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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新成、夏繼果:全球史如何解釋現代世界的起源
來源: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7/12/9] 瀏覽:

 2017年11月11日下午,商務印書館與清華大學國家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基地在鄴架軒閱讀體驗書店舉辦了一次讀書沙龍,邀請首師大全球史研究中心主任劉新成教授、歷史學院夏繼果教授,與讀者分享新近出版的《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環境的述說,15-21世紀》(第三版)。劉教授是最早策劃引進這本書的學者,夏教授則是此書第一版、第三版的中譯者。

《現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環境的述說,15-21世紀》是全球史領域一部獨樹一幟的經典,是美國歷史學家馬立博的最新力作。該書自2006年出版以來,廣受學界和讀者的歡迎,不斷修訂再版。據外方出版社的最新統計,在美國有150多個高等院校將它列為教科書和必讀書。該書站在“人類世”的立場上,吸收近年來全球史和環境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徹底打破了關于現代世界歷史的歐洲中心論,用清晰而又簡明的語言構建出一套全球的、環境的現代歷史的圖景,具有很強的智識沖擊力。本文據沙龍速記稿整理、選編,內容有刪節,經嘉賓審讀。

 

劉新成:馬立博是全球史的知名學者。他任職于美國惠蒂爾學院。這是南加州一個很小的學校,學校的歷史很悠久,教學質量比較高,但總體科研水平并不高。這么一所學校的一位歷史老師為什么能寫出一部如此有名的書?這個跟美國大學的教學設計有關。


美國大學不管是學文科的還是理科的,在本科階段一般來講都要修四個歷史學分——美國史2個學分,非美國史2個學分。長期以來,非美國史那2個學分來自“西方文明史”課程。大概從二戰以后,一直到60年代中期,美國高校作為通識教育的歷史學分就是這么構成的。但是從60年代晚期開始,西方文明史這門課逐漸被另一門課所取代,即World History或者Global History。一開始這門課并不被看好,但是經過了15年左右的時間,到90年代中期,這門課程在美國各個大學有了壓倒性的態勢,取代了“西方文明史”,成為越來越多的美國本科生選歷史學分的課程。


2003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在當年美國歷史學會的年會上,就有教授西方文明史的一些高校老師發出抗議:為什么全球史取代西方文明史?由于“全球史”的流行,原本教授西方文明史的老師要重新備課,否則就沒有學生選他的課,他就沒有工作了。通識教育在美國高等教育中的地位變化,隨之帶來了美國歷史教育的變化。而馬立博所在的這所學校,因為它比較早地做了歷史教學的改革,所以成為開拓者。實際上這本書是馬立博的教案,在教案的基礎上逐步完善而成。


我跟馬立博很早就認識。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他曾在首都師范大學做過訪問學者,當時他做明史研究。而我也在惠蒂爾學院做過訪問學者,跟他比較熟悉。2002年底,我去美國再次做訪問學者,那時比較關注全球史,有人向我推薦這本書。我看了以后,覺得書寫得比較好,而且很簡練。但當時自己沒時間做翻譯工作,就將其推薦給了夏老師。夏老師將其翻譯了出來,翻譯得很好。


夏繼果:關于這本書的情況,我做點補充。馬立博寫這本書有這樣一個緣起。1998年在一次會議上,馬立博和加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弗蘭克、彭慕蘭一起聊天,聊到這么一個現象,就是學者們平時做的研究,好像是關在象牙塔里面做研究。學者們的成果要走向課堂,為學生、大眾所了解,往往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弗蘭克就建議,如果哪位學者愿意簡明扼要地把這樣一些新成果介紹給學生,那將是一個非常偉大的舉動。這個想法觸動了馬立博,他開始著手寫這本書。


2002年《現代世界的起源》英文第一版問世。2006年,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英文第二版于2007年出版。就內容來看,第一版只寫到1900年,第二版增加了一章,續寫了接下來的100年,一直寫到2000年。當時商務印書館想翻譯第二版,我也向馬立博要了前面各章的修改,他給我發了一張單子,總共有幾十處修改,所以第二版也沒翻譯。英文第三版于2015年出版。這本書第一版就定位為“全球的、環境的述說”,但是在第一版、第二版中,環境內容是比較少的。第三版全書從頭到尾都有改動,最大的改動就是在各章中增加了環境的內容。所以這一版本的翻譯幾乎是一個全新的翻譯。


這本書就是根據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簡明扼要地來講現代世界的起源。或者說,這是一本根據新成果而編寫的簡明的世界近現代史,它面向的是大學生和受過教育的大眾,這是這本書的定位。這么說來,大家是不是認為這本書僅僅是綜合別人的觀點,而沒有什么創新呢?我想不是的。馬立博有自己的邏輯和思路,通過“全球史”“環境史”的線索把這些內容串起來了,這是他最大的特色。在此基礎上,他建立起了一個基于環境的非西方中心論的闡釋。

 

劉新成:傳統上,歐美學界講世界歷史,通常要突出西方文明。以他們所理解的“文明”、“先進”、“現代化”來排序,這樣就凸顯出西方文明的歷史、西方國家的歷史。雖然課程叫“西方文明史”,但實際上就是西方主要國家的歷史。這樣一種歷史觀,首先在西方后現代思潮面前受到質疑。后現代懷疑這個“標準”,不承認歷史是線性發展的,不承認某些文明或者某些國家比其他一些文明或國家高明。按傳統方式講述的歷史自然就受到質疑。另外,進入全球化時代,全球的很多問題不是靠一個國家就能解決的,而且從一個國家的歷史當中也尋找不到解決當代全球問題的智慧。所以,現實需要也迫使文明史教學的改革轉向。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史(world history/ global history)這門課變得流行起來。


全球史是如何糾正西方文明史的?全球史的講述不再是分國講,甚至也不再分不同文明講,而是把世界看成一個整體,研究其發展歷程。這個細細解釋起來很繁瑣,我今天就講這種方法論的兩個突出特點,或者說是全球史作為一種理解和講述世界史的新視角的兩個特點,即強調互動、強調比較。


通常我們說的“比較”,似乎更著意于找不同。而全球史方法論的“比較”不是要找出差異,而是要找出相同點,比較的是兩者之間的聯系。從“比較”的角度,全球史最典型的著作現在已有中譯本,叫《1688年的全球史》。1688年世界各地都發生了什么?英國有光榮革命,那么,在西歐的其他地區,在東歐、亞洲、非洲、美洲等地方這一年都發生了什么?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聯系,如果有,其共同點在哪里?如果沒有,又是為什么?——這個“比較”,不是要看1688年不同地區發生的事情,孰優孰劣。這種比較史觀是把全球看成一體,不只是做高度宏觀的研究,而是用全球的視角去找全球一體的各個部分之間的共同點,去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系。這種新的比較史觀,是全球史的一個特點。


全球史的另一個特點是強調互動。這個世界確實是分成不同部分的,但是不同的部分絕不是隔絕的。無論是個人、群體或是民族、國家,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定是和其他的人、群體、民族、國家、文明共處的,而且彼此之間有互動。所以,沒有純粹的文明,沒有純粹的民族國家。最重要的是,全球史學家把這種互動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第一動力,這是我們更為熟悉的論點。那么,互動如何成了推動歷史的最終動力呢?這個理念實際上是從人類學中挖掘出來的。人類學特別強調集體記憶,或者叫做集體學習。怎么解釋這個理念呢?有一個極端的說法認為,從聰明程度上說,現代人并不比晚期智人更高明。《人類簡史》中說智人能夠通過土壤的氣味判斷會不會下雨,而且在非常惡劣的自然環境下,智人的生存能力是非常強的,至少比現代人強。之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比智人聰明,是因為經過一代一代的發展,人類不斷積累知識,然后把它傳了下來。積累知識的過程就是集體記憶,這些知識是來自集體的學習,是人與人,進而到團體、族群之間不斷地學習,形成記憶,一代一代傳下來,讓我們覺得我們變得越來越聰明了。這種學習,就是互動,也是它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第一動力的原因。全球史的這種強調互動的講述打破了以前將各個國家、各個文明分開來講的傳統模式。


我們通常認為現代世界起源于西方,說西方有理性傳統、新教精神,或是科技進步,說西方比較早有了商業傳統……總之,是西方文明的種種優勢帶領整個世界走向現代化。而在這本書中,馬立博用全球史觀的方法取得了解釋現代世界起源的突破。中國發生了什么,美洲又發生了什么,它們之間是怎么互相影響的,是怎么互動的。這樣一看,就發現西方文明一點都不高明。西歐之所以領先,是因為某種偶然性,是由于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參與,使西方能夠率先實現現代化。如果沒有亞洲的參與,沒有美洲的參與,西方文明照樣不可能有現代化。這就是馬立博利用全球史的分析方法形成的一種新解釋。

 

夏繼果:如劉教授所說,傳統對于現代世界的解釋是基于歐洲中心論的,它認為歐洲有一些天然的、優越的文化基因,由于這些基因,歐洲的現代化就自然地發生了。進一步往前追溯,可以從希臘、羅馬講到基督教,再到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這樣一個漫長的西方興起的過程,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論的闡釋。


馬立博提出“全球的”“環境的”闡釋,他的邏輯是什么?西方中心論認為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發現,是現代世界的起點。而在馬立博看來,如果要探討現代世界的源頭,應當把視野放寬,把地理大發現得以展開的國際背景揭示出來。馬立博將視野放寬到亞歐非這樣一個廣闊的地區,時間往前提到了1400年。于是,看到的東西就多了,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洋貿易體系。根據著名的印度洋史家喬杜里的研究成果,印度洋貿易體系大概開始于公元650年,也就是和唐朝興起、伊斯蘭教興起大致差不多的時間。在印度洋貿易體系中,最初唱主角的是阿拉伯人。從公元1000年開始,中國商人積極地融入進去,比如鄭和下西洋,這也是印度洋體系運行的內容。書中還分析到印度洋貿易體系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沒有一個強權試圖控制它,整個體系的運行不是武裝貿易,是和平的,連港口都不設防。


在印度洋體系運轉的漫長過程中,唱主角的是印度、中國和阿拉伯的商人。這期間,世界經濟的引擎也在這個地區。基于這樣的背景,歐洲人出場了。歐洲人之所以有地理大發現,是因為他們想與這個地區開展貿易,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在地理大發現的過程中,哥倫布誤打誤撞到了美洲,本來是要找黃金,結果在美洲找到了白銀。這時中國明朝實行銀本位制,于是,美洲的白銀派上了用場,歐洲人通過美洲的白銀擠上了亞洲的經濟列車。這是1400到1800年世界歷史的運轉狀況。


到1800年,同亞洲相比,歐洲還是處于一個落后的狀態。歐洲超越亞洲,并拉開二者經濟差距的原因,馬立博認為核心的環節是始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如何看待工業革命,是歐洲科學和理性精神順理成章的結果嗎?馬立博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主要強調便利的煤炭、廣闊的美洲殖民地、政府的扶持這樣一些因素。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原發性的,歐美等其他國家的工業革命則是效仿英國,有了英國這樣一個成功的模式,其他國家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之下直接實現了工業化。之后,歐洲和美國就開始大踏步地走向了發展之路。

 

在西方興起的過程中,其實還有一些因素使西方的工業化免遭夭折的命運。在19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出現了經濟蕭條,正是從鴉片貿易中獲得的收入使工業化度過了困難的階段。歐洲為什么能夠進一步地走向全球?工業化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此之前,英國海軍主要使用木制帆船,鴉片戰爭中,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東印度公司和利物浦簽訂合同生產鐵船,第一艘蒸汽動力的鐵船“復仇女神號”就問世了,并用在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這種鐵船體積比較小,吃水比較淺,而且能夠逆風逆流航行。在一些航行條件不那么好的河道里,它是暢通無阻的,破壞力、殺傷力很強。靠著這樣一些手段,歐洲進一步興起。不巧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亞非拉廣大地區在19世紀后期遭到了厄爾尼諾現象的打擊——這次厄爾尼諾現象是500年來最嚴重的一次。綜合這些因素,工業革命之后,西方一步步地走向強大。


本書的最后一章,也就是作者在第二版續寫的部分,是講20世紀的歷史,包括兩次世界大戰、30年代的大蕭條(作者稱為“三十年危機”),以及接下來的冷戰時期等。但是,在馬立博看來,20世紀最大的變化不是兩次大戰,而是氮肥的發明和生產。他說生命離不開氮,植物的光合作用離不開氮,如果沒有氮就不會有生命。在“舊生物體制”下,因為氮的束縛,人口增長和發展受到局限。有學者推測,即便把“舊生物體制”下各方面的因素都利用起來,全球最多也只能養活28億人。但是20世紀初的哈勃—波什合成氨法使人類能夠生產氮肥,人類的命運由此發生了巨大的改變,這就是作者在這一章中提到的“大轉折”。所謂“大轉折”是說人口增長發生了重大變化。這里有一組重要的數字。在1900年的時候,世界人口是16億人,到2000年就增長到了62億,2010年到了73億。


馬立博說在20世紀后期,一個重要的現象是亞洲開始興起。他用的一個詞叫“原畫再現”。比如說18世紀亞洲有繁榮的農業帝國,但是后來西方興起的畫面,把亞洲的這個畫面蓋住了,那么,現在東亞又興起了,這是原畫再現嗎?馬立博對此持謹慎態度。他說即使是亞洲興起了,也不可能是傳統的那種亞洲農業帝國的再現,因為現代化的密碼都已經被歐美揭示了,現在也是沿著這條路在繼續往前走。但是美國以耗費大量的資源為代價的現代化,是不是亞洲國家再興起的一個支柱呢?這個值得思考。


這本書給我的啟示是,它講了一個不同的現代世界起源的故事,讓我們了解到西方在興起過程中獲得財富、權力和特權的偶然性。而在這個歷史進程中,那些沒有得到好處、沒有率先發展的起來的人應振作起來,相信未來新的機遇會垂青他們。我想這是思考歷史對于認識現實的幫助。

 

夏繼果:這本書第16頁提到一個概念叫“偶合”。馬立博說當好幾個原本各自發展的事件碰到一起,并相互影響的時候,歷史的偶合便出現了,對人類歷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像這樣一句話在書里面出現了幾次。這個詞的英文是conjuncture,我在翻譯的時候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中文中有“偶合”,也有“耦合”,那么應該用哪一個?最后選擇了“偶合”。


如何解讀這個“偶合”呢?我想通過這樣幾個例子來說明。比如講到黑死病的傳播、肆虐。根據2013年最新研究成果,黑死病起源于青藏高原,當時蒙古人在整個歐亞大陸行動活躍,于是,蒙古人在整個亞歐大草原從東往西把黑死病帶到了黑海沿岸。而此時又是地中海地區的商人們比較活躍的時候,在黑海沿岸做貿易的熱那亞商人就碰到了這樣一些染病的蒙古人,也碰到了一些染病的耗子。這些病毒攜帶者和耗子跟著熱那亞的商船沿著地中海從東往西,來到意大利,黑死病開始在歐洲傳播。馬立博又說,在黑死病傳播之前,歐洲人口膨脹,而且當地的老鼠和人密集地生活在一起,環境狀況、衛生狀況都比較糟糕,這些狀況綜合起來便利了黑死病在歐洲的廣泛傳播。


在講到英國工業革命的時候,馬立博進一步地強調“偶合”。工業革命中的“偶合”體現在,比如說美洲有一個廣闊的殖民地,可以提供原材料,可以傾銷英國當時比較低劣的棉紡織品。為什么說低劣?因為當時印度的棉紡織品的質量、色澤要比英國的強多了,英國產品沒有競爭優勢。但是這個時候,印第安人大面積死亡,取而代之的是,非洲黑奴到了美洲,這些黑奴需要穿衣,所以英國廉價的棉紡織品就到了美洲傾銷。而在歐洲,西班牙本來要建立帝國——15、16世紀的西班牙建立帝國,在歐洲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但是西班牙失敗了,這導致了歐洲民族國家的興起。而民族國家在英國工業化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馬立博認為這也是一個偶然。剛才提到了英國便利的煤炭開采,因為便利,因為靠近倫敦,靠近需要它的地方,所以比較廉價,足以使得最初比較低劣的那樣一些蒸汽機不至于被淘汰。另一個偶然因素是,在印度,正好在這個時期,莫臥兒帝國開始衰落,便于英國把它的殖民勢力進一步地往南亞次大陸擴張。所以這樣一些因素偶合在一起,而導致了英國的工業革命。


這就是這本書里面強調的幾個明顯的歷史偶合。這樣一些全球進程碰到一起產生了巨大的作用,這大概是馬立博這本書中“全球”線索的主要內容。劉老師在這方面非常擅長,您可以談一談。


劉新成:偶然說或者偶合說,是典型的全球史學家的思維。全球史學家,首先他們比較呼應后現代主義,否定規律,不承認歷史有發展的規律,更不承認有所謂的真理。他們認為一切發生都是偶然的,這是我們讀全球史學家著作的時候要注意的第一點。第二點,全球史學家也是要有學術創新的,所以他們一定要顛覆原來的傳統思維。我們讀書的時候要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是有意識地去挑戰陳說。那么,全球史學家的“新說”是不是就是真理呢?也不一定。比如,尼爾•弗格森的《帝國》《文明》,這是公開為西方文明繼續辯護的著作,你也不能認為他說的就沒有道理。弗格森認為西方能夠起飛,是因為有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民主化、管理的科層化、教育的理性化等等這些東西。我們在做現代化研究的時候,是不是確實不能缺少這些?所以我看全球史的研究,一開始確實很受震動,覺得他們開啟了一個新的思維,說的確實有道理。但是慢慢地我就想,西方在起飛階段經歷的文藝復興、啟蒙運動這些方面,在推動歐洲率先實現現代化進程中究竟是不是就沒有作用?根據全球史學家的看法,西方的起飛純屬偶然,西方文明在這個歷史進程中沒有任何優勢可言,是這樣嗎?

 

夏繼果:其實在翻譯第一版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個問題好像沒有說明白,所以挺期待第三版的。但第三版最大的變化是在環境方面。就像您說的,傳統解釋認為,歐洲有一些先進的文化基因,但這本書中更強調歷史的偶然性。怎么解釋這個問題,目前這本書確實存在這樣一個缺陷,這個問題肯定是繞不過去的。


提一下書中另外一個詞可能更便于理解這一點,這個詞是contingency。在翻譯的時候這個詞最費腦筋,其英文解釋是,某種東西真正的發生,是另外一種什么東西所造成的結果。“偶然性”是否能涵蓋它的意思?


劉新成:不是自然的一個因果關系,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


夏繼果:有人建議翻譯成“權變性”,這個“權變性”比“偶然性”可能更清楚一些。但是這本書中contingency出現的頻率太高了,考慮整個行文的流暢,用“權變性”的話不好表述。再一個,這里強調的“偶然性”,我想也有“權變性”的意思在里面。傳統史學構建起諸如“國家”“文明”這樣的研究單位,把這些單位看成一個個的實體,忽視其與外部的聯系,這是一種“容器”式的史學思維。在這種思維之下,地理范圍是圈定的,時間是垂直的,因果關系就只能在圈圍的單位中發現,所以一切似乎都是必然的。比如說就英國看英國,可能更多看到的是歷史的必然性。但是如果在全球視野中看英國,我們看到的就不一樣了。英國工業革命實為多種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充滿了偶然性。歷史上其實存在過無數次類似的“興起”,如“羅馬帝國的興起”“阿拉伯帝國的興起”“蒙古帝國的興起”,外部的偶然因素在其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現在經常用的一個詞“戰略機遇”,大概也是這個意思。從某一研究對象的角度出發,這種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理解也許是合理的。但是辯證地說,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所謂偶然和必然都是相對的,各種歷史發展都是全球進程的必然結果。


劉新成:我理解你的意思,contingency也可以這樣理解。我主要想說,看全球史的研究,要注意到,他們也就是一家之言。我個人認為,中國讀者長期受到的基礎教育訓練,往往認為哪個對,哪個錯。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學術的發展都是在懷疑當中不斷地去探索,我覺得真理至少不是那么容易能認識到的。所以要對照著看,全球史的東西很新穎,很抓人眼球,而且它結合現實。我們需要了解全球史觀是怎么審視這個世界的,但是千萬不要認為,全球史說的都是對的。過去的認識盡管現在不常提了,但并不一定意味著它是錯的。所以我覺得,還是要對照著看,要了解舊的學說是什么,才知道新的學說為什么會出現,它主要是沖著舊的學說的哪一點去的。正是因為它沖著一點而去,所以它可能有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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