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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榮:英國政治傳統的延續與斷裂
來源:澎拜新聞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7/12/1] 瀏覽:
兩種宏大敘事:英國政治傳統的延續與斷裂
講座藉由關于中世紀英國政治史研究的兩種宏大敘事展開。一為輝格學派,其到十九世紀都是十分有影響力的。最早的輝格學派歷史學家出現在十七世紀。來自蘇格蘭的詹姆斯一世將“神圣王權”的觀念帶到了英國,受到了英國議會黨人的抵制。在斗爭之中提出了這樣的觀點:英國人源于盎格魯-撒克遜人,盎格魯-撒克遜人是生而自由的,他們崇尚自由的社會。并且這樣的觀念并沒有因為諾曼征服而被打斷,威廉在加冕時也保證會讓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權利得到保障。詹姆斯一世帶來的是一個違反傳統的觀念。由于政治斗爭的需要,出現了輝格學派。斗爭中最有名的人物愛德華·科克爵士,他提出了一些很具體的觀點:英國最初的國王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軍事首領,軍事首領是被選舉出來的,直到盎格魯-撒克遜人定居下來以后,選舉的傳統依然存在;英國的議會制度起源于盎格魯-撒克遜的“賢人會議”。英國的議會黨人就是通過提出這樣一些傳統來對抗詹姆斯一世的“神圣王權”思想,這些傳統被稱為“古代憲法”。
但是,這種“英國政治之特殊性來自古代盎格魯-撒克遜社會”的說法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在十七世紀此說法提出之初,平等派就提出了批評,他們強調諾曼人剝奪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自由,英國內戰的目的就在于恢復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自由。其次便是托利黨人,他們強調諾曼征服之后,盎格魯-撒克遜人被降為農奴,自由并沒有被延續。諾曼征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歷史上的一次斷裂,在征服之后盎格魯-撒克遜人得到的權利不再是過去他們擁有的權利,而是來自統治者的恩惠,這與輝格學派的說法是不一樣的。到了十九世紀,著名歷史學家麥考萊結合了十七世紀輝格黨人的傳統與平等派的批評,并做了一些修正,他認為英國的憲法不僅僅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歷史遺存,不能把英國的歷史簡單地解釋為我們有一個輝煌的歷史傳統,英國的憲法是在后世一點點不斷被發展和創造的,所以雖然英國政治的特殊性一些方面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人,但更多的是后來的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688年發生的“光榮革命”,“光榮革命”才是英國政治特殊性的關鍵點。
另一學派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我們稱之為前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宏大敘事,但它不一定符合馬克思的本意。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為人類歷史發展可以被簡化為五種生產方式,那么英國中世紀和近代分屬于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兩者之間只有斷裂,沒有聯系。即使在政治制度上存在某些相似性,但實質是不同的。所謂“大憲章”是保護封建貴族利益的,與近代資產階級追求的自由完全不同。這與早期輝格學派的學說大相徑庭。
當代學者已經從傳統的宏大敘事走了出來,這兩種學說都失去了他們之前的影響,但是英國中世紀之政治傳統對后世的影響仍然值得思考,我們可以回到英國史學界經驗性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新審視這一問題。
英國君權來源:封建契約>神授與人民的名義
接著,向榮教授介紹了中世紀英國政治史最具特色的三個點:(1)有限君主制的形成;(2)地方自治的發展;(3)代議制的興起。
英國出現有限君主制而大陸歐洲卻沒有的重要原因便是君權來源的不同。中世紀的王權源頭共有三種理論:一是神圣王權理論,該理論帶有一種絕對主義色彩,即國王經過教會的加冕被賦予神性后,其統治權便是絕對的、無可置疑的。典型國家如神圣羅馬帝國和法國。二是中世紀的封建王權理論。封建王權下,國王是最高封君。但他依舊處在封建制度的框架之下,封君和封臣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相互之間都有各自的權利和義務,這種建立在契約之上的關系使得國王的權力受到封建法的限制,因而權力不是絕對的。三是羅馬法。羅馬法最基本的理論是國王或皇帝的權力來自人民的委托,一旦人民把權力委托出去,那么國王或皇帝就成了人民的代表,就可以以人民的名義行使絕對的權力。羅馬法理論極大地加強了中世紀歐洲的王權,但英國成了這之中的例外。哈斯金斯《12世紀文藝復興》中有個觀點,羅馬法深深地影響了大陸歐洲,對皇權的擴張和向極端的方向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這一浪潮沒有進入到英國,英國依然保持了習慣法,所以這使得英國避免了像大陸歐洲那樣走向絕對主義的道路。
英國極其完整地保存了封建法,是最典型的封建王權國家,神圣王權和羅馬法理論對它的影響都是極其微弱的。但它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諾曼征服后的英國國王權力是相當大的。盡管英國王權初生時很強大,但它缺少絕對主義的理論支撐,依然處在封建主義的框架下,因此一旦王權強大到越出了封建契約的界限,便會導致反叛的發生,這也是后來大憲章產生的原因。于是英國便形成了一種有限君主制,王權必須在封建契約的框架之下運行,而無法發展成為絕對權力。
中西對比:知識分子群像與王權限制
大憲章被稱為人權、人民自由的基石。坎特伯雷大主教蘭頓在國王和貴族的斗爭中充當調解人和憲章起草者的雙重角色。在起草大憲章的過程中,他加進了一些“私貨”,使得條約的保護對象從貴族擴大到了商人、自由人、城鎮的市民等。向教授認為英國人對大憲章的評價過高了,大憲章曾多次被撕毀和遺忘,不必將它夸大與神化,畢竟庫克找到大憲章并發現其中保護貴族、自由人的條文的行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帶有較強的偶然性。
在此,向教授將中英知識分子形象及對王權的限制作了比較。他認為,中國歷史上,至少在宋代,統治精英對皇帝的限制程度一點不亞于英國貴族對國王的限制,比如士大夫總是強調要皇帝與其“共商國是”,皇帝不能隨意殺士大夫等等,這些都是中國的統治精英對皇帝的限制手段。從某種程度上看,宋代的皇帝也真有點虛君的味道。其實英國并不像中國人想象的那么美好,英國歷史上有很多殘暴的國王極盡專制之事,至少貴族對約翰的約束力量是遠遠不如中國士大夫對皇帝的限制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什么反而英國貴族限制國王的條款后來能變成自由的憲章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西方統治精英之間的差異。中國的統治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較自私、封閉的,因而中國士大夫總是視百姓為洪水猛獸,反復強調只有士大夫才享有與皇帝共商國是的特權,唯有他們自己能輔佐皇帝統治愚民。中國古代復雜的方塊字也可看作是統治精英壟斷文化的一種方式,他們借此獲得對權力的壟斷。可見中國的統治精英們始終想把自己的特權充分保護起來,拒絕將自由擴展到其他的社會階層,而英國卻恰恰相反,大憲章將自由擴展到了幾乎所有人,因而它可以得到其他社會階層的支持,為人民實現自由提供武器。所以大憲章盡管不像我們說的那么神圣,但他也確有自己的意義。聯動效應:飲食結構、敞田制與地方自治的興起
敞田制,即將所有的地分成三大塊,一塊春播,一塊秋播,一塊休耕,并且所有農民的地都分散在春播、秋播、休耕地之中,沒有連成一片。播種時分某塊條田是屬于某位農民的,左邊右邊的地都跟他沒有關系;種的時候地是他的,但休耕之后地又變成了公共牧場。這樣的話,農民之間的合作就會增多,由此莊園法庭的事會就越來越重。為何會出現敞田制這樣的現象?自古以來,歐洲地中海地區是吃小麥面包的,而西北歐是以吃肉食為主的,日耳曼人入侵的一個重要后果就是小麥食用者和肉食食用者的雜居。隨著西北歐的基督教化,小麥面包也在日耳曼人之間普及,西北歐變成了既要吃小麥,又要養牲畜的一片地域。那么怎樣才能做到種小麥的同時蓄養牲畜呢?
日耳曼人此前是單家獨戶居住的,在房屋的周圍種小麥,在小麥區的外圍弄一個柵欄圍起來養牲畜。但是如此效率偏低,因為小麥的肥料需求量非常高,家中肥料不夠,外圍牲畜的糞便又不能加以利用。之后他們將所有農戶的地集中在一起,春播之時種糧食,收獲之后全部打開,進行放牧,秋播之時同理,使得牧場的面積大大增加,并且牲畜直接在地里排便,使土地更加肥沃。當然這也要求農戶們同時放羊同時收割,隨之產生的許多問題會在“莊園法庭”打官司,從而“莊園法庭”成了地方自治的一種機構。莊園法庭是由莊園管家主持的,全體農民包括農奴必須參加,莊園法庭的權力延伸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十三世紀亨利二世將陪審團規范化,莊園法庭也引入了陪審團,至此,不是所有人都參加莊園法庭,而是地方選舉十二個有一定財富和社會地位的代表來參加莊園法庭。
近代莊園瓦解,領主的權力被取締,代之的是國王向地方滲透的勢力,“莊園法庭”勢薄,國王便將眼光投向了“堂區”。堂區即基層的教會單位,而近代國王使其具有行政單位的作用。從十六、十七世紀開始,《濟貧法》頒布,堂區的村民要對本地的窮人負責,他們向窮人征稅,再以發周薪等形式救助窮人。“國家建構時期”漸漸開始,國王的權力越來越多地向地方滲透,導致堂區的權力越來越大。堂區的權力掌握在堂區委員會的手中,其行政權力非常重,有后代學者將其稱為“village parliament”,但其實他的權力覆蓋了征稅、任命堂區官員等方面,比中央的議會的權力大得多。到了近代,英國不僅有基層的地方自治,也有郡一級的地方自治,即“治安法官”,他們往往是地方的紳士精英。中世紀地方最有權力的官員分別是郡的郡長以及地方的伯爵,他們直接聽命于國王。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央權力向地方滲透的的同時,地方郡長的權力反被削弱,權力落到了“治安法官”的手中。由一伙地方精英來進行管理,他們一年開四次會,處理本郡的事務,一方面代表中央來對地方進行統治,同時也代表著地方的利益。有人曾對“英國的地方自治為什么能夠得到發展”這一問題做出分析,認為由于英國是一個中央權力較大的國家,統治者不斷地向地方下達任務,但是由于英國沒有職業官僚,這些任務只能靠地方的精英來自主處理,這就形成了地方自治的傳統,也被稱為“國王統治下的自治”。懷特曾經總結,英國中世紀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國王的公共事務是由不拿薪水的人做的,在地方層面尤其如此。這為近代民主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現代的自治有了可能。“民主”不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只有人民能夠自己處理事務,民主才會能夠真正被實現。民主制度能夠在英國生根,跟英國人能夠自治有很大的關系。
從會議到“議會”
關于英國的代議制,輝格學派認為英國的代議制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的“賢人制度”,但在“賢人制度”之前有一更古老的制度叫做“民會”,它通過參與者的呼聲高低來進行決策。民會是直接民主,在人不多的時候可行,人多了就不可行了。九、十世紀之后,英國政治統一了,統一的王國要把所有人集中在一起開會是不可能的,由此陪審團應運而生。威廉在編寫《末日審判書》時就動用了陪審團,通過陪審團來向政府匯報地方的土地狀況這是基層方面的代議制。
中央層面的議會,國王一方面向議會征求意見,另一方面國王的行動必須經過議會的同意。但后來產生的“大議事會”是貴族參加的會議,沒有地方的代表,真正的全國性議會必須有地方性的代表進入。真正議會的出現是在13世紀,此時地方出現了一批經濟實力強大之人,國王只依靠身邊這樣一群大議事會的人已經很難處理好國事。王室的財產難以維系對整個國家的統治,越來越有必要向普通人征稅,而中世紀并沒有向普通人征稅的傳統,若貿然向地方強行征稅,必定會受到抵抗,故一定要征求地方的同意才能夠征稅。1212年,國王向郡長發出命令,允許將地方的兩個人封為騎士,參加大議事會,共同商量征稅的問題。這樣,才具有了我們現在所說的“議會”的含義。代表是否真的代表著選民的利益,這是當事人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代表的主要任務是將當地的稅率壓到最低,同時也攜帶了許多請愿書,那么應當如何保證代表到了中央之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呢?首先,由大多數選民選出的人,多半是信得過之人;選出的代表,要從選區拿工資,而非從國王處領薪俸,否則就是受賄,議員代表和選區之間建立了一種契約,議員是選區的仆人;代表在議會干了什么,回來之后要清楚交代,尤其關于稅收,是否據理力爭將稅賦減到最少,請愿書是否提出,國王給了什么樣的答復。如果沒有很好的完成,所征之稅超過了選民的預期,那么下一次代表的選舉此人就再難出線了,這對中世紀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來說是奇恥大辱。
從歷史哲學回歸到歷史
輝格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學說都屬于“宏大敘事”,是我們以某種已知概念為基礎再來進行的研究,頗有種“歷史哲學”的味道。今天如果拋開“歷史哲學”,將它作為一個歷史問題來研究的話,我們可以發現,英國的政治跟今天有很多聯系,有些傳統可以追溯到盎格魯-撒克遜時代,但大多數是在中世紀的特定歷史場景中產生的。中世紀形成的很多政治傳統對后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而不是像前蘇聯學者所持的觀點,即為一種斷裂,完全沒有意義,但其意義可能沒有輝格學派說的那么高。從經驗的角度來看,英國中世紀政治制度與現代之間的關系,還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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