馬共和國最明顯與眾不同的特點是羅馬人對宗教的信仰。我想這正是這種執著認真近于迷信的信仰――它在其他民族可能被譏為一種羞辱――保持了羅馬國家的凝聚力。這種信仰在羅馬人的公私生活中都采取極為隆重的形式,而且可以說已達到沒有什么東西能超過它們的程度。許多人對此疑惑不解,但至少我個人認為,羅馬人這樣做有其政治原因。如果一個國家都由智人組成,這種做法可能并不需要。但民眾往往是感情多變,充滿著放縱的欲望、無理智的沖動和暴烈的憤怒,他們就必須用敬畏神明這種精神力量加以箝制。由于這個原因,我認為古人在公眾中引進對神靈的信仰和對陰間的恐懼是有所考慮的,而文明當代希臘人卻極為輕率地拋棄了這種信仰,結果是世風日下,不可收拾。其他事情不說,僅就政府官員而言,只要小有才干會耍手腕,那么即使有十個書吏、同樣多的印章和雙倍的證人層層設防,也不能保證忠誠。可是羅馬管理大量金銀財物的官員卻能保持廉正之風,正是因為他們信守對神明的誓言,因而始終忠于職守。在其他國家,要找到不侵吞公共財物的人絕非易事,相比之下,羅馬人的有關文獻記載卻清楚表明,在他們中要找一個犯這類錯誤的人相當困難”。 羅馬宗教的這種特征直到在以后的發展中被基督教所取代。
在希臘文學的影響下,羅馬共和國的歷史上產生了杰出的戲劇家普勞圖斯(約公元前254-184年)和泰倫提烏斯(約公元前190-159年),偉大的抒情詩人卡圖盧斯(公元前87-54年)。在哲學上,希臘化影響的一個最明顯的后果,就是羅馬上層階級接受了伊壁鳩魯主義和斯多亞主義。盧克萊修繼續闡發伊壁鳩魯關于擺脫超自然的恐懼,以獲得靈魂安寧的主張。斯多亞主義是在羅馬最有影響的哲學。著名而偉大的政治家、雄辯家和哲學家西塞羅(公元前106-43年)采納并發展了了斯多亞主義的信條,堅持自然的理性法則支配著宇宙,適用于萬物,理性對所有人都是共同的,每個人都有能力從理性導向高尚的道德。他還由此提出了一個永遠公正的法律概念,它高于政府的法規和法令,因為它不是由人制定的,而是自然理性的產物,是人們享有的各種權利的根源。他還第一個否認國家高于個人,因為政府是人們為了實現相互保護而達成的契約的產物。西塞羅的學說經過公元2、3世紀的法學大師之手,極大地影響了羅馬法的發展,并被稱之為“自然法之父”。
公元前30年,羅馬在奧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年)征服了希臘化世界的最后一個國家――埃及托勒密王朝之后,開始了羅馬帝國的時代。羅馬共和國的城邦政體一直無法統治一個龐大的帝國,始終未達到羅馬的鼎盛。是具有統治天才的屋大維(奧古斯都)終于突破了城邦統治的狹小范圍,將地中海世界統一于和平和法制的狀態,從此開創了羅馬最偉大的時代。此時,“羅馬帝國的疆域從日落處和西面海洋到高加索山和幼發拉底河,通過埃及上大埃塞俄比亞和通過阿拉伯遠達東面海洋,所以它的疆界東至太陽神上升的海洋,西至太陽神降臨的海洋;同時他們統治了所有地中海島嶼以及海洋中的不列顛”。 在奧古斯都之后二百余年的帝政時代里,“不會有什么爭議的是,我們看到一些皇帝如奧古斯都、尼祿在塞涅卡執政時期的前五年、圖拉真、尤其是哈德良、安東尼烏斯•皮烏斯和馬可•奧勒留等,努力要實現‘圣明之君’的思想,最高統治者按照正義原則治理國家,把‘公眾福利’視為自己最高準則的思想”。 這個帶來了和平、安全、秩序和法制的世界國家,使地中海世界充分享受了“羅馬和平”的賜福,使這段歷史被稱之為“幸福的時代”。
帝國時代的希臘-羅馬世界的文化繼續承襲著理性的傳統。在這一過程中,如果說在哲學、科學等精神文化方面,羅馬人始終遜色于希臘人,那么在政體和法律方面,羅馬人的表現則是出色的。在一支由職業軍人構成的強大的常備軍的支持下,羅馬人通過健全行省制度、給予各城市以自治權,建立了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行政體系,以一套人數不多但卻效率極高的行政機構統治著一個地跨歐亞非三洲、臣民超過一億的龐大帝國。強大的羅馬軍團捍衛著漫長的國境線,條條大道的鋪設把羅馬和各行省聯接在一起。更為令人嘆服的是,羅馬人使法律成為理性的杰出作品。可以這樣說,希臘人的最大悲劇是他們不能解決城邦之間的政治沖突,雅典人和斯巴達人的戰爭注定了希臘文明的劫數。亞歷山大大帝夢想一個沒有種族區別的世界,遺憾的是除了施加暴力以外,卻不知道任何實現這個世界的方法,而羅馬人成功了。正象羅馬詩人維吉爾指出的那樣:希臘人也許是更優秀的雕塑家、雄辯家和思想家,但唯有羅馬人才懂得如何統治一個帝國。 羅馬超越了城邦制狹隘的政治框架,創立了一個將地中海世界的不同國家合為一體的世界國家,克服了城邦意識的局限性,發展了一種在整個帝國范圍內通用的法律和公民制度,即“萬民法”。羅馬帝國的統治者們逐漸地消除了羅馬公民和拉丁公民、羅馬公民和行省公民之間的差別,使帝國境內的所有男性都享有公民資格,使原來狹隘的民族情結逐漸淡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民族矛盾,從而發展出一種更具普遍意義的人類意識,即“世界主義”。不僅如此,在羅馬法中除了針對羅馬公民的公民法、針對所有人的萬民法外,還有更為重要的第三部分自然法。自然法不是司法實踐的產物,而是哲學的產物。它肯定人的天性是相同的,都有資格享有某些基本權利。正如西塞羅所說;“真正的法律是與自然相一致的正確理性,它是普遍適用的、不變的、永恒的。在羅馬和雅典不會有不同的法律,現在以致未來也不會有別的法律,而只有一種永恒的、不變的法律,它將在所有的時代對所有的民族都有效。” 這種抽象的法律原則顯然是斯多亞主義及其重要代表人物西塞羅影響的產物,同樣也是希臘理性原則在羅馬文明中的延續和展開。羅馬法的精神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代之以蠻族人的習慣法。不過,后來它卻被收為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主持編撰的《查士丁尼法典》之中,一直傳到較晚的中世紀。到公元12世紀時,羅馬法再獲推行,成為中世紀除不列顛外所有西方國家習慣法的基礎。直到今天,幾乎歐洲大陸所有國家的法律制度,都包含著許多羅馬法的內容。羅馬的法律是羅馬人最偉大的一項成就,表現了羅馬人統治幅員遼闊和風云多變的大帝國的天才,也是羅馬人留給后來文化的一份最寶貴的遺產。羅馬人關于世界帝國的政治概念,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羅馬人的世界胸懷也體現在他們所奉行的宗教寬容政策上。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尤其是皇帝崇拜,在帝國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最有影響力的宗教。不過,羅馬人對非官方宗教的存在并不介意。羅馬帝國在把各民族的土地納入自己的版圖的同時,也把他們的神靈和宗教請到了羅馬,以致羅馬城成為各民族的公共廟宇。羅馬帝國“這種宗教運動的活力表現在希臘-羅馬世界熱衷于吸收外來的宗教禮拜儀式,表現在東西方宗教的滲透和融合”。 即便是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也大量吸收了異教的一些儀式。至于羅馬城著名的萬神廟,則更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神靈占據了每一個壁龕,以致羅馬皇帝哈德良不得不下令重建萬神廟,以便接納新來的神靈。從這種宗教上的寬容出發,羅馬“帝王和元老院在宗教問題上的政策始終既照顧到子民中的開明人士的思想,也照顧到迷信較深的子民們的習慣。在羅馬世界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宗教活動,羅馬人民一概信以為真;哲學家一概斥為虛妄;行政官卻一概認為有用。這樣一來,忍耐不僅帶來了相互寬容,甚至還帶來宗教上的和諧”。 任何宗教,只要它在政治上能與帝國相適應,政府都會聽任它的傳播。當然,絕對的宗教寬容是不存在的。一旦某些宗教對帝國的穩定安全和公眾利益造成了危害,帝國政府也會毫不猶豫地予以鏟除。
在創建帝國基業的過程中,羅馬人特有的那種堅忍不拔、質樸務實的美德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古羅馬的歷史學家阿庇安曾經不無驕傲地寫道:“由于謹慎和幸運,羅馬人的帝國達到偉大而持久的地位,當取得這個地位的時期,在勇敢、忍耐和艱苦奮斗方面,他們超過了所有其他的民族。在他們牢穩地鞏固他們的勢力之前,他們絕對不因為勝利而驕傲;雖然他們有時候,在單獨一天內喪失了二萬人,在另一次喪失了四萬人,又一次喪失了五萬人,雖然羅馬城本身常在危急之中,他們也絕對不因為不幸而沮喪。饑饉、時常發生的瘟疫、人民暴動,甚至所有這些事情同時發生,都不能挫折他們的熱忱;直到經過七百年勝負不能預測的斗爭和危險,最后他們才達成現在的偉大,取得現在的繁榮,作為老謀深算的報酬”。
羅馬帝國對各地的統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城市實現的。“羅馬帝國是由各城市或各城邦有機地匯合而成的一個大聯合。各城市宛如人體里的細胞,是最小的,可是最有活力的有機體”。 通過積極推行的所謂“都市化運動”,羅馬帝國的版圖擁有了數以千計的城市。帝國城市之多、城市之大,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堪稱罕見。作為帝國的首都,羅馬城是所有城市中最為壯觀、最為輝煌的一個。此外,一些富庶行省的首府,如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敘利亞的安提阿、阿非利加的迦太基、高盧的里昂等,也都是著名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都市化的運動不僅加強了羅馬帝國的統治,而且也造就了一種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之上的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使其成為帝國的經濟基礎。
在都市化的過程中,羅馬人在建筑和雕刻藝術方面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最聞名的建筑物有直徑長142英尺的圓屋頂的萬神殿,能容納65000名觀眾觀看角斗比賽的大圓形競技場等。羅馬人的建筑形式依然保存在中世紀教會的建筑中,直至今日,在西方各國重要建筑的設計中,羅馬風格仍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此外,以詩人賀拉斯、維吉爾、奧維德、尤維納利斯等人為代表的文學成就,以李維、塔西佗等人為代表的歷史學成就,也為12世紀傳遍歐洲的文藝振興提供了必要的精神食糧。遺憾的是,羅馬人在科學思維方面缺乏創造性。但即使如此,也出現了兩位杰出的科學家,一位是醫學家伽倫(約130-約201年),一位是數學家、地理學家和天文學家托勒密,他建立在一個錯誤前提基礎上的宇宙模式,對中世紀的宇宙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羅馬帝國時代的哲學主要體現為晚期斯多亞主義和新柏拉圖主義。塞涅卡(約公元前4-公元65年)、愛比克泰德(約公元50-138年)、馬可•奧勒留(公元121-180年)是晚期斯多亞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一方面繼續崇尚理性傳統,但更多地卻是關注人的倫理道德問題,致力于尋求把人從生存的艱苦和邪惡之中挽救出來的方法,指出與真正的理性相一致的生活才是幸福和美德;但另一方面,宗教神學觀念也開始日益得到強化,他們把神學目的論和倫理道德學說結合在一起,認為神是宇宙萬物的理性或秩序,萬物來自神又復歸于神。神的意志是人類生活的最高法律,人類的一切善都來自神。整個世界是一個城邦,屬于一個神,一個法律。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兒子,是同一個世界的公民。人的理性由神流溢出來,因而違背理性就是違背神。晚期斯多亞主義在帝國后期被新柏拉圖主義所取代,其宗教信仰精神進一步為新柏拉圖主義的代表人物普羅提諾(約公元205-約270年)發展為宗教神秘主義。普羅提諾盡管依然把人看作是理性的人,但他所渴望的卻是將靈魂與至善即上帝融為一體。這種結合不能靠理智,為此需要的是一種神秘的飛躍,一種靈魂的凈化。認識自然世界和人類事務的價值在于認識上帝。這樣,他使哲學與神學融合起來,把哲學變成為一種達到“至善”的宗教體驗。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古典文明正在經歷著一場變革,哲學思考開始逐步讓位于宗教信仰,世俗的道德價值正讓位于宗教關懷,人間之國已抬起雙目仰望蒼穹,羅馬世界的文化正在朝著探求神的方向發展。因此,以理性為主導精神的古典文明隨后代之以把信仰作為核心的基督教文明是有其思想發展演變的內在原因的。事實上,奧古斯丁正是在接受新柏拉圖主義的神秘主義影響的基礎上,確立了早期基督教神學體系,為中世紀基督教文明奠定了理論基礎。
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下令關閉最后一所雅典學園,這件事標志著古典的希臘羅馬文明的終結。然而,古典文明的遺產卻為中世紀基督教文明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中世紀前期占統治地位的奧古斯丁神學體系奉行柏拉圖主義的哲學,中世紀后期占統治地位的托馬斯•阿奎那神學體系則奉行亞里士多德主義的哲學。他們都充分利用了古典文明遺留下來的理性資源為信仰服務,強調信仰是出發點和目的,理性是手段和途徑,確立了中世紀特有的精神形態――基督教神學和經院哲學。

二.基督教的勝利

中世紀文明的另一重要起源是基督教精神。早在中世紀開始之前,基督教就已經與古希臘羅馬文化展開了一個碰撞、交融的過程,并逐步取代古典文化成為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基督教源于希伯來人的宗教――猶太教。猶太民族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歷史上曾多次被異族征服。在“巴比倫之囚”期間,猶太人企盼著一個復國救主彌賽亞降臨人間,拯救猶太人脫離苦難。羅馬帝國統治時期,關于彌賽亞將至的預言流傳甚廣,處于奴役狀態的猶太人普遍相信,上帝耶和華將派彌賽亞來人間解救他們,并把他們引致沒有苦難的“千禧年”的幸福生活。至公元前1世紀,由于宗教觀點和態度的不同,猶太教分為四個派別:撒都該派、法利塞派、艾塞尼派和奮銳黨派。到公元1世紀初,一個猶太教的支派把在加利利傳播上帝福音的拿撒勒人耶穌(約公元前4-公元29年)認作基督,亦即彌賽亞,在與正統派的斗爭中逐漸脫離猶太教,形成了基督教。
關于耶穌的記載都來自于《圣經》中的《新約》。《新約》是耶穌死后幾十年后其信徒的作品,其中記載了許多關于耶穌及其門徒傳教的故事。據《新約》說,耶穌是童貞女圣母瑪麗亞的兒子,是上帝的“道”或“邏各斯”在肉身中的顯現。他受天父上帝派遣來到人間,向人們宣講上帝之國即將來臨,鼓勵人們進行懺悔,轉變道德,教導人們去除卑鄙、貪欲、仇恨、虛偽和自私的感情與態度,停止追逐財富和權力,凈化靈魂,自我克制,以仁慈之愛對待上帝和他們的同胞,怎樣待己,就怎樣待人,以善報惡,寬恕自己的仇敵,以便死后進入天國。對于當時的猶太教,耶穌感到很失望。他認為,猶太教法師過分注重禮儀和清規戒律,忽視了先知的理想,消弱了人們對道德的思考。他主張,摩西戒律的實質要比字面上的戒律更重要,他以先知的熱忱勸導人們通過與上帝的直接交往,通過同胞間的互愛,實現內心的道德轉變和心靈深處的變化。在這些學說中,耶穌更多地體現了希伯來歷史上存在的宇宙主義傾向,而擯棄了另一種狹隘的排他主義傾向。
希伯來傳統的衛道士――猶太法學者和祭司們將耶穌的學說視為對古老傳統的一種威脅,希伯來的統治者認為他是一個挑動人們藐視安息日及其它宗教禮儀的煽動者。在統治巴勒斯坦的羅馬人心目中,他還是一個政治顛覆分子,他將人們對救世主的期望煽動為對羅馬統治者的反抗。當猶太人首領將耶穌送交羅馬當局后,羅馬總督龐修斯•彼拉多用傳統的刑法把他釘死在耶路撒冷郊外的各各他山岡的十字架上。
耶穌蒙難時,基督教還不是一個獨立的教派。耶穌的追隨者們,其中主要的是十二信徒,相信耶穌是一位神遣的先知,是人們盼望已久的救世主。耶穌被處死以后,正是這些追隨者對耶穌葬后第三天就升天的信仰,才使基督教運動得以興起。不過,在一段時間里,基督教僅限于猶太人,基督徒被稱為猶太基督徒。基督教在從猶太人的圈子走向世界性宗教的過程中,外邦猶太人保羅發揮了最重要的作用。
保羅(約公元5-67年)生活在小亞細亞東南部希臘城市塔爾蘇斯,屬于散居在巴勒斯坦域外的成千上萬個外邦猶太人中的一員。在希臘文化的影響下,保羅意識到,基督教思想也適合于非猶太人,于是,他開始向異教徒傳播基督教。在布道過程中,保羅走遍了羅馬帝國全境。他宣稱,由于亞當當初蔑視上帝所導致的惡果,所有的人,不論是猶太人還是異教徒,都是有罪之人。耶穌降臨人間,就是為了將所有的人從罪惡和死亡的深淵中拯救出來。耶穌以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來為人類贖罪,使所有人死后都有可能進入天國,享有永恒的生命。在耶穌心目中,猶太人和異族人沒有什么區別,耶穌的使命就是拯救整個人類。猶太人認為,他們信仰的是民族宗教,是與他們的民族歷史相聯系的,而保羅則認為,耶穌的教義超越了各個民族的歷史經驗,新的基督教團體不是一個民族所獨具的,而是一個世界性的團體。耶穌不僅實現了希伯來人對救世主的盼望,而且還滿足了所有人的精神需求和期待。保羅通過宣講救世主死而復活,堅持認為摩西戒律已被新的基督教教義取代,使基督教同其猶太根源決裂,變成為一個新的宗教,從而極大地提高了對非猶太人的吸引力。保羅利用基督教義中包含的個人主義和宇宙主義,創立了一個面對整個人類,而非面對有獨特的歷史、文化和環境的希伯來一個民族的世界性宗教。
基督教產生以后,逐漸對希臘-羅馬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致于在公元4世紀末成為羅馬帝國的官方宗教。然而,基督教在現實社會的傳播過程卻是艱難曲折的。起初,羅馬政府對宗教采取寬容的態度,基督教的活動沒有受到過多的干擾。羅馬帝國的世界主義使許多國家的人民成了羅馬公民,為向所有民族敞開大門的基督教世界主義鋪平了道路。但是,隨著基督徒人數的增長,羅馬帝國的官員們開始擔心,基督徒可能會成為政治顛覆者,基督徒的布道將會把人們對羅馬的忠誠轉向上帝。許多羅馬人也認為,基督教是社會秩序的大敵。尤其是基督徒們拒絕接受羅馬信奉的諸神明,不從事羅馬的祭典,藐視角斗士的競技,不去公共浴場,贊美非暴力主義,不愿將羅馬死去的和活著的皇帝敬為神明,不愿為羅馬國家服兵役,終于在公元64年尼祿任羅馬皇帝時遭到迫害。不過,這時的迫害是局部性的。在以后的兩個多世紀中,羅馬皇帝們發布了一系列反基督徒的敕令,大肆屠殺基督徒。尤為羅馬皇帝戴克里先所掀起的迫害基督徒的運動最為殘酷。在這次運動中,許多基督徒被奪去了生命。然而,這些迫害卻進一步堅定了那些最為虔誠的信徒的決心,并且還贏得了許多新的皈依者。他們對那些視死如歸的殉道者的英勇氣概滿懷敬意。在無法撲滅基督教運動的情況下,羅馬帝國轉而開始在帝國境內爭取這些日益增多的基督徒的支持。311年,迫害基督徒運動的積極推動者、繼任戴克里先為羅馬皇帝的加列里阿終于認識到,專制的暴力不可能消滅如此眾多的基督徒,因而在將要死亡的時候以他自己和他的共治者李錫尼、君士坦丁的名義頒布了一道一般性的宗教寬容敕令,明確地宣布基督徒可以自由地、私下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可以自由地、私下地參加自己的宗教集會;沒有什么恐懼,絲毫不受干擾。但他們必須履行以下條件:對政府、對已經規定的法令要予以應有的尊敬;同時希望他們在舉行崇拜時,為羅馬帝國、為皇帝、也為他們自己向自己所敬奉的神虔誠地祈禱。在加列里阿死后展開的激烈的帝位爭奪戰中,君士坦丁的強敵是前皇帝馬克西米安之子馬克森提。他們最緊張、最具有決定性的戰斗是在距離羅馬不遠的臺伯河米爾維恩橋附近進行的。大戰前夕,信仰混雜的君士坦丁曾祈禱他所信仰的所有的神。但當晚,他卻夢到在太陽上出現了十字架的形象,并且聽到有聲音說:“用這個做標記,你一定會戰勝”。312年10月28日,馬克森提戰敗身死,高舉基督教旗幟的君士坦丁部隊終于取得了勝利,整個帝國西部于是歸君士坦丁所有。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與他的共治者李錫尼共同頒布了米蘭敕令,宣布絕對的信仰自由,將基督教與羅馬帝國其他宗教置于完全同等的法律保護下,命令發還在最近的迫害不義沒收的教會財產。君士坦丁并在晚年正式受洗入教,成為第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羅馬帝王。基督教對君士坦丁亦感念至深,稱其為“第十三位使徒”。隨后,君士坦丁的繼任者們加速了基督教的發展,以及羅馬境內的基督教化運動。至公元390年,狄奧多西一世將基督教立為羅馬國教,并同時宣布其它的異教崇拜是非法的。到此,基督教終于取得了最終的勝利。當然,教會在戰勝自己的敵人、贏得自由的過程中,也漸漸地處于羅馬帝國皇權的控制之下,從此教會與國家的命運就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了。
在羅馬帝國官方的支持下,4世紀出現了普遍皈依基督教的現象。基督教迅速地成為地中海區域占統治地位的宗教。然而,由于理論上、組織上、制度上的發展未能迅速適應教眾和影響范圍的急劇擴張,基督教內部出現了教派林立的局面。只是由于帝國最高統治者的干預,這種紛爭才得以解決。324年,君士坦丁戰勝了李錫尼,從政治上統一了羅馬帝國,然后立即著手統一基督教會,以便與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相適應,為帝國的統一提供精神信仰方面的有力支持。325年,君士坦丁親自出面召集羅馬帝國各地教會的近300名主教在尼西亞舉行會議,解決各地教會在教義和教會體制方面的爭端。這就是基督教歷史上第一次“普世主教會議”。君士坦丁親臨會場,使大會譴責了當時最具實力的異端阿里烏派。會議最終通過的文件“尼西亞信經”成為對所有基督教會均有約束力的教義,它為基督教走向規范化、并最終成為國教鋪平了道路。此后數十年間,阿里烏派與正統派之間的斗爭,隨著帝王們宗教信仰的傾向而此起彼伏。有時阿里烏派首領被迫流亡,有時正統派首腦遭到放逐。直到堅定信奉正統派信仰的皇帝狄奧多西一世宣布阿里烏派為非法,正統派才取得了徹底的勝利。從此,阿里烏派開始轉向在邊界上的一些日耳曼部落中發展,而正統基督教則統治了整個羅馬帝國。
基督教的勝利有著社會現實和思想文化諸多方面的原因。羅馬帝國奉行的宗教寬容政策為各種宗教進入羅馬社會生活提供了可能性,而羅馬人的政治、軍事擴張則使這種可能性成為現實。當然,在羅馬帝國的黃金時代,這種宗教寬容政策并沒有造成對羅馬傳統宗教的沖擊。然而,羅馬帝國官方信奉的奧林匹斯山諸神體系是一個民族的、英雄的、此世的宗教,而不是一個個人的、平民的、來世的宗教。諸神主宰著民族的盛衰和英雄的成敗,卻對凡夫俗子的心靈痛苦極少問津。隨著羅馬帝國的由盛轉衰,個人的心靈慰藉逐漸成為哲學和宗教的主題。早在希臘化時代,隨著獨立城邦的消失,離異感、孤獨感和缺乏共性就已成為個人十分關注的問題,人們在開始尋找著一種新的關系結構。在羅馬帝國時代,社會的腐敗墮落也日益嚴重。一方面,人們對世界幸福的渴望進一步衰竭,對人類理性的信心更加喪失。人們越來越感到自己和這個帝國以及帝國里的城市沒有關系,對這個世界的失望使人們熱切期望尋到一個新的歸宿。“這個龐大的帝國對于它融成一個強大的整體的各族人民,不能給他們抵償喪失民族獨立的損失,它既不能給他們內在的價值,也不能給他們外在的財富。世俗生活的氣息對古代各族人民來說已變得枯燥無味,他們渴望宗教。因此,他們暗中摸索各個民族帶來的偶像崇拜和宗教儀式,東方的宗教和西方的宗教開始互相交融了”。 羅馬公民開始在希臘羅馬文化之外信奉能解脫個人罪孽、使人獲得拯救與永生的東方宗教。這里,有埃及的“伊希斯”女神,有波斯的救世主“密特拉”,有小亞西亞的“偉大地母”,等等。而最為成功的,則是信奉耶穌為救世主的基督教。天國的福音給了人們以鼓舞,滿足了人們的歸屬需要。基督教為個人提供了城邦和世界國家所無法提供的東西,即個人和上帝之間的密切聯系,個人和另一個更高境界的聯系,以及在一個相互關愛的信仰團體中的成員資格。另一方面,來自遙遠國度的神圣福音與羅馬世界的聲色犬馬的噪雜之音形成了強烈的對照,它給輾轉在深淵中的人們的心靈以深深的震動,它以唯靈主義的理想、禁欲主義的生活態度,撼醒了沉溺在物質主義和縱欲主義之中麻木扭曲了的靈魂。
作為救世主的基督耶穌的品格、經歷、死亡和復活,對人類苦難的關注,以及出于對整個人類的愛而在十字架上擔當了人世間的種種苦難,這些更是深深地吸引了那些貧窮的、處于社會底層的被壓迫的人民。“把一個曾當過木匠,常與漁民、當過娼妓的婦女及類似的下層人物為伍,曾被羅馬當局釘在十字架上并承諾要解救所有的門徒――無論自由民或奴隸,男子或婦女――為己任的人奉為救世主,是容易為人們接受的,但自君士坦丁改變宗教信仰以后的年代里,基督教被富人和權勢階層接受,并得到一連串信奉基督教的羅馬帝王的支持”。 基督教傳播著愛的福音,宣揚一種嶄新的民主的道德,提倡謙讓、逆來順受、愛自己的仇敵。還主張個人的價值不取決于出身、財富、教育和才能,并給身受厄運、感到死亡恐懼的人們許諾以永恒的生命,讓他們進入天國,領受天父的慰籍,給生與死的現實問題提供了令人慰藉的答案。在這里,廣大的人們終于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基督教勝利地占據了他們的心靈。
基督教的成功既是現實世界令人失望的結果,也是與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分不開的。為了保持信徒對信仰的忠誠,為了讓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使自己不受其它教派的沖擊,為了管理本教機構,基督教發展了一個有組織的信徒團體,這就是能夠將其信徒緊密地團結到一起的基督教教會。它稱其成員為兄弟姐妹,對于那些孤獨的、被遺棄了的、對公共事務的幻想破滅了的人們來說,滿足了他們渴望歸屬的迫切需要。同時,基督教會不要求人們履行那些痛苦的和昂貴的入教儀式,并且歡迎女信徒,為那些貧困和殘疾的人提供社會服務,接納奴隸、罪犯、道德上的罪人、以及其它被社會遺棄的人,向一切處于苦難之中的人們伸出友誼之手,提供心靈慰籍,從而不但確保了原有教徒的忠誠,而且還不斷地贏得了新的皈依者。以后,基督教教會組織逐漸發展出教皇制和修院制,成為整個中世紀最強有力的社會組織。
基督教思想的勝利,也是與古典主義文化的衰微分不開的。前面已經指出,在希臘化時代,柏拉圖主義和斯多亞主義哲學在更加關注人的道德倫理生活的同時,就已經開始出現了宗教意識傾向。在羅馬帝國后期,古典文化愈益從理性走近宗教,哲學家們越來越渴望擺脫令人窒息的塵世,與一個更高的理想世界進行接觸,以塵世之外的東西安撫個人。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潛心于靈魂和上帝融為一體的神秘主義,其哲學追求不是通過理性,而是通過精神的陶醉去接近上帝。這種越來越偏離理性與世俗價值觀念的傾向,已經為基督教的勝利傳播做好了準備。對此,哲學史家W. T. 斯塔斯說道:哲學是基于理性基礎上的。將直覺和陶醉置于思維之上,這是哲學的死亡。在新柏拉圖主義中,古代哲學走向自我毀滅,普羅提諾的哲學是基于理性的絕望。從此以后,哲學讓位于宗教。 在古典主義文化衰落的背景下,基督教為精神破滅的希臘羅馬世界提供了一種理想生活的理論,這就是個人永生的希望,它取代理性世界觀占據了思想的寶地。從此,人們不再將理性看作是理想的生活指南,而是讓自己的智慧屈從于感情和想象。科學和哲學再也不能與宗教相抗衡,宗教比理性更加具有征服人的心靈的力量。在精神危機的世界里,它賦予了人生新的意義,為那些夢幻破滅的人展示出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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