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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2015—2016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發展報告(上)
來源: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7/12/9] 瀏覽:

 

2015—2016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發展報告



    2015—2016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者一方面延續傳統的研究領域,運用史論結合的方法研究相關領域的主要問題,一方面繼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和課題,在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對外交流、學術普及、現實關照等多個方面推出了各類成果,表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一、 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發展總體狀況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一直以來,中國學者在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研究方法、學科特點、敘述結構以及專題研究等各個領域堅持唯物史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2016年,由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承擔的教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教材《世界古代史》(上、下冊)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理論和方法研究和敘述古代社會的歷史,將中國史納入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整體;學習借鑒國際學界的最新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獲得了學界較好的評價。


(二)新手段、新資料、新專題


近年來,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發展迅速,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資料、研究專題等多方面已經接近,或者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學科緊跟國際學術發展前沿,研究專題、研究角度不斷擴展。2015年,埃及史、希臘史、羅馬史、歐洲中世紀史等研究領域有多篇成果梳理了學科沿革的歷史,涉及民主政治理論、古典學傳統、西方羅馬史研究動向以及東方化革命等學術問題,分析其研究歷史、方法和脈絡,其中既有對國際學界相關問題的介紹、評述和評論,也有深入的批評、修正甚至否定。2016年中國世界古代史年會的主題是“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長”,分設四個議題:“增長與發展”、“生活與治理”、“交往與網絡”、“記憶與認同”,反映了國際學界的最新研究趨勢,特別是記憶與認同議題獲得廣泛關注。


我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界,特別是希臘史學界和歐洲中世紀史學界對于近幾十年來由“新史學”潮流所引領的思想文化史轉向高度重視。跨學科的、跨領域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古典學者開始運用亞述帝國史料研究古代波斯帝國的體制;神話學、考古學、藝術史和科學史研究者開始涉獵古代兩河流域、古代埃及、古代印度、羅馬文化史的考古和歷史研究,發掘出不少新視角與切入點,也使得某些專題的研究更加深入。比如,在古代西亞史研究領域,古代數學的計數方法、古代蘇美爾的歷史地理學解讀、古代赫梯文獻的傳記特征等研究成果開拓了新的領域。古代埃及史研究中,關于埃及晚期歷史的研究成果更加豐富,研究問題涉及埃及托勒密王權、波斯人對埃及的統治以及經濟制度等比較廣泛的專題。在希臘羅馬史研究領域,古典學在華傳播史受到關注。在中世紀史研究中,長期不為人國內學界了解的中世紀地中海史進入了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


宗教儀式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既有對具體的神祇崇拜活動的研究,也十分注重儀式和節日,通過個案研究探索儀式特征與王權統治、社會管理的關系。歐洲中世紀史學者繼續關注宗教改革、異端運動等問題。另外,家庭史、教育史、大學史、法律史、移民史等研究領域近年來逐漸被越來越的學者關注和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在不斷深化、拓展。


(三)傳統問題研究繼續深入


世界古代中世紀史領域一批傳統歷史問題的研究繼續深入,仍然占據近年來科研成果的大半江山。社會結構、政治體制、軍事制度、經濟問題、經濟社會史、對外關系、思想文化等仍然是研究的熱點。


對于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學界的關注一直在持續。2015-2016年度,眾多學者歸納、總結了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赫梯文明、古代希臘文明、古代朝鮮文明的文明起源和發展的總體特征,對文明和國家起源的理論與名詞進行了解析;歐洲中世紀史學者則就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道路,歐洲文明從中古向近代的過渡與轉型等問題展開討論。


古代社會的結構與體制一直是世界歷史學研究的傳統問題。2015年度,學者們對古代埃及的經濟管理制度、古代希臘的民主制度、日本古代中世紀的結構與體制以及歐洲中世紀國家的政治思想、宗教改革、民族國家等重大問題,都有深入的討論。


對外關系研究不僅的視角不再僅僅關注政治和國際關系,文化交往和貿易活動也被納入研究視野,古代西亞和埃及史研究者研究古代國家的對外戰爭和國際關系問題,研究海上和路上貿易道路和物質和文化的交流;歷史上的中日朝關系、中國文化對日本和朝鮮半島的影響、江戶時代的思想文化和對外關系、中朝邊界等問題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較豐富;歐洲中世紀史學界則重點研究歐洲中世紀國家的海外貿易活動。


在這些傳統問題的研究角度和方法上,學者們力求創新,比如希臘政治史研究更傾向于從“表演文化”、“民主秩序”等新的角度展開思考。


(四)文獻研究水平不斷提高


文獻研究成果不斷增加,在古代西亞史、古代埃及史、古代希臘史等領域,學者們均出版或發表了翻譯自原始文字的文獻和注釋成果,并且有些開始挑戰傳統的西方學者的注釋觀點。這部分成果有的直接在國外期刊雜志上發表,得到了國際學界的關注。史學史研究領域同樣也表現出向傳統觀點發出挑戰的趨勢,中國學者日益擺脫介紹史學名著、著名史家的模式,開始深入分析文本、挖掘作者生平,提出了具有不同于傳統認知的新觀點,這在古代羅馬史、拜占庭史研究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五)古代中世紀史研究關照現實問題


關照現實問題是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者十分重視的研究方向。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是基礎學科,研究者主要從事近代以前世界各地區歷史和文化的研究。但是仍然表現出現實關切,特別關注一些源出于古代和中世紀時期的專題,以及一些可與現實對比,能夠提出參考和借鑒意義的課題。比如,養老問題、社會和國家治理、農業生態、社會公正腐敗現象、資本主義的起源與歐洲社會的轉型、一帶一路的歷史等。


2015年,以大區域開發與治理為核心的研究視角成為焦點,部分研究成果、翻譯成果、立項課題和學術研討會分別就世界歷史上的帝國、早期國家形態與帝國、帝國的統治與管理、全球史視野下的帝國、帝國與城市等問題展開了研究和探討;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和團體開始關注大的研究視野,大區域的治理和發展問題。2015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古代史專業委員會年會的主題之一“古代帝國的建構與維系”,與會學者展開了熱烈討論;部分媒體也專版發表了世界古代史學者的研究成果。這類問題既具有學術價值也具有現實意義。


2016年度研究成果中出現了“治理”、“和諧”、“外交”、“人才”、“養老”、“公共利益”、“一帶一路”等具有當代蘊意的名詞。學者們一方面從當代的視角關照古代社會,一方面從古代歷史研究的角度向當代社會面臨的問題提供參考和借鑒。


(六)學科建設與發展


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領域新老學者一直非常重視學科體系建設。一方面,努力構建完整的學科體系,通過引進國外優秀的通史類和專題類研究成果,提高中國學者的學術見識和學術素養。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會參與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暨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創新項目“《劍橋古代史》《新編劍橋中世紀史》翻譯工程”研究接近尾聲。這套譯著將進一步豐富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的研究和教學資料,推動學科不斷進步。一大批西方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專業領域的學術著作源源不斷地被翻譯引進,大批學者參與到翻譯和引介工作,既提高了自身的學術水平,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深入認識和了解學科知識,使他們成為潛在的未來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研究者。


中外學者合作研究不斷深入。國內外羅馬史學者共同參與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奧維德》翻譯與研究”項目,并舉辦了系列報告會和研討會。上海師范大學與美國迪金森學院合作建設的“迪金森古典學在線”(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數字資源為國內羅馬史學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研究工具。中德赫梯學者共同撰寫完成的《中國赫梯學的歷史》一文在德國發表,國際學界對中國赫梯學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有了系統認識。來自各個領域的國外知名學者紛紛來到中國進行學術訪問,在北京、上海、廣州、長春、西安等地發布學術成果,既增長了中國學者的知識和見聞,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來到中國開展交流和合作研究。


2016年度,中國世界古代史學者與考古界合作,積極參與中國考古界即將在埃及、印度開展的考古工作,舉辦了古代埃及考古系列講座、古代印度考古講座,邀請國內外古代埃及學、印度學者介紹相關國家的歷史和考古狀況,產生了較大影響。


另一方面,各學科領域建設強調更加合理的專業配置,更加突出的專業特色。2015-2016年,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古代近東文明學術研討會”,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的首屆“全國古典學青年論壇”,上海師范大學主辦的“古典學術月”、“古代地中海論壇”等均體現出鮮明的專業特色。


在我國推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與東西方文博界、史學界交流日趨頻繁的大背景下,本年度中國各大博物館同世界多個國家聯合在國內舉辦的古代文明文物巡展十分引人矚目,如中國國家博物館、四川博物院“羅馬尼亞珍寶展”,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天津博物館和山東博物館“永恒之城——古羅馬的輝煌”大型展覽、上海月星環球港博物館“龐貝末日”考古文物展、南京博物院“法老·王——古埃及文明和中國漢代文明的故事”等。這類展覽既有助于國內學者深入學習世界古代史相關知識,也是中國學者向廣大愛好者普及學科知識的良機,有利于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后備人才培養,也滿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需求。


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各個學科領域在2015-2016年表現出各自不同的學科特色。


二、古代西亞史


2015-2016年,中國古代西亞史研究繼續堅持從文獻入手,深化專題研究,關照重大理論問題,注重學科建設和學術普及工作,從古代西亞、古代兩河流域、蘇美爾、巴比倫、亞述、波斯、赫梯等多個文明區域和不同角度深入探討文明發展、政治和管理制度、宗教觀念和活動、社會問題等眾多問題。


(一)學科發展與古代西亞研究


2016年6月24-26日,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古代近東文明會議”匯集了國內目前從事古代西亞歷史文化研究的20余位學者和學生,通過“歷史始于蘇美爾”、“兩河文明與中國”、“個人、家庭與民族身份”、“安納托利亞文明”、“兩河流域經濟與社會”、“兩河流域文化”六個專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所涉及的議題囊括了古代西亞歷史文化研究的各個側面,研究方法覆蓋歷史文獻學、語言學、考古學、自然科學史、宗教學和出版學等多個領域,表現出中國亞述學、赫梯學快速發展,不斷與國際學界接軌的勢頭。


文字和文獻研究是古代西亞史學者研究的重點,也是古代西亞史研究的基礎和前提。吳宇虹等的著作《古代西亞塞姆語和印歐語楔形文字和語言》是楔形文字及其相關語言的語法教材,分別論述楔形文字的文字特征、阿卡德語、赫梯語和烏加里特語的語法特征,可以作為學習楔形文字及其語言的入門工具書。[2]


(二)古代兩河流域歷史文化研究


古代兩河流域地區是早期世界文明誕生之地,以兩河流域為研究對象的成果涉及文明特征、王權觀念、經濟問題、對外物質和文化交流、思想藝術等多個方面。[3]于殿利的著作《人性的啟蒙時代——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藝術與思想》從人性啟蒙的視角審視了古代兩河流域文明的藝術和思想,從不同的角度全面描繪了古代兩河流域文明對人類文明的價值和貢獻;歐陽曉莉從文物分析的角度概括了古代兩河流域王權觀念的嬗變軌跡。宋嬌、李海峰聚焦古代兩河流域文獻中有關土地鹽堿化問題的記錄,指出土地鹽堿化問題是古代兩河流域文明衰亡的一個重要原因。章煜分析了兩河流域學校教育文獻中保存的有關牛的法律條文和規范,指出其表現出古代兩河流域社會法律體系的部落習慣法特征,也應具有規范社會生活的作用。高文寶、吳宇虹研究了古代兩河流域的寧烏爾塔神話,指出該神的特性與古代兩河流域政權的對外擴張和貿易文化交流活動相呼應,反映出古代兩河流域社會的真實生活場景。劉昌玉詳細考證了古代兩河流域文獻中記載的麥路哈的具體位置,指出印度洋與波斯灣的海上貿易活動將古代兩河流域文明與印度河文明聯系起來,是更大范圍的文明交往和物質聯系活動的基礎。


在關注古代兩河流文明發展的總體線索和特征之外,學者們更多地依蘇美爾時期、巴比倫時期、亞述時期以及波斯帝國及之后時期的階段劃分開展古代兩河流域史研究。


蘇美爾時期的研究呈現出文獻研究為主的特征。[4]王獻華的研究集中在古代兩河流域早期歷史階段。他對早期蘇美爾文獻中出現的“蘇美爾”一詞的含義進行了仔細的梳理,指出這個詞匯并非學界所普遍認可的地理概念,它應該是一個文化概念;他仔細分析和研究盧伽爾扎吉西時期的紀年文獻,指出傳統觀點所認為盧伽爾扎吉西與拉伽什城邦的關系存在令人困惑之處,兩河流域早王朝末期城邦之間關系應重新認識;通過解讀阿卡德時期有關出身王室的恩圖女祭司的文獻,他指出阿卡德時期恩圖女祭司已經成為王權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烏爾第三王朝經濟文獻,特別是普茲瑞什達干檔案文獻的研究已經持續多年,每年都有多篇成果發表,并且逐漸細化。吳宇虹、董曉博研究了檔案文獻中é.TUM一詞的具體含義,指出該詞具有特殊用途,將其解釋為“保存檔案泥板的內層特殊容器”有可商榷之處。歐陽曉莉觀察到烏爾第三王朝經濟管理文獻泥板邊緣的一些楔形文字符號,認為這是古代兩河流域文明中使用的六十進制位值計算法的一種變化形式,進而發現了“部分六十進制記數法”。劉健從文明的原生性、開放性和多元性、繼承性等角度探索了蘇美爾文明的基本特征;陳艷麗、吳宇虹研究了蘇美爾人地下世界觀存在的矛盾之處,認為其體現了蘇美爾人思想觀念中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死亡觀與唯心的宗教來生觀的矛盾。晁雪婷、董曉博詳細介紹了烏爾第三王朝貢物調撥中心普茲瑞什達干發現的檔案箱上封泥的類型、特征、封泥文字的書寫內容以及檔案管理人員的情況,同時介紹了相關數據庫網站,具有較高的信息和資料價值。


巴比倫時期的研究從多個角度關注不同專題。[5]陳艷麗、張寶利根據古巴比倫時期馬瑞信件文獻詳細地梳理了兩國聯姻的歷史背景、國際慣例以及迎親的具體日程和所遭遇的各種問題。李海峰研究古巴比倫時期的養老問題,他既注意到古巴比倫社會養老的不同形式,也以女祭司為例進行個案研究。國洪更闡述了漢穆拉比法典的流變過程。亓佩成關注中巴比倫王朝自加喜特人入主后的對外關系,對巴比倫與埃及、亞述、赫梯和埃蘭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亞述時期的研究主要表現出文獻解讀與制度研究并重的特征。[6]陳飛對于亞述王表和亞述—巴比倫同步王表的注釋和解讀結論已經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同。其中,他對亞述—巴比倫同步王表中部分段落進行了重新解釋,結論將可能改變學界公認的亞述與巴比倫國王在位順序和年代。另外,《<亞述王表>譯注》是國內首篇將《亞述王表》譯為漢語的譯本。國洪更依時間線索分別討論了亞述國家從古亞述到中亞述到新亞述時期的文獻種類和主要內容,并分析了這些文獻的史料價值及研究難點。他還從賦役豁免權、宦官、軍事占卜、郵驛制度等多個角度研究了亞述國家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制度:他的著作《亞述賦役制度考略》從行省的農業稅、附屬國的貢賦、對外貿易與關稅、人口與徭役、神靈崇拜與供品征收、賦役的豁免以及財政危機與新增稅負等七個方面詳細探討了亞述歷史發展進程中賦役制度的特點及變化。


(三)安納托利亞古代史和赫梯學研究


安納托利亞歷史和赫梯學研究的范圍比較廣泛,2015-2016年度發表赫梯學成果7篇,涉及學說史回顧、赫梯文明特征、文獻、制度、宗教等多個專題。[7]


由Hanna Roskowska-Mutschler、李政和劉健共同完成的“Hetixue: Zur Geschichte der Hethitologie in China”全面梳理了中國赫梯學建立和發展的歷史,介紹了中國學者的赫梯學研究成果和中國赫梯學發展的現狀,以此紀念德國著名赫梯語言學家JohannisTischler。


李政從赫梯文明的創造者、赫梯人才政策、赫梯傳記文獻特征、鐵列平時期的歷史地位等多個方面進行探討和總結。通過研究赫梯歷史各個古代民族在安納托利亞地區的活動及各種文化證據,指出印歐赫梯人是赫梯文明創造者中的主體,但不是唯一;在赫梯人才引進與使用問題的研究中,他指出古代安納托利亞人才來源廣泛,覆蓋了政治、經濟、軍事、宗教、科學、藝術等各個領域,而且具有連續性,構成古代安納托利亞文明的一個重要特色;他詳細描述了赫梯國王哈吐什里三世寫給巴比倫國王卡達什曼-恩里爾二世的一封書信,指出這類書信中包含的傳記要素為研究這類書信文獻提供了新的視角;另外,李政還深入分析了赫梯歷史上最著名的國王之一鐵列平的政治功績,指出鐵列平對赫梯國家的貢獻體現在王位繼承法、政治思想與制度、外交關系與政策、法律文化以及文獻編撰等各個方面,是赫梯文明大發展的時代。


中國赫梯學者注重制度研究,除李政對于赫梯人才制度和鐵列平時期的制度貢獻研究外,劉健研究了赫梯國家慶典文獻中所記載的基拉姆節日活動,指出這種活動是赫梯王室鞏固統治,彰顯赫梯王權統治的神圣性、正統性和權威性的手段。蔣家瑜梳理了赫梯文獻中記載的各種與流放判罰有關的記錄,探討赫梯國家統治中采用的流放判罰的類型及流放政策,在赫梯國家發展的不同階段發揮的作用及實際效果。


(四)中東局勢與古代西亞晚期史研究


2015年,中東局勢中最引人關注的一個事件是伊斯蘭教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大肆破壞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古代遺址和博物館,摧毀和倒賣了大量珍貴文物。這些遺址和文物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于亞述帝國時期,有鑒于此,部分期刊雜志中刊載了一批介紹亞述帝國遺址、文物和藝術作品的文章。但其中專業學者的成果十分少見,且對于伊斯蘭國摧毀和倒賣文物行為和政策的學術性研究成果也未見到,這一點應該引起古代西亞史學者的注意。


另外,近年來開始有學者和學生嘗試涉獵古代西亞晚期歷史,[8]一些其他專業的學者、學生也開始關注古代西亞歷史的一些專題,從民族文化、考古學、神話學、自然科學史、服裝設計、藝術史等專業角度進行比較專門和深入的探討。古代西亞史學者和各個專業領域的學者進行合作研究將有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古代西亞歷史研究。


三、古代埃及史


近年來,我國的埃及學發展較快,逐漸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注意和重視。2015年6月19—20日,中國第一屆國際埃及學大會在長春舉行,東北師范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主辦了這次會議,來自英、美、阿、埃、中、中國臺灣地區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多位學者與會。學者們不僅對具體學術問題展開研討,也對我國埃及學學科提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


制約我國埃及學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埃及考古學的缺失。2015-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籌劃在埃及開展考古發掘工作,為此,考古所舉辦了系列學術講座,我國埃及學者就埃及學的起源與發展、埃及考古學的歷史與現狀、古埃及人的年代學與宗教觀、古埃及歷史上的某些重要問題等做專題學術報告,產生了良好效果。


2015-2016年度,我國埃及學學者的研究成果涉及原始文獻的譯注和研讀、社會意識和宗教儀式、經濟、政治等多個方面。


(一)文獻和文字研究


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的譯注和研讀是埃及學研究的首要條件。[9]郭丹彤的3卷本著作《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獻譯注》從古埃及大量原始文獻中選擇97篇最具代表性的文獻進行翻譯和注釋,它們不僅涉及到歷史、宗教和文學等各個領域,還集中體現了古埃及文獻的一般面貌。金壽福譯注古埃及重要文獻《亡靈書》,并對其內容和反映的歷史和宗教思想進行了深入解讀。李曉東和李慧雪解讀并注釋了因泰甫石碑銘文,考察了碑文當中很多難以理解的詞匯。


王海利考察了古埃及文字研究中的若干問題。同時注重對古埃及文字符號及其反映的心理認知特點的探討,指出限定符號可以為我們了解古埃及歷史、社會的變遷提供特別的視角,同時也有助于我們了解古埃及人的心理認知特點,深刻理解古埃及文化的內涵。


(二)古埃及研究的傳統問題


王權問題是埃及學研究領域的傳統課題。[10]郭子林根據文獻資料對古埃及王權的制度化進行思考,指出專制王權之所以在新王國時代達到巔峰,主要是因為當時以國王為首的統治階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實現了專制王權具體內容的制度化。


經濟是社會活動的基礎,然而由于古埃及特殊的社會生活方式,關于古埃及經濟活動的史料留存下來的相對較少,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古埃及經濟史的深入研究。[11]金壽福運用波蘭尼的“再分配”理論檢視古代埃及經濟,認為再分配在古代埃及經濟中并非決定性和全國性的機制;古代埃及經濟總體仍處于初始階段,但它含有一些現代經濟因素。郭丹彤研究古埃及人的土地私有化問題和賦稅制度,指出埃及土地的私有化進程發端于國王的饋贈,并通過土地買賣和繼承而不斷深化和加快。她還研究了埃及稅收類型和管理環節以及從實物到貨幣化的發展歷程。袁指揮探討了古埃及人的對內貿易活動,指出國內貿易是古埃及國家主導的再分配經濟的補充,兩者具有某種程度的互補性。


古埃及的對外關系是近年中國埃及學研究的熱點問題。[12]郭丹彤從現有的埃及文獻——奈蘇蒙圖石碑、索白克胡石碑和孟菲斯銘文——以及出土于迦南和埃及兩地的考古資料考察了中王國時期埃及與迦南的關系。她還研究了埃及沙桑克一世在巴勒斯坦的戰斗,認為學界對于這場戰爭的認識存在誤差,沙桑克戰爭的影響極有可能微乎其微。袁指揮探討了阿瑪爾納時代埃及與米坦尼以及與其屬國敘利亞-巴勒斯坦的關系。他認為,阿瑪爾納時代,埃及與米坦尼的關系經歷了從友好到破裂的變化成果,兩國關系的惡化對中東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于埃及和敘利亞-巴勒斯坦屬國的關系,他研究了埃及約束屬國的各種政策和措施以及雙方需要承擔的責任和義務。


近些年,我國學者關于后期埃及歷史的研究比較多。[13]郭子林系統論述了托勒密王朝專制王權的研究史、專制王權形成的背景和演變過程、國王人格的神化、國王的權力、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專制王權運行的保障措施、專制王權的影響和特點等,認為托勒密王朝的專制王權是相比于法老埃及時代更為強化的專制制度,在很多方面體現了自己的特點。郭子林還探討了托勒密王朝時期埃及的社會結構狀況和波斯人對埃及的統治,認為托勒密王朝的社會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社會秩序和維持專制王權統治的作用;波斯人的統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著古埃及傳統的文化認同,為希臘馬其頓人征服和統治埃及奠定了基礎,構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鏈條上的起點。陳恒和李月論述了托勒密埃及油類專營制度的內容、實施原因和效果等,認為限于各種因素的制約,托勒密埃及油類專營制度并未在埃及所有地區切實有效實行。


古埃及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在經歷了新王國的鼎盛之后,逐漸走下坡路,甚至最終成為失落的文明。關于古埃及文明消亡的原因的探討始終是一個重要課題。[14]李曉東教授對新王國時代晚期文獻中一個復興時代的年號進行細致考察,進而對古埃及文明的衰亡問題做出思考。郭子林認為在探討古埃及文明的消亡問題之前,首先應該探討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根本特征,從而才能夠探討清楚古埃及文明的消亡是在哪個方面的消亡。以特殊的文字為載體、以多神崇拜為背景的神圣王權觀念,構成了古埃及人文化觀念的核心。


(三)宗教及儀式研究


宗教深入到古埃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我國學者始終重視對古埃及社會意識和宗教儀式等問題的研討。[15]李曉東考察古埃及人的主導社會意識,認為古代埃及社會主導意識的誕生直接關系到古埃及社會文化的基本面貌及其歷史發展方向,其誕生機制的深層根源在于古代埃及“原史”時期所處的生存壓力性質。郭子林探討了古埃及國王的王位繼承儀式和獻祭儀式,認為埃及法老的登基儀式和加冕儀式成功地將宗教與世俗兩個方面糅合起來,通過儀式場面、象征物、浮雕和銘文,在國王與神祗之間建立起神圣關系,使國王的身份和統治神圣化。它們還在全國范圍內確認了國王的各種權力,強化民族認同、凝聚社會力量,對于維護和延續古埃及王權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認為,古埃及國王的獻祭儀式是集合性儀式,由慶祝戰爭勝利的儀式、日常祭神儀式、日常祭祖儀式和國王神化儀式構成,古埃及三千多年的王權統治的實施和延續在某種程度上得益于這些儀式的不斷展演。南樹華從奧西里斯神的自然屬性和復活永生之神性的角度,考察了奧西里斯神在古代埃及受崇拜的緣由。顏海英關注古埃及人的復活儀式文獻及天文記錄。她指出,古埃及墓葬文獻研究應當充分認識古埃及“儀式文化”的特點,結合考古和圖像資料,以觀念與儀式互動的視角重新解讀《來世之書》等記錄復活儀式的文獻。綜合圖像、銘文、儀式中的多重信息,她還探討了古代信仰與天文觀測的密切關系,說明古代知識具有綜合性特點。黃慶嬌和顏海英從金字塔銘文入手,考察復活儀式與古埃及王權觀念的關系,探討該儀式在古埃及人宗教與現實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王亮和郭丹彤考察古埃及人的神諭審判記錄,認為神諭審判是以祭司操縱為基礎,以維護國家利益為最終目的的一種占卜形式,在埃及歷史發展的各個階段都發揮了特殊的作用。劉金虎和郭丹彤探討古埃及人的托特神崇拜,認為作為埃及最原始的神祇之一,托特神在古埃及多類宗教傳說和儀式中都占據著特殊的地位,是埃及宗教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側面。南樹華和郭丹彤研究托勒密時期的奧西里斯神崇拜問題,認為奧西里斯神崇拜是古埃及文明存續至希臘時期的文化標簽,他的崇拜既是古埃及文明與希臘文明在碰撞中實現融合的結果,也是埃及文明影響希臘文明最顯性的標志。


另外,我國學者還介紹了國內外關于埃及學和具體問題的研究狀況或對相關領域重要論著進行翻譯[16],也闡述了埃及學研究的理論問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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