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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紀的艱難腳步 (3)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9/7/13] 瀏覽:

基督教的勝利傳播還在于它能夠從異教世界汲取多種多樣的思想因素,以致形成為世界性宗教。它的大部分教義直接來自猶太教,如神的名字、宇宙的起源、世界的歷史、十誡、原罪的教義以及上帝的天命。某些思想則來自一些神秘宗教及波斯的宗教,如來世和善惡之間的永恒沖突等觀念。此外,從希臘主義羅馬哲學中汲取有益的因素也是基督教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英國學者G. 湯姆遜指出:基督教在當時是地中海世界兩種最突出的、既相互對立、又相互補充的文化――猶太教和希臘主義的混合產物。后來,主要從希臘的哲學和修辭學方面,又吸收了許多原先所沒有的思想觀點。 許多基督教早期作家公開承認,基督教教導的東西同希臘人是一樣的,柏拉圖和斯多亞學派教導的東西同基督教是一致的。他們將希伯來的文化傳統和希臘-羅馬的文化傳統融為一體。他們認為,希臘哲學知識能夠給予基督教信仰以合乎邏輯的解釋,能夠理智地批駁異教徒對基督教教義的責難。由于采用了希臘哲學的語言和范疇,使基督教學者得以能夠用理性術語解釋神諭和上帝的存在,從而將基督教教義從一種單純的信仰發展出一個龐大的神學體系。從哲學觀點上來看,基督教的思想持續不斷地承受著柏拉圖的傳統,而且,天主教神權政治制度的創始人,既不是耶穌或保羅,也不是奧古斯丁,而是柏拉圖。對斯多亞主義的吸收僅次于柏拉圖主義。基督教的一些典籍,如《新約•使徒行傳》,幾乎一字不差地抄襲晚期斯多亞派哲學家塞涅卡,以致后者被恩格斯稱為“基督教的叔父”。另一位晚期斯多亞派哲學家愛比克泰德的著作《手冊》,長期以來也被基督教會采納為教科書。斯多亞學派的世界主義、禁欲主義等思想,為基督教神學的發展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羅馬帝國時代亞歷山大里亞城的猶太神哲學家斐洛,把柏拉圖和斯多亞派的學說同猶太教及其典籍《圣經》相結合,從而創立了早期希臘主義化的猶太宗教神學,達到調和希臘哲學和《圣經》、調和理性主義和啟示運動的頂峰,深刻影響了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及其神學,以致恩格斯把他稱為“基督教的真正父親”。可以說,基督教的神哲學史不是從一個基督徒開始的,而是從斐洛開始的。而長期在天主教中占據統治地位的奧古斯丁神學體系的基本特征就是柏拉圖主義。在理念-邏各斯學說、關于神、目的論、三位一體說、時間學說的論證、關于理想社會的學說以及喻意解經法等一系列理論問題上,基督教教義都接受了希臘哲學思想的重要影響,與之相互結合在一起。由于融進了希臘哲學思想,基督教更容易為那些精通希臘文化的人所理解,因此,它也能夠吸收一些受過教育的人加入教會。總之,與其它古代宗教相比,基督教幾乎兼容并蓄,因而得以在世界范圍內傳播。
用希臘理性主義表達基督教信仰的活動,被稱為基督教的希臘化運動。它意謂著理性思想這一寶貴的希臘文化成就并未完全喪失。事實上,古典文明的遺產對中世紀的影響,正是通過基督教來實現的。不過,希臘文化這一次未能再次上演它的國土、民族被馬其頓人、被羅馬人征服時“被征服者在文化上征服了征服者”的那種輝煌。基督教的希臘化并不是古典主義對基督教的勝利,恰恰相反,它是基督教對希臘思想的勝利。希臘哲學為適應基督教啟示的需要,不得不犧牲掉它的最基本的內容。盡管基督教利用了希臘哲學,但基督教的基礎卻不是希臘哲學的理性,而是自己的信仰。在整個中世紀,希臘哲學一步步淪為神學的婢女,只能以一種扭曲的方式延續著自己的傳統。
羅馬帝國時代即中世紀開始之前的基督教文化屬于早期基督教文化階段,也被稱為教父學文化階段。在這一時期起領導作用的大多數教父都用希臘文寫作,因而被稱為希臘教父。但在4世紀中葉用拉丁語寫作的三位拉丁教父,對西方基督教思想的發展進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們就是圣安布魯斯(340-397年)、圣哲羅姆(約340-420年)、圣奧古斯丁(354-430年)。“君士坦丁改變宗教信仰,只是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明在漫長而意義重大的融合進程中的一個事件。當早期基督教作家探索如何將他們的信仰在理智上為人們所尊敬的希臘哲學的外表之中表現出來的時候,這個進程就已經在進行了。在四世紀末及五世紀初的三位基督教思想家圣安布魯斯、圣哲羅姆及圣奧古斯丁――通稱‘拉丁教會神學家’――的著作中這種努力達到了最高程度”。
圣安布魯斯是意大利米蘭主教,對古典文化非常熟悉。他以希臘文明的文學、哲學傳統為依據,大量汲取柏拉圖、西塞羅、維吉爾及其他文化巨匠的思想來豐富自己的基督教著作,創造了許多贊美詩及關于圣經、教理和道德的書籍。他力勸教士們不要追逐財富,為如何對待貧困、老弱、病殘和孤兒提供了人道原則。他站在教會與國家斗爭的前列,捍衛了教會免受世俗政權干涉的自主權。由于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一世血腥屠殺塞薩洛尼卡地區的起義人民,安布魯斯開除了他的米蘭教會的教籍,迫使他認罪求恕。這一事件樹立了教會利用教籍問題干預世俗政治的先例,為后世基督教長久銘記。他的格言“皇帝是教會的一員而非教會的主人”,也成為中世紀教會與世俗政權爭權奪利的基本依據。
圣哲羅姆被認為是三位拉丁神學家中學識最為淵博的一位。他青年時代在羅馬學習拉丁文學,一生崇拜西塞羅、維吉爾、盧克萊修及其它拉丁語作家,曾對自己以基督徒身份迷戀于異教文化的研究而深感不安。據說,他曾因夢中耶穌對他說“你是一個研究西塞羅的學者,不是一個基督徒”,并拒絕拯救他而大為驚恐,一度放棄對所有異教著作的研究。然而,對古典文化的喜愛使哲羅姆陷入了深深的痛苦,經過長時間的彷徨和思索,哲羅姆最終得出了可以正當地把希臘羅馬文獻用來為基督教信仰服務的結論。哲羅姆早年曾一度為苦行生活所吸引,象隱士一樣住在安條克附近的哈爾基斯沙漠里。返回羅馬后,成為教皇達馬蘇斯的秘書。因為攻擊教士驕奢淫逸的生活而受到詆毀,于是,他離開羅馬在伯利恒附近建立了一所修道院,將自己的余生奉獻給祈禱和宗教研究。“哲羅姆手下的修道士們致力于抄錄文札,在以后幾個世紀中,無數修道士持續進行這項工作。從長遠來看,這項工作的結果是保存了古希臘-羅馬的重要文獻,否則這些文獻早就消失了。由于哲羅姆及其后繼者所完成的這項重要而艱巨的工作,現代世界享受到了他們的極大的恩惠”。 哲羅姆最大的功績是將《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由希臘文和希伯來文翻譯成了拉丁文,他的作品――《圣經》拉丁語版本在西方教會中成為官方認可的圣經版本。
圣奧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最重要的神學家,也是呼吸著羅馬世界空氣的最后一位偉大的基督教思想家。他出生于北非的努米底亞行省,青少年時代生活放蕩,自稱無惡不作。在重視利祿功名的父親的影響下,奧古斯丁先后在迦太基等地學習和研究拉丁語古典文化。然而,在奧古斯丁的內心中,卻活躍著一個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不安靈魂。他前前后后幾乎接觸了當時羅馬世界流行的所有哲學流派,甚至還信奉過摩尼教,后來為新柏拉圖主義所吸引,并在其母親的勸導和米蘭主教安布魯斯布道的啟發下,拋棄摩尼教轉而成為一名基督徒,并從此完全拋棄了青年時代沉溺于聲色享樂的墮落生活,忠心耿耿地致力于基督教的傳教事業。395年,奧古斯丁被任命為希波城的主教。
在大量繁重的教會活動之余,奧古斯丁一直在緊張地思考著基督教的理論,他一生撰寫了大量的神哲學著作,探討了神學家們長期爭論不休的許多核心問題,如三位一體的性質、至善的上帝與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的邪惡的關系、自由意志與天命的關系等,從而為基督教建立起一個相對完整的神哲學體系。5世紀初,羅馬世界帝國正處于崩潰的前夜,希臘化的羅馬世界觀正處于解體之際,奧古斯丁的神哲學思想也就成為接替處于垂暮階段的古典主義的基督教思想的主要奠基者。在理性與信仰、哲學與基督教的問題上,奧古斯丁擯棄了古典人文主義關于理性獨立的根本精神。他主張信仰是人生的最高權威,理性必須以信仰為向導。他說;“研究的正確方向,必須是從信仰出發。” 沒有信仰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知識和理解,理性本身無法形成正確的道德標準。沒有神的引導,個人就缺乏理解終極真理的能力,也無法獲得道德上的再生。不過,在古典文化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奧古斯丁對古典文化仍保持著一份尊敬,也仍然是柏拉圖主義的崇拜者。所以,奧古斯丁仍然肯定理性的力量。認為“要是我們沒有理性的靈魂,我們甚至不能信仰。” 因此,“信仰尋求理解”。與哲羅姆一樣,奧古斯丁也認為,真正的基督徒不應當欣賞異教的論著,但可以為達到基督教的目的來利用它們。因此,奧古斯丁的原則是利用理性或哲學來為基督教服務。就像R. A. 瑪爾庫斯指出的那樣:“使古典文化的遺產為基督教服務。奧古斯丁不只對中世紀人的思想的形成,作出了許多的貢獻,而且,通過使用正在崩潰的大廈的材料,有助于使某些古代的成就繼續保持生命,為了在不同的基礎上,締造一種新的文化。” 中世紀基督教最偉大的神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也指出:“奧古斯丁浸透了柏拉圖學派的各種學說,不管任何時候,奧古斯丁在他們的學說里,發現了任何和信仰一致的地方,他就采納了它;發現了那些和信仰相違背的東西,他就糾正了它。” 事實上,奧古斯丁同古典主義的根本不同在于,他認為,真正的知識是基督教的知識,上帝的知識以及上帝對人類的寄托和期待。這種知識的出發點是對上帝和圣經的信仰。僅以自身為目的的世俗知識幾乎是沒有價值的,知識的真正價值在于,它充當了理解上帝意志的工具。因此,理解是為了信仰,只有信仰了才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說,理解是手段和途徑,信仰才是出發點和目的。他指出:“不是為了拋棄信仰,而是通過理性之光去理解,這種理性之光,你是憑借信仰,已經是牢牢地把握住了的。” 這里已孕育著中世紀經院哲學關于哲學是神學的婢女的思想。
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克了羅馬這座“永恒的城池”,洗劫數日方離去。面對這一突發的巨大災難,整個羅馬帝國的人們驚恐萬狀。異教徒們質疑基督教:難道不是基督徒拒絕祭祈古代諸神,才招致降禍于羅馬的嗎?難道不是基督徒拒絕服兵役,才導致羅馬帝國消弱的嗎?甚至基督徒們也對此憂慮重重:為什么正義會遭受磨難?先知們預言的天國又在何方?
當雅典城邦制發生危機時,柏拉圖的《理想國》曾經提出用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國家來根除雅典社會的弊端的希望。如今,當羅馬帝國陷入危機時,奧古斯丁卻撰寫了《上帝之國》,指出世俗之國并非基督徒的寄托所在,理想的國度只能存在于天國。所以,基督徒不必為羅馬的不幸而過分傷心,真正的基督徒是上帝之國的居民。與上帝之國相比,羅馬的崩潰是微不足道的。奧古斯丁為那些因羅馬的不幸而痛苦不安的基督徒提供了心靈的慰籍和希望。
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國》一書的第一部分中列舉了羅馬人的累累罪惡,指出羅馬陷落是羅馬人罪有應得。在第二部分中,奧古斯丁展開了自己的歷史神學原則,論述了善占統治地位的“上帝之國”和惡占統治地位的“人間之國”之間斗爭的起源、發展和終結。從上帝創世開始,人類就形成了兩個敵對的陣營。愛上帝、服從上帝的一方構成上帝之國,它們追求精神生活,向往善;愛自己、對抗上帝的一方構成了人間之國,它們追求世俗生活,向往惡。二者的斗爭就構成了人類的歷史。值得注意的是,奧古斯丁把人類歷史看作是按照神的意志和救世計劃發展進步的過程,認為上帝之國必勝,人間之國必敗。盡管與上帝之國相比,人間之國是罪惡的、不完美的,但是,它不會很快被上帝之國所取代。因此,世俗之國必須建立在基督教的原則上。教會不能對國家置之不理,而要引導國家使人類免受其罪惡本性的侵害,避免相互殘殺。上帝已化身耶穌,為了把人類從原罪的牢籠中解救出來而降臨人間,用自己所遭受的懲罰和痛苦來喚醒世人。不過,基督之死并沒有為所有的人打開進入天國的大門,道德和精神的再生,不是來自個人的意愿和努力,而是出自上帝的恩典。只有少數人才被上帝恩準進入上帝之國,而大多數人則注定要永遠留在人間之國,死后受罰被拋入地獄。他拋棄了奧里根天上地下終將合一,魔鬼也能獲救的思想,認為上帝預先選定的得救者與厭棄者終將永遠分離。他遵照圣經關于上帝六天創造世界、第七天休息的說法把歷史劃分為七個時期,指出他那個時代正處在第六個時期,正是善惡斗爭的關鍵時刻。教會并不是上帝之國,但它是上帝之國的摹本。它遵照上帝的意志,把上帝的選民聚集起來,為上帝之國作準備。奧古斯丁以柏拉圖主義關于永恒的理念世界和暫時的現象世界的理論為基礎的完美的上帝之國和腐敗的世俗之國的劃分,以及由此必然得出的結論,即代表上帝之國的教會,高于代表世俗之國的國家的學說,在整個中世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西方教會同世俗君主爭奪統治權提供了理論根據。他的神學框架中所隱含的歷史進步思想卻也對后世歷史研究,特別是近代歷史哲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奧古斯丁及其同時代人物安布魯斯和哲羅姆共同努力的結果,使基督教文化在古典文明的基礎上扎實地建立起來。430年奧古斯丁去世時,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的融合已基本完成。成為中世紀基督教和西方文明的基礎的希臘-羅馬傳統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由于這三位拉丁神學家及其他與他們一樣的人,證實了人們既可以是基督徒又可以是研究西塞羅的學者”。 在希臘羅馬時代的古典文明伴隨著日耳曼人的征服而受到毀滅性摧殘的狀況下,只有基督教才作為舊世界的唯一遺產得以真正的保存、繼承和發展,以致隨后成為中世紀一切思想領域里占據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因此可以說,融希伯來宗教精神與希臘羅馬理性精神為一體的基督教為中世紀文明提供了最重要的根基,成為中世紀文明中一個最為根本,最為決定性的思想來源或精神因素,基督教是中世紀文明的塑造者。西方中世紀文明是一種基督教文明。

三. 日耳曼蠻族的文化

正當古典文化像一位耄耋老人一般步履蹣跚地走向自己的終點的時候,一個新的因素從背后給了它致命的一擊,這就是日耳曼蠻族對西羅馬帝國的入侵。
自公元5世紀始,隨著日耳曼各部族人如汪達爾人、西哥特人、東哥特人、法蘭克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朱特人、匹克特人以及其他民族部落的入侵,并在先前羅馬的屬地上建立起一系列王國,日耳曼的文化傳統也由此被帶進了羅馬世界,由此成為中世紀文明的一個構成要素。當然,日耳曼人的文化此時早已受到羅馬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影響,日耳曼文化傳統的原初風貌,在受到羅馬和基督教影響之前,并沒有形成文字的歷史。人們關于早期日耳曼社會的知識,主要根據羅馬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凱撒(公元前100-前40年)于1世紀中葉所寫的《高盧戰記》和羅馬著名歷史學家塔西陀(約公元55--120年)于公元98年所寫的《日耳曼尼亞志》。此外,日耳曼文化傳統在北歐持續時間最長,因此,人們也往往通過中世紀早期的斯堪的那維亞文化來把握歐洲蠻族文化的一些重要特征。當然,“由于各部族之間的習俗差異很大,對于他們的文化及各種制度進行過多地概括是無益的,例如法蘭克人、盎格魯人和撒克遜人,都是農業民族,遷移緩慢,一旦定居之后,就不輕易轉移,他們以非基督徒身份來到帝國境內,受羅馬文明影響極少。另一方面,西哥特人、東哥特人及汪達爾人則流動性極大,這三個民族在跨越帝國邊境之前,都已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羅馬文化,并已在四世紀改奉阿里烏基督教派。盡管存在這些差別,各日耳曼部族間的政治和社會機構卻顯示出許多重要共同之處”。
關于日耳曼人的一般生活狀況,據凱撒在《高盧戰記》中的記述,當時的日耳曼人尚處于氏族社會階段。他們過著半游牧的生活,從事畜牧和狩獵。“他們對農業是沒有什么熱情的,大部分食品都是牛奶、乳酪、肉類。任何人都沒有自己固定的土地或產業。長官與首領們每年都在適宜的地方,指定足夠的土地分配給那些匯集起來的部落和氏族,但是一年之后,又強迫這些耕種者遷移到別處。他們這樣做是有很多理由的,――他們害怕人民會安土重遷,以農耕代替好戰的熱情;害怕他們會熱衷于取得廣大土地之后,強有力者會驅逐弱者,奪取后者的土地;害怕他們會更加注意建筑防御嚴寒和酷暑的房屋;也害怕他們起了貪慕金錢的欲望,成為結黨相爭的根源。總之,他們的目的是要使普通人民能看到那些最有權勢的人的財富也和他自己相等,因而能心滿意足。” 顯然,土地在此時還沒有成為私產,日耳曼人還沒有完全定居,農業經營還帶由原始的流動性質。而到了塔西佗時代,日耳曼人的氏族社會已出現解體的征象。農業有了較明顯的發展,開始了相對的定居。據塔西佗記載:“如眾所周知,日耳曼人沒有城市。他們并且不準將房屋建造在一起,彼此毗連。他們分散地居住著,……他們的村落并不像羅馬人一樣,房屋相連;而是每個住宅的周圍,都留有空地,目的或在于防火,或由于他們不懂建筑術。他們的建筑材料純用未經削去樹皮的木材,不用石或磚。他們的建筑很粗糙,并沒有什么裝飾或引人入勝之處,但是有的也涂一種細泥,顏色鮮明,頗似彩畫。” 此時,耕種的地方也不再是一年一易,而是經過幾年再遷徙。土地雖仍未成為私產,仍由氏族公社統一管理分配,但分配已出現了不平等。“土地由公社占有,按照人數加以分配;分配時,依據每個人的地位與身份而由所不同”。 但總的說來,在凱撒和塔西佗的時代,日耳曼人雖然發展了一定的農業,但并不重視農業,而是更喜歡從事狩獵和掠奪冒險。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日耳曼人的那種好戰傾向和質樸觀念。
在經濟生活和制度方面,據塔西陀記載,日耳曼人主要采取以物易物的交換方法,但是,在靠近帝國邊境的地區,日耳曼居民也知道金銀是有價值的,因為他們發現可以用金銀與羅馬人進行交易。他們也知道羅馬錢幣,不但使用它,并且還需要它。在使用錢幣進行交易的地方,羅馬錢幣,尤其是銀幣,比金幣更受歡迎。將錢出貸,以收取利息,這在日耳曼是沒有聽說過的事情。塔西陀還說明,日耳曼人已有奴隸,但是,“他們使用奴隸的方法,并不像羅馬人一樣。我們是把奴隸們組織起來,使他們之間有一定的分工。日耳曼人的奴隸都分別居住,有他們自己的家室。主人將奴隸當作農夫,讓他們交予主人一定數量的谷物、牛或衣料。奴隸如能按數交納,除此以外,并無其它負擔。至于主人家庭的事務則由主人的妻子與小孩去做。鞭打奴隸,或罰奴隸作苦工,或加以監禁,在日耳曼都是稀有的。……他們在主人的家庭中并沒有地位;在政治上永遠沒有地位。” 由此看來,日耳曼人的經濟活動還是比較原始的,而奴隸是作為農奴存在的,并不具有一般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關系的性質。
傳統的蠻族社會生活是由一旦確定下來就不再變更的行為準則控制的。在個人面前不存在任何選擇,只能效法那些被宗教、法律和道德準則所認可的榜樣。不過,在蠻族社會中,法律和道德并不是作為人的意識和行為的不同根據,實際上,法律條規總是被賦予道德和宗教的內容,它比當代法律的意義要廣泛的多。在接受基督教之前,日耳曼部落已經把法律視為建立人們之間關系的一個總的紐帶,它規定著一個人在法律共同體中的身份、地位、權力(利)和準則,體現著共同體的秩序與公正。蠻族法律準則涉及的主要內容是保護自由民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以及對侵犯這些權利的適當懲罰。當某人被宣布置于法律之外時,不僅意謂著他失去了處于法律之內的一切權利,而且還意謂著從原則上被驅逐出人群共同體,成為生活在無人居住地區的“森林人”。
然而,蠻族社會的法律主要是習慣的產物,是古代日耳曼人從部落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秩序,是很久以前就建立起來的“判決”,表現為習俗和慣例。它是人人贊同的,自愿遵守和必須遵守的,而且被認為是可靠的和合理的。群體中每個成員的生活都是根據慣例決定的,都必須以神明、祖先、長者為榜樣。以慣例為法律的蠻族社會關系的基本性質是自然性和血緣性,主要表現為世襲關系、家庭關系、家族關系。即使是在貴族和農奴及各種非自由民之間的統治與被統治關系,也帶有某種家族性。因此,蠻族人生來就具有某些權利和特征,個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他所屬的群體規定著,任何行動都要考慮到維護其家庭或家族的名譽,個人的道德品質也是所屬的家庭、家族、社會階層所特有的品德體系,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同樣如此。貴族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他們的天性是勇敢和慷慨,出身微賤的人則不具備這些品質。相應地,高貴的人們在受到傷害時要得到更多的補償,而肩上的責任也更大。如果他犯了法,則受到的懲罰也比一般自由民要嚴厲的多。在此,法律表現出鮮明的道德特征,一個人的法定身份既決定著,也反映著個人的道德品質。
蠻族法律作為從部落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習慣法,不具有羅馬法適用于全帝國內各民族的所有人的普遍性。一個日耳曼人只能由他所在部落的法律進行裁決,裁決所依據的是神判法。例如,將一個被告捆綁起來扔進河里。如果被告沉入水中,那便是他無罪的神圣證明;如果浮在水面,那便證明他有罪,因為純凈的水拒絕接受罪惡的人。或者要求被告手握灼紅的鐵棒走向指定地點,或從滾沸的大鍋中取出一塊石頭,幾天之后,如果手傷痊愈,就可判為無罪,如手傷發生感染則屬有罪。日耳曼人正是依據這種原始性的神判法來緩解各家族間的宗族仇恨。
日耳曼人此時還沒有形成國家,其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戰士的公民大會。但這一組織只有解釋習俗的權力,沒有立法的權力。它的主要職能是決定戰爭還是和平,或者部落是否要遷移到新的地區。最初,日耳曼各部落并沒有國王,遇到戰事時,人們推選出一個軍事領袖,賦予他相當大的權力。戰事一完,他的權力也就此結束。隨著戰爭的日益頻繁和持久,一些軍事領袖就漸漸變成了國王。不過,推選的形式保留了下來。塔西陀說,他們選王時,要考慮家族;選擇將領時,就只根據被選者的作戰能力。王并沒有無限的或專制的權力;將領的領導多是靠著自己以身作則,而非專靠權威。假若他們精力充沛,勇敢善戰,他們便受到尊敬,受到服從。在日耳曼人的一般政治生活中,小的事情可以由酋長們決定,大的事情則由酋長們詳細討論后,由部落會議作出最終決定。對于罪犯的處理也是在這個會議上進行的,或罰以死刑,或罰以財物。在會議處理公私事務時,日耳曼人都是全副武裝的。但除了得到部落的準許,任何人都不可攜帶武器。而一旦得到部落的準許,這個人就由先前的一名家庭成員,從此變為國家成員了。這是一個青年人第一次獲得的光榮。一個貴族出身的青年,或是功績卓著者之子,他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可以得到酋長的地位,成為一群人的首領。其他青年們則依附著那些雄武有力、富有戰斗經驗的人。一個首領總是有一群戰友,他們依據首領的意志分為若干等級,形成一個扈從階層。戰友們都努力爭取首領的最大賞識,首領們也努力爭取最多的、最勇敢的追隨者。 在首領和扈從之間存在著榮譽和忠誠、保護和服從的關系。這種關系具有一種彼此相互交換的性質。
蠻族人的思想觀念、精神個性和生活態度是所謂“英雄式”的:好戰、勇敢、忠誠、重視榮譽,以及慷慨、揮霍等等。在蠻族人看來,訴諸于暴力比辛苦平凡的勞動更有意義。因此,他們渴望著軍事冒險、成功的戰役及其會帶來的大量戰利品,而幾乎所有的勞動都由婦女、老人和其他隸屬來擔任。“假若本部落并無戰爭,許多貴族青年便自動地參加別的部落的戰爭,他們厭惡呆著不動。同時,只有在戰爭中,他們才能得到榮譽,也只有依靠戰爭,一個首領才能維持一群戰士,因為戰士們希望從首領的手中得到戰馬和武器。豐富的、但非極講究的宴會和娛樂是對戰士們唯一的報酬。這種慷慨的招待,必須從戰利品中取得。他們寧愿在戰爭中因負傷而受到榮譽,而不愿從事耕種,以待收獲。他們認為用流汗來取得用流血所能得到的東西是愚笨的、懦弱的。” 征戰中,戰士們衛護著首領,用最勇猛的戰斗來增加首領的名譽,并把這看成是忠誠的最高表現。如果首領戰死于疆場,而戰友們活著回來,這是一個莫大的恥辱,將受詬終身。同樣,首領如果讓戰友們在勇敢方面超過自己,在戰績方面落后于自己,也都是可恥的。勇敢和榮譽為首領和戰士們同樣珍視。
將士們把戰斗中掠奪來的財寶、衣物、武器自豪地向人們公開展示,把這些掠奪物作為英雄式生活的美德和將士的勇敢精神的有力證明,看作為社會榮譽的標志。蘇聯著名中世紀學專家古列維奇在他的名著《中世紀文化范疇》中指出,對于日耳曼人來說,這些戰利品既不用來購買土地、牛或其他任何物質財富,也不用來儲存。換句話說,在蠻族社會中,財富既不是儲存的目標,也不是進行商品交換的貿易手段。它們或者被分給大家,供大家使用、消耗,或者有些具有神圣性的戰利品被埋藏起來以發揮魔力。在日耳曼部落定居的所有地區,都曾發現被埋入地下或沼澤的羅馬錢幣。斯堪的納維亞海盜的窖藏錢幣最為豐富,以致有些學者把北歐的這個時代稱之為“白銀時代”。這些錢幣始終未被挖出來當作貨幣使用,在蠻族人眼里,它們體現著擁有者的個人品質,也與他的命運和幸福密切相關,因而是作為所有者的成功被保留下來的。 在此,表現出日耳曼人對待財物的特殊觀念和態度,這種觀念和態度不是純經濟的、純物質的,而是折射著一束道德之光。
與日耳曼人把財富作為一種手段的理解相一致,首領和士兵們在對待贏得的戰利品時,極力表現出慷慨和揮霍的態度。據塔西陀《日耳曼尼亞志》記載,日耳曼扈從兵在不對外進行軍事襲擊的時候,或者去打獵,或者睡大覺,或者就花大量的時間飲酒作樂,大吃大喝,一醉方休,許多掠奪物都成了酒筵上恣意揮霍的消耗品。這被視為是對榮譽和勝利的炫耀和享受。領袖把戰利品分發給大家也成為凝集士兵和確立領袖權威的最佳途徑。對于領袖而言,慷慨同軍事天才和勇猛一樣,是一個領袖應具備的品德,是真正的領袖高尚的象征。如果一個領袖吝惜禮物,不施舍戒指和珠寶給自己的下屬,那么,他就不值得別人為他服務。同時,慷慨也表明一個人已經在生活中取得了成功,贏得了社會的尊重。士兵們從自己的領袖手中接受禮物,也等于分享了禮物中所包含的領袖所擁有的某種成功的因素,接受禮物的士兵也便帶有了幾分領袖的天才。
不過,單方面贈送禮物并不符合蠻族人的傳統觀念。領袖贈給下屬禮物是對其過去為自己忠誠服務的獎賞,也是使其為自己繼續服務的保障。從同階層人的手中獲得禮物需要給予回贈。在古代日耳曼法典中就記載著這樣的原則,即禮物只有在接受者作出同等回報的時候才有價值。在他們的頭腦中,“給予”和“得到”往往是不可分的。交換財產、相互宴請、相互效勞,乃是社會交往的普遍形式,在交友、結婚、來訪、交易、葬禮、宴會、恩典的授予等一切社交活動中,都少不了禮物的交換。因此,互相贈送禮物在蠻族人的社會聯系和社會交往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表達和加強已有的友情和信任感。與此同時,宴請與交換禮物一樣,也是蠻族人社會交往的一個主要橋梁。在蠻族人看來,和平就等于宴請。蠻族人的時間一部分是打仗,另一部分就是流血后的宴請。宴請同樣體現著一個人的慷慨和道德優越。為此,有些主人在令人驚訝的慷慨宴請中,表現出驚人的浪費:他們會吃掉自己家里儲存的全部食物,絲毫不考慮過后家里會發生什么。這種宴請的目的,就是要肯定揮霍者的道德優越感,對他們來說,這比單純的物質享受要重要的多。這被視為英雄般的豪爽氣度,令人贊嘆。 由此可見,“禮物”和“宴會”是建立財富和名譽之間的經濟-文化聯系的重要因素。
從整體上看,蠻族人的文化生活水平較之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遠處于落后的狀態,但據塔西陀的記載,他們的性道德卻是非常純潔的,他們認為婚姻是一種嚴肅的、神圣的制度,滿足于只有一個妻子,這是高于羅馬人和希臘人的,也是不同于其它野蠻人的特殊之點。公元5世紀末期,伴隨著蠻族人對羅馬帝國的征服以及蠻族國家的建立,歐洲人進入了中世紀的歷史,日耳曼人的文化也隨之成為中世紀文化的一個部分。日耳曼人的習慣部落法在逐漸吸收了羅馬法的一些成分后寫成書面文字,取代了羅馬法,并在整個歐洲傳播,構成中世紀法律文化的一個主要成分。日耳曼人首領和扈從之間的那種帶有交換性質的保護與服從關系,對中世紀領主和附庸間的榮譽關系,統治者和臣民間的契約關系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成為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的主要依據。蠻族人把財富和道德聯系在一起的思想觀念,勇敢好戰和重視名譽的精神品性以及慷慨和揮霍的生活態度,也都構成了中世紀文化結構中的某些基本特性和基本價值觀念。
蠻族人開始的中世紀文明建立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之上。在政權更迭的過程中,古代的文明遭到了毀滅性的摧殘。當然,早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前的幾個世紀里,日耳曼蠻族的文化就已經受到了古代文明的普遍影響。日耳曼人經由戰爭和貿易接觸到了羅馬文明,到公元4世紀時就已經采用了文字,并且成立了一個植基于穩定法律的政府。尤其是哥特人的文明,幾乎足以使他們能夠欣賞并吸收高于自己文明的羅馬文明。在羅馬帝國滅亡之后,一些有學識的人依然保持著對希臘和羅馬的尊崇,盡力將古典文明的遺產搶救和保存下來。特別是后來成為中世紀文明核心的基督教在其形成過程中,也充分吸收融合了希臘哲學的一些思想,保存了古典文明的成分,這些都為中世紀文明提供了一個重要來源或重要成分:理性因素。中世紀文明是一種以信仰為核心的基督宗教文明,它主張信仰高于知識,從根本上說,這是同古典文明的理性精神相對立的,是對理性精神的一種反動。然而,這并不意謂著它完全否定和消滅了理性或哲學。事實上,理性和哲學在中世紀文明中雖然失去了自身的目的性,卻也成為維護基督教發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與其它世界性宗教如伊斯蘭教和佛教相比,只有在基督教當中,才有充分發展起來的神學和神哲學,而理性和信仰之爭也是貫穿中世紀基督教文化思想史的一條主線。可以說,理性地研究基督教教義是中世紀的一個特征,其理性資源卻是來自于古代文明的遺產。正是由于對希臘羅馬時代理性文化精神的某種接納、利用和改造,并使之與基督教教義相結合,才得以形成獨具特點的中世紀基督教文明。
總之,蠻族文化、古典文明和基督教構成了中世紀文明的三種成分,其中,基督教是中世紀文明的核心;羅馬依然是中世紀歐洲的精神首府,拉丁語成為知識生活的通用語言;日耳曼蠻族人的習俗文化則成為中世紀社會和法律關系的重要因素。從此,由上述三大文明發源的中世紀文明,開始了長達千年的歷史進程,大體上經歷了黑暗的早期、繁榮的中期和沒落的晚期。歐洲人在中世紀的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或黑暗、或光明的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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