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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2015—2016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發展報告(中)
來源: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7/12/9] 瀏覽:

 四、古代希臘史


2015-2016年,國內古代希臘史研究既體現出傳統研究課題研究繼續深入的特點,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等方面也表現出新趨勢,反映了我國本領域學者對國際學界前沿問題的密切關注,也反映了學者們將跨學科的理論方法應用于希臘史研究中的濃厚興趣。在“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長——中國世界古代史2016年會”提交的希臘史方向論文中,以“記憶與認同”主題的論文數量為最,體現了我國希臘史學界對于近幾十年來由“新史學”潮流所引領的思想文化史轉向的重視。即使是傳統上占據優勢地位的政治史研究,學者們也更傾向于從一些新的角度去展開思考,如“表演文化”、民主秩序“等等。


2015-2016年,學者們從學說史、文獻解讀、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各個領域和專題總結和研究希臘歷史發展的特征。


(一)學說史研究


2015-2016年度,希臘學術史仍然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其中既包括對希臘史宏觀研究角度的思考,也有對具體研究領域的引介分析。[18]晏紹祥對《劍橋古代史》第6卷進行了剖析,從中看到了西方學界在撰寫公元前4世紀古典世界歷史時出現的一些新趨勢。徐曉旭梳理了自19世紀以來國內外學界對于希臘—蠻族二元對立的認識與研究,指出在這一研究領域,希臘人和蠻族構成了“一對不斷被修改的畫像”,反映了時代變遷以及學者們著眼點的變化。吳曉群研究了20世紀下半葉西方學者在希羅多德研究中所呈現出的兩種研究路徑,二者都是在后現代理論沖擊下做出的或順應或抗辨的回應,有必要相互借鑒。呂厚量對古波斯史料學予以關注,指出二戰后當代西方的古波斯史料學產生并得到相當發展,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我國學者應當利用自身的優勢,在這一研究領域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他還關注到近年亞述學、考古學的相關前沿成果所帶來的觀點上的變化。這些成果基本推翻了以雅典尼烏斯為主的希臘史料中對波斯帝國宮廷宴飲場景的負面描寫。“東方化革命”是近二三十年以來西方古希臘史學界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李永斌梳理了這一概念的興起過程,認為它的提出和影響的擴大其實是“東方化”和“東方化時代”這兩個話題的延續和擴展。“東方化革命”這一概念是一個以現代術語來表述古希臘社會歷史發展特定階段的概念,中國學界在使用這個概念時,還應該從基本史料和文獻出發,在對希臘與東方世界的聯系做出更具體的研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構建出宏觀的歷史框架。邢穎對一個多世紀以來古典學界研究古希臘宗教的主要路徑進行了梳理,指出其先后經歷的儀式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和城邦宗教范式這三個階段,由此反映出希臘宗教研究在近二三十年所呈現出的新趨勢。


(二)文獻和文本分析及研究


2015-2016年度,希臘史研究領域有多篇論文立足于對古典文獻本身的研究分析,這也充分體現了我國學界對該領域研究的日益深入。


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仍然是文本分析和研究的重點。[19]白春曉《苦難與偉大——修昔底德視野中的人類處境》針對修昔底德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進行文本分析,揭示出“苦難”是這位古希臘史家用以評判“偉大”的主要標準,它影響了修昔底德對人類歷史處境的看法和他的寫作。彭磊分析了修昔底德史書中有關雅典帝國主義的問題,指出在修昔底德看來,雅典帝國主義的崛起是戰爭爆發最真實的原因,西西里遠征和米洛斯對話時則是雅典帝國主義的巔峰。李艷輝研究了兩則被修昔底德所忽略的既敏感又重要的事件,即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卡利諾斯“麥加拉禁令”。


演說辭文獻也是國內學者近年關注的重點文獻。[20]李尚君的《“演說舞臺”上的雅典民主:德謨斯提尼的演說表演與民眾的政治認知》將雅典政治演說作為一種以交流為目的的公共表演行為,通過在特定演說場合的語境中分析演說的修辭策略,考察了政治家的演說表演對民眾政治認知的影響作用。何珵分析了伊索克拉底《泛希臘集會演說辭》中“領導權問題”矛盾論述出現的原因,指出伊索克拉底在演說辭中所采用的話語策略,是斯巴達在當時所擁有的權威以及作者自身對雅典霸權的呼吁調和的結果。


另外,學者們也對眾多希臘文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譯注和解讀。[21]楊共樂重點研究了亞里士多德《詩論》中的íστορíα一詞,指出該詞并非普遍意義上的古代希臘歷史學,而具有具體意義,也就是希羅多德所創作的歷史學。陰元濤等對《雅典胞族法令》石刻銘文進行了譯注,指出它是解讀雅典胞族組織最為重要的文獻證據。徐松巖等探討了色諾芬的《雅典政制》的史料價值,認為其對于研究雅典政治狀況、原提洛同盟“盟邦”與雅典的關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實質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劉軍、崔國強對《奧勒比亞金銀幣出入境法令》做了譯注,指出這是研究奧勒比亞經濟和貨幣發展的重要史料。師學良選擇了柏拉圖《法律篇》第九卷中的一些條文進行翻譯,以促進學界對柏拉圖刑罰(刑法)理念的了解。


(三)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的研究一直是國內古希臘史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中城邦問題又得到最廣泛的關注。[22]黃洋分析了希臘城邦政治與西方法治傳統的關聯,認為西方法治傳統肇始于希臘城邦制度。現代民主制和古希臘民主制存在一些根本性不同,它繼承了希臘民主制和羅馬共和制共同具有的法治傳統。晏紹祥根據最新考古發掘資料,發現了黑暗時代共同體在社會及政治組織上所表現出的與邁錫尼世界迥然不同的特征,進而提出荷馬筆下的原始城邦應當發端自黑暗時代的新式共同體;另外,他通過對小亞細亞米利都與波斯關系的研究探討等地方共同體在專制帝國中的地位;他關注到古希臘城邦政治中的賄賂現象,認為希臘城邦的政治文化和制度環境使得賄賂很難有生存的空間。孫左華分析了重裝步兵和方陣的出現對于古希臘民主制誕生的重要作用。


雅典城邦由于占有史料優勢,一直在古希臘史研究中占據著無可撼動的地位,對于雅典城邦的研究不僅仍然側重于從各個方面看待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也開拓出眾多新領域和新視角。[23]徐松巖研究了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政壇最重要、最關鍵的人物之一——塞拉麥涅斯,探索其政治政策及影響。他還關注了古代雅典的發展道路問題以及雅典隨著國家版圖和規模的擴大而出現的國家機構方面的變化。李立華分析了雅典傳說中的早期國王提秀斯的古典形象與原始形象的巨大差異,指出這種差異正是古典作家有意改造的結果。王志超探討了雅典“蠱惑家”形象的起源及其本質,指出“蠱惑家”是雅典政治精英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既得到權力又受到遏制的典型形象,因此應該受到客觀、歷史地看待。漆程成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視角對雅典民主進行了反思。韓向臣對雅典的公民權問題進行了考察,認為雅典的公民權建立在公共意識的政治氛圍之中,這樣的公民權在某些時候已經背離了自由,轉向了奴役。趙青青考察了修昔底德對雅典民主政治的態度,認為修昔底德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他所追求的是整個雅典城邦的利益和安全。石慶波以雅典為例考察了希臘城邦的“和諧”觀念,指出希臘人以“秩序”、“比例”和“多樣性統一”為基本內涵的“和諧”觀念,深刻影響了其政治思想和政治實踐。


(四)經濟史研究


在希臘經濟史研究領域,[24]朱益民從希臘著名的阿爾戈英雄遠征的神話故事入手,結合一些描寫了科爾基斯金屬生產情況的古代史料,探討了科爾基斯作為東部黑海一個金屬制造中心在古希臘世界貿易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畢會成、楊鵬飛則從經濟角度出發,將伯羅奔尼撒戰爭定性為古典歷史條件下的一場商業戰爭。作者通過對戰爭的分析指出,伯羅奔尼撒戰爭符合商業戰爭的一般性界定,同時,糧食供應市場在戰略爭奪中的核心地位、奴隸貿易以及工商業集團對戰爭的親身參與和直接推動這三方面則構成了其與現代戰爭不同的古典戰爭特點。


(五)宗教文化和思想觀念研究


近年來,多位學者將目光轉向對希臘宗教文化的研究,成果豐碩。[25]吳曉群憑借古典文獻及圖像學的資料,通過對古代希臘式哀哭的種種儀式化規定的還原,對近十年來西方古典學界將希臘婦女的哀哭籠統視為一種“危險的聲音”提出不同意見。王大慶探討了古希臘體育競技中的裸體習俗,認為這是一種為希臘人廣泛接受的社會習俗,也承載著希臘人很多的人生理想,并通過宗教、社會、政治、倫理、哲學和審美等多個維度體現出來。魏鳳蓮分析了狄奧尼索斯崇拜與雅典民主政治的關系,認為狄奧尼索斯崇拜具有消融社會等級界限、增強社會成員凝聚力性的功能,在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過程中弱化了平民和貴族之間的矛盾,對塑造雅典民主政治的意識發揮了積極作用。她還系統分析了宗教禮儀制度在雅典城邦中的作用,指出古希臘的宗教禮儀制度的作用在于促進機體之間的情感交流與融合。崔夢等研究了西西里遠征前雅典發生的赫爾墨斯神像破壞案,指出雅典對此事的處理及民眾情緒的變化反映出宗教在雅典社會中的重要作用。李永斌探討了古希臘人對醫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的崇拜,指出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反映了古希臘人對健康的追求,反映了他們珍惜生命、遠離災病的愿望,體現了古希臘人精神需求和現實需求的變化。王志鵬考察了古希臘的節日立法與農業生產的關系問題。張卨研究了古希臘人的生活觀及消費理念。


(六)民族認同研究


古希臘人對自我和他者認同的問題是近年學界研究的重點。[26]魏孝稷所著《互動與認同:古典時期中國與希臘族群認同的比較》一書以上古中國和希臘為研究中心,討論了兩大族群在公元前8世紀至前5世紀所經歷的認同變遷,華夏國家和希臘不同的認識自我和他者關系的思維方式,為中華文明和希臘—西方文明帶來不同的文化遺產。徐曉旭介紹了一種新的“文化選擇”模式來解釋希臘化世界身份認同尤其是族群認同建構與文化互動的關系,對發生在希臘化時代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幾段希臘人和非希臘人族群認同的“小歷史”的書寫證明了“文化選擇”模式的合理性。李淵則介紹了從古典之前直至希臘化各個時期希臘人認識自我與異族的觀念。


(七)希臘化研究

近年來從事希臘化研究的學者隊伍日益壯大,希臘化時期的多方面問題都得到關注。[27]伯里在中國發表了《希臘化時代和文明史》一文,認為希臘化時代一直沒有得到學者公正的對待。他在文中列舉了希臘化時期各方面的偉大成就,肯定了希臘化時代在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意義,進而賦予了其重要的歷史地位。崔麗娜研究了希臘化時代的經濟,認為期間的經濟交流互動大大超過從前,為研究古代文明的交流互動提供了一個案例。毛丹等利用中、西方古代一手史料,從風帆起源研究及相關理論入手,考察了希臘化晚期至羅馬帝國初年風帆與海船技術由地中海向印度乃至中國沿海緩慢“東漸”的情況,并解釋了它為何在中國激起的反響僅有風帆的產生而未導致海船興盛的原因。


(八)希臘文明特征及中西比較研究[28]


易寧、祝宏俊、王大慶等撰寫了《古代希臘文明》介紹從遠古時期直至希臘化時代的希臘歷史,反映了希臘文明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發展狀況和特點,從總體上總結了希臘文明的發展脈絡和特征。由上海博物館主編的《博物館與古希臘文明》對雅典國家考古博物館、雅典衛城博物館、大英博物館等諸多館藏古希臘文物的博物館進行介紹,也從多個角度闡釋了古希臘文明的特征,呈現出了古希臘文明的多維性。


在具體研究中,徐松巖考察了古希臘早期居民皮拉斯基人與之后來到希臘半島的希臘人之間的關系,指出古希臘文化實際是希臘人與皮拉斯基人共同創造出的一種新文化。張麗霞分析了古希臘人的城邦情結對于希臘文明的影響,認為它一方面提供了希臘文明的繁榮的動力,但另一方面也產生出狹隘的城邦認同,阻礙古希臘民族走向統一。


希臘史領域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成果是在中西比較領域,近年在古代史研究中重新受到關注的中西比較在此不僅是一種視野,而且成為考察具體問題的又一維度,表現了學者們在理論和方法上的求新意識。黃洋在2016年世界古代史年會上做了題為“希臘和中國早期蠻族觀念的形成與族群認同”的主題報告,報告對西方學者在研究希臘族群認同中的從“聚合型認同”到“對立型認同”的線性發展規律提出質疑,認為史料相對更為充分的古代中國華夏認同和蠻族觀的形成過程或許可以作為希臘史相關研究的一個佐證。李淵比較了古希臘人與先秦華夏人異族觀念的異同,兩種不同的族群觀念對兩國歷史具有深遠影響。


除上述專著論文以外,本年度還有多部重要西方學者的專著在國內翻譯出版,[29]涉及希臘歷史、宗教、政治、科學等多個學科領域。


五、古代羅馬史


2015-2016年,中國古代羅馬史研究表現出積極進行學科建設、學術活動豐富多彩、研究課題和角度多樣、兼顧傳統與新興領域的特點。


(一)學科建設與學術活動


近年來,隨著一批或具有海外留學背景、或在國內老一輩羅馬史學家系統指導下成長起來的青年學者加入國內羅馬史學界的科研隊伍,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接近西方羅馬史研究前沿。2015-2016年4月,西南大學古典文明研究所先后主辦了“全國首屆古典學高層論壇”和首屆“全國古典學青年論壇”;2015年6月,由光啟國際學者中心主辦,美國迪金森學院協辦的“古典學學術月活動”在上海師范大學舉辦;2015年9月19-20日,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2015年學術年會在上海大學召開;2016年9月17-18日,以“古代世界的生成和成長”為主題的“中國世界古代史2016年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召開。在這些會議和學術活動中,國內古代羅馬史學者就廣泛的議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另外,中國世界古代史學者邀請歐美著名羅馬史學者在上海、北京各大高校與研究所巡回講學。上海師范大學與美國迪金森學院合作建設的“迪金森古典學在線”(Dickinson Classics Online)數字資源也為國內羅馬史學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十分便利的研究工具。這些對外交流活動使得國內的羅馬史科研工作者具備了前所未有的、同古羅馬史學術前沿與古典學數字資源近距離接觸的便利條件。


在我國推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與東西方文博界、史學界交流日趨頻繁的大背景下,中國內各大博物館同意大利、羅馬尼亞等國聯合在國內舉辦的古羅馬一流文物巡展十分引人矚目。


在學術研究中,中國古代羅馬史研究者從學說史、文獻解讀和分析以及政治制度史、經濟社會史、跨領域研究等多個領域和角度開展研究。


(二)學說史


近年來,國內學界對西方羅馬研究學術史給予了高度關注,圍繞西方羅馬史研究的起源、歷程和前沿動向展開了熱烈、深入且富有新意的討論。


當代西方學界對羅馬帝國主義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國內學者們的普遍關注。[30]晏紹祥介紹了西方學界關于羅馬共和國帝國主義擴張動力的研究現狀與理論建樹。馮定雄、徐進偉評析了西方古典學界關于羅馬帝國“大戰略”理論的爭鳴意見。王翹、徐家玲對羅馬-拜占庭邊疆史學研究的發展歷程進行了概念史梳理。


2016年,羅納德·塞姆《羅馬革命》中譯本出版引發了國內學術界對塞姆史學特色的關注與討論。[31]郭小凌介紹了塞姆運用“群體傳記學”研究法對傳統羅馬共和晚期史研究進行的創新;晏紹祥對《羅馬革命》的寫作背景與特色進行了全面介紹,并對塞姆本人學術思想中的缺陷與矛盾性提出了批評;杜廷廣對《羅馬革命》的悲觀基調與刻薄風格做出了分析;呂厚量對《羅馬革命》中的西塞羅負面形象與作者塞姆的政治批判史觀進行了解讀。


一些古代羅馬史著名學者的著作以及一些傳統爭論問題得到學者的普遍關注。[32]金壽福討論了羅馬史學者蒙森在德國古典學學科建設中發揮的巨大作用。宋立宏的《羅馬與耶路撒冷》收錄了作者多年來在羅馬史領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大多涉及羅馬及其東部領土研究中的各類問題。他還對安東尼·伯利的學術名著《哈德良:躁動不安的皇帝》進行了述評。康凱圍繞“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這一充滿爭議的學術命題的來龍去脈展開評述。馮定雄對19世紀以來、特別是二戰后西方學界的羅馬邊疆研究史進行了系統梳理。武曉陽比較了庫爾提烏斯和阿里安兩位羅馬帝國時代史家對亞歷山大大帝的歷史評價。張岸介紹了格蘭特的名著《羅馬史》。張弢對國內包括羅馬史領域在內的古典學研究中探究學術譯名、鉆研原始文獻和梳理西方學術史的三大動向進行了概括。


除西方古典學術史外,古典學在華傳播史這一相對冷僻、但富于原創性的領域也引起注意。[33]陳德正、胡其柱對西方傳教士在華編撰的文章、刊物及其譯介的世界通史類著作中的古典學知識進行了系統梳理。于穎對古典學在中國學術界傳播的歷史與現狀進行了描述。


(三)文獻解讀


古代羅馬史文獻研究的突出特點是從文本出發分析和解讀古典作家作品的史學價值和意義。[34]林中澤認為優西比烏斯《君士坦丁傳》中作者對君士坦丁的吹捧是一種信仰本能,并不能據此認為這部傳記必然屬于獻媚之作。夏洞奇為基督教史家奧羅修斯的史學成就進行了辯護。康凱對約爾達尼斯的撰史意圖進行了剖析。張元偉對普魯塔克著作的分類與命名傳統進行了梳理。劉衍剛對阿米亞努斯史著中關于斯特拉斯堡戰役的相關記載進行了整理、譯注和研究。倪滕達結合后現代主義的視角對肇始于希臘羅馬史學理論著述的反修辭學傳統進行了重新思考。董曉佳、劉榕榕研究了阿庇安《羅馬史》的敘述主線和對內戰危機的原因解釋等問題。呂厚量分析了猶太裔羅馬史家約瑟福斯歷史觀中的矛盾及其社會背景,并分析了奧林匹亞競技文化在波桑尼阿斯作品中的重構。岳成對賀拉斯詩作中的史學信息做出了解讀。武曉陽對斯特拉波《地理學》的史料來源做了系統分類梳理。華陽、王延超對波桑尼阿斯著作的創作背景與基本特色進行了初探。肖麗對《尤利烏斯-母神殖民城法令》這篇對于研究羅馬海外殖民與愷撒施政思想具有重要意義的史料進行了譯注。


在羅馬文學翻譯史與翻譯理論研究方面,[35]王崧珍從“翻譯文化效應”的視角對從西塞羅到奧古斯丁的羅馬翻譯思想進行了梳理。鮑彥、王薇對李維烏斯翻譯《奧德賽》時采用的“糅合法”及其在羅馬文學史上的深遠影響進行了論述。劉芳在文化研究學派的啟發下對西塞羅在不同歷史語境下采用的翻譯策略進行了具體辨析。


(四)政治軍事史


在傳統政治軍事史領域中,羅馬政治體制仍是學者們普遍關注的焦點。[36]一方面,羅馬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制度受到普遍關注,劉小青認為羅馬共和后期反選舉舞弊斗爭的失敗對中央政治運作與地方行省管理同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害,從而加速了共和國的衰落;她還分析了共和晚期政治暴力泛濫現象背后復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楊俊明解讀了龐培在羅馬共和末期派系斗爭中的地位。此外,羅馬共和時期的執政官、專政官、監察官、公民大會以及混合政制等問題也有所探索。


羅馬帝國的政治制度是古代羅馬史研究的另外一個焦點。[37]何立波的《羅馬帝國元首制研究——以弗拉維王朝為中心》對弗拉維王朝時期的元首政治經濟職能、官僚體制與后期元首制危機等內容進行了深入論述,他還分析了帝國前期元老院和元首立法角色的轉變,認為元首立法權開始超越元老院的具體時間點為公元2世紀20-30年代。宮秀華對奧古斯都作為元首享有的“第一發言權”、最高統治權、“祖國之父”尊號與軍事統帥權進行了論述。羅三洋的《羅馬的黑人皇帝》對羅馬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皇帝馬克里努斯的統治進行了扎實研究。


軍事史研究更加聚焦帝國晚期,[38]董曉佳從晚期羅馬帝國的軍事防御體系角度剖析了君士坦丁堡對地中海世界政治格局演變的深刻影響。許禮捷聚焦哈德良時期軍事補給系統的變化。王悅梳理了“imperium”一詞從“治權”到“帝國”的含義演變歷程,對蒙森等學者將羅馬視為防御性帝國的觀點提出了質疑。李大維研究了羅馬帝國的情報系統建設和目的。另外,羅馬帝國滅亡原因、奴隸制問題等問題也仍然是學者們關注的主要問題。


(五)經濟社會史


經濟社會史仍舊在羅馬史研究成果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的不少論文均圍繞羅馬與周邊民族的物質文化交流這一主題展開論述。[39]宮秀華、王允研究了羅馬共和國征服西西里后利用行省統治模式對當地進行的治理。胡玉娟研究了歷史上高盧地區與羅馬文明的互動關系,強調了高盧本地傳統文明的抵制與滲透對羅馬文明的反作用。劉琳琳、宮秀華探討了羅馬-不列顛城市化的主要因素及城市化進程。吳瓊概述了秦漢時期絲織品輾轉進入羅馬帝國的基本路徑。肖容艷利用羅馬史料及相關考古證據復原了古代凱爾特女性的社會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多篇羅馬經濟社會史論文將羅馬社會經濟生活的腐敗問題與貧富分化現象作為研究對象,除了關注到腐敗現象對政治體制的影響外,也從經濟社會的角度進行了探索。[40]倪滕達以琉善揭露羅馬社會腐敗現象為線索,提出了羅馬帝國的衰落始于公元2世紀的觀點。吳萍對羅馬共和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現象及相關制度調適進行了述評。何立波對公元1世紀這一羅馬歷史上的“墮落時代”中的公民道德敗壞現象與政府的整頓措施做了分析。


另外,羅馬社會生活中的女性與婚姻、公民集體意識以及社會等級等問題也得到關注。[41]


(六)跨領域研究


羅馬法向來是法學史研究者與羅馬史學家們共同關注的、專業性較強的領域。[42]徐國棟對羅馬法領域中的不同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羅馬《十二銅表法》的第6表第1條在羅馬法律史上最早實現了對物權與債權的區分,并非一般認為的古羅馬人完全不區分物權與債權的印象;他還對西塞羅《地方論》中的法律信息、演說術與古羅馬法律生活的關系以及古羅馬的法律教育制度進行了探討。楊淵清、張強對公元前123/122年頒布的《關于搜刮錢財罪的阿基利烏斯法》進行了翻譯、詳注與研究。費安玲對羅馬法體系中“遺囑意思表示限制性規則”這一特定法律現象做了十分精深的剖析。羅洪洋駁斥了幾代歐洲學者在羅馬法與近代歐洲法治精神之間人為構建起來的文化淵源。另外,羅馬法中的各類法律類型以及對后世法律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在原本相對冷僻的羅馬文化史領域,具備史學、文學、藝術等不同教育背景的中國學者們結合各自的學科本位,充分利用空間上的中西比較與時間上的古今比較等模式,發掘出了不少研究古代羅馬文化的新視角與切入點。[43]楊共樂等撰寫的《古代羅馬文明》對自建城到西羅馬帝國滅亡期間的羅馬歷史進行了系統梳理;該書于文化史用力尤勤,對羅馬歷史上文學、史學、哲學、教育、農學、地理學、法學、歷法等方面的成就進行了深入論述。楊俊明的《社會道德的變遷與羅馬帝國的興亡-古羅馬公民社會道德研究》探討了道德風尚對羅馬帝國社會秩序、軍隊紀律等要素的影響和道德因素在羅馬帝國興亡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對羅馬等古代帝國的興起對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促進作用進行了梳理。趙林探討了羅馬帝國發展歷程中地中海世界的“羅馬化”與羅馬在文化上的“異化”之間的辯證關系。


數位學者撰文對羅馬哲學、宗教史上的思想流派與代表人物進行了論述。[44]包利民、徐建芬從“治療型哲學”的角度對塞涅卡的思想體系及其同基督教神學的契合之處進行了剖析。王遙解讀了羅馬皇帝朱里亞努斯將希臘文化融入其宗教體系所導致的悖論。曹鳳珍對古羅馬倫理哲學中的幸福觀及其后世影響進行了梳理。陳良對馬可·奧勒留《沉思錄》的創作背景進行了述評。


在羅馬藝術史領域,[45]關曉輝對老普林尼《自然史》34-36卷中的藝術史材料做了分類與梳理。徐進偉介紹了羅馬帝國晚期基督教文化對古典藝術轉型的影響。在羅馬教育史與體育史等領域中,劉黎明、高漫漫解讀了若干古羅馬教育思想家所闡述的天性教育思想中的辯證色彩。楊弢、陳祥奎撰文論述了古羅馬英雄主義對現代競技體育精神的影響。周琪梳理了羅馬藝術教育歷程。


比較研究既是一個傳統研究方向,也具有眾多創新之處。晏紹祥將羅馬史與波斯、秦漢史中的“空間”元素進行了類比,揭示了上古技術、資源條件下中央集權表象下廣泛存在的地方自治現象。[46]另外,學者們既研究了中國與羅馬城市發展、土地制度等傳統課題,[47]也發掘了諸如社會規范、宗教翻譯活動、裝飾藝術等角度。[48]


2015-2016年度,國內羅馬史學界在學術翻譯方面成績斐然,斯特拉波、優西比烏斯等古代作家的經典名著被譯成漢語,凱瑟琳·科勒曼等當代西方史學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以中文為媒介被介紹到國內學界,還有若干學者在編訂拉丁文-中文對照譯本和為古典文獻譯本撰寫詳細的學術注疏等方面進行了可貴的嘗試。[49]一批高質量的西方羅馬史研究工具書、教材也通過影印、翻譯的方式被介紹到國內,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國內羅馬史學科的教學條件。


六、古代朝鮮史


2015-2016年度,中國朝鮮史研究繼續以文化交流史、移民史、中朝關系史、專題史為主,對一些宏觀的、重大的理論問題開始關注。仍以微觀實證研究為主,側重從考古文化、文化典籍入手,研究古代中國對朝鮮半島的影響,研究視角多元化。


(一) 理論探索


2015-2016年,中國朝鮮古代史學者側重從“封貢體系”、“華夷之辨”、邊疆問題、學科發展等多個側面探討了一些理論問題。趙軼峰認為韓國民族主義歷史學是一種同質化的、以民族意識覺醒和民族國家興起為中心的宏大敘事,也一直是一種現實的社會思潮,在韓朝民族國家成長曲折道路上扮演重要角色。如何在歷史學中超越民族主義,是國際史學界共同的課題。[50]馮立君從中國韓國學的成果發布和成果積累等新的考察角度入手,審視韓國學的研究成績,進而提出不同于以往的“古代對外關系史”研究理念,嘗試探析目前韓國學領域研究中的空白點,并結合中韓兩國的韓國史研究現狀,闡述韓國學所屬的古代對外關系史這一新研究領域的研究對象、旨趣、方向等問題。[51]陳尚勝認為東亞地區傳統國際秩序應稱“封貢體系”較為周全。封貢關系的要義在于“事大”與“字小”。[52]趙永春討論了認識歷史疆域的“歷史共享”原則,認為“歷史共享”是各國認識其歷史疆域應該遵循的一個原則。[53]于逢春討論了以“華夷之辯”為理論基礎的“中華主義”在東亞諸國的流播、衍變,以及由此帶來的“華夷秩序”再構筑議題。[54]


(二) 文獻研究


朝鮮古代史研究不僅依靠來自朝鮮半島的文獻資料,更多地依賴中國古代文獻資料,因此,朝鮮古代史文獻研究表現出重視中國史料、重視對比研究的特點。[55]戴衛紅對1996年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出數量眾多的公元3世紀前期的“貨食”竹簡及2008年在韓國扶余地區出土的公元7世紀初百濟“佐官貨食紀”木簡,進行了詳細的分析。拜根興探討了《大唐平百濟國碑銘》撰寫目的和時間、銘文涉及百濟末朝野動態,糾正了以往研究對銘文“三河”“六郡”的錯誤診釋。趙智濱對《三國史記·地理志》中提到了百濟和高句麗時期的許多郡縣名進行了考察。楊軍結合朝鮮古籍中記載的行政區劃沿革,對朝鮮古籍《三國史記》卷三五《地理志》存錄大量高句麗郡縣名及其所在地做了初步研究。馮立君從質疑《周書》記錄的一條高句麗陽原王遣使西魏史料入手,揭示6世紀中葉柔然和高句麗的關系。葛繼勇從新出高乙德墓志入手,探討了高句麗末期的內政外交狀況。趙智濱對龍朔三年百濟亡國之戰進行了考述,認為百濟亡國之戰大致包括古沙、自江口、周留城、任存城等數場戰役,具體時間為龍朔三年六月至十一月前后。劉永連、劉家興以《太平廣記》所輯相關資料為基礎,輔以《唐大和上東征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人唐求法巡禮行記》等文獻,對唐代中國對東亞海域自然、人文的認知以及對海上交通等狀況的認知作了探討。王彬、張沛介紹了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館收藏的十余方涉及當時朝鮮半島的高麗、百濟、新羅諸國的墓志,為研究隋唐時期中國與朝鮮半島國家的歷史提供了新的資料。


(三) 朝鮮半島早期歷史


在朝鮮半島早期歷史研究中,學者們主要側重從年代學和考古發現的角度討論朝鮮半島早期歷史發展的脈絡和特征。《黑龍江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中,楊軍、苗威、高福順、王臻集中探討了朝鮮古代歷史分期以及各個階段的特點。[56]李宗勛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初至21世紀10年代初為止的朝中韓學界對古朝鮮歷史的研究狀況的分析與總結,系統地闡明了這20年間朝中韓學界各自的研究傳統和特點,觀點的變化與對立。[57]


早期歷史研究離不開考古資料的發現的研究。[58]孫泓根據目前已知的4-5世紀的文獻資料及幽州刺史墓的墨書題記,對幽州刺史鎮身份、官職及其生存時代歷任幽州刺史進行了考察。金石柱、姜龍哲、石光哲通過利用朝鮮境內渤海國遺址相關的屬性信息和地理位置信息,整理和分析了朝鮮境內渤海國遺址的類型和空間分布狀況。孫煒冉、苗威認為高句麗人前期有著以死亡之地而葬之的傳統,這可能與其認為亡地即為靈魂安息之場所的信仰有關。張春艷、李英睿對高句麗瓦當蓮花紋飾的構成進行了研究,認為高句麗瓦當蓮花紋飾的象征寓意大致可以從神說、生殖說、天水說、佛教說與儒學說五個方面進行分析。


(四) 民族、移民問題


人口的流動和變遷,民族的構成和認同是朝鮮古代史研究的一個主要問題。孫泓[59]通過對中朝韓日學者對古代中朝移民研究狀況的分析與總結,提出了國內外學者在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分歧點,并分析了對中朝不同時期移民認識的分歧及引起認識分歧的關鍵所在。她考察高句麗政權建立前到高句麗政權滅亡整個歷史時期各民族的分布與變遷,認為高句麗是在我國東北地區和朝鮮半島存在的一個民族政權,同時它也是一個多民族的政權。另外,對于高麗時期入居朝鮮半島的女真人,她認為他們是從今中國吉林省東部、黑龍江省南部向南遷徙入居朝鮮半島北部的。郭威以南向進人高麗的渤海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其進人高麗的過程和規模、在王氏高麗的境遇及其社會中的地位。。[60]


學者們還探討了各類文獻中出現的朝鮮人的身份和文獻意義。[61]張富祥對《后漢書·東夷傳》的《序言》部分作了疏通和解釋,總述了上古東夷歷史源流,認為其所述東夷并不等同于后世所稱的東北夷,討論了"東夷"概念的歷史變化。趙智濱通過爬梳相關史料,指出文獻中記載的高句麗軍隊和人口數量的記載可信。樓正豪對2009年7月在河北邢臺市發現的《大唐口口口口寺故覺禪師碑銘并序》進行了考證,認為新羅大儒崔致遠在《智證大師碑》中曾提到一位在中國河北常山地區活動的新羅入唐求法僧慧覺,就是邢州漆泉寺的惠覺。王連龍根據傳世文獻及石刻資料,對唐代高麗移民高乙德墓志作了考證,認為其對于研究高麗后期地方行政體制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王箐、王其諱認為《南卑德墓志》揭示了一族中古高句麗新姓氏—南氏,并為研討中原南氏的遷變與流向提供了新素材。馬云超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東亞世界的視角出發,對入唐百濟人彌軍的墓志志文“日本”的準確含義,以及彌軍出使僑國的具體情況作出自己的解釋。劉永連、劉安琪根據《新增東國輿地地勝覽》記述,結合《高麗史》和諸多朝鮮漢文文集等,討論了其群體的較早分布和遷入、遷出等大致情形。孫煒冉對高句麗末王高藏入唐行跡進行了考察,認為高句麗亡國后,高藏率領的王室成員悉數移民唐朝,融入華夏民族之內。


(五) 對外關系


對外關系研究一直是朝鮮古代史研究的重點問題,學者們不僅注重研究朝鮮半島對外政治交往的特點,也關注對外交往的路線以及物質文化的交流。2015年10月23-25日,中國朝鮮史研究會2015年學術年會在山東大學威海校區舉行,會議主題為“歷史上朝鮮半島的對外關系”。2016年8月13-15日,中國朝鮮史研究會2016年學術年會在延邊大學舉行,會議主題為“東亞視野下的中朝(韓)關系史與朝鮮(韓國)史研究”。連續兩年學術年會的主題均為對外關系,可見該主題在近年朝鮮史研究中的受到極大關注。


政治交往方面,[62]馮立君認為高句麗5世紀初擴張到遼東打破了自西漢武帝以來中原王朝在東方形成的陸海交通優勢,成為高句麗在南北朝時期“強盛不受制”的一個重要條件,并引發了東亞地緣格局的結構性變動。耿鐵華認為好太王碑碑文按年記載的史實,真實準確地反映了當時東北亞國家的關系。張春海以刑部為中心,探討了高麗對唐司法制度的“變異”,認為高麗的司法制度雖移植唐制而來,但由于土俗因素的影響,與唐制仍有較大差距。金錦子以高句麗安減王統治時期的對外關系為切入點,考察了這一時期高句麗與南北朝關系的變化,探究了導致這種變化產生的原因。陳俊達、楊軍對高麗赴遼使者的個人素質與家世背景、高麗使者的“借銜出使”現象、高麗朝廷對赴遼使者的獎懲措施等方面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討論高麗遣使遼朝的意義及影響。陳俊達依據出使目的和頻率,將高麗使者分為常使和泛使兩類,詳細考察了高麗使遼使者類型及其派遣等問題,為中朝關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烏云高娃對高麗與蒙古的接觸及雙方征戰進行了討論,認為高麗與蒙古關系經歷了從對峙到虛與委蛇再到較為密切的變化過程。孫煒冉以李謹行和新羅文武王金法敏為研究對象,分析朝鮮半島古代政權對外關系的策略和得失。


軍事交往和戰爭是朝鮮古代史研究中的一個主要問題。[63]李大龍分析唐羅“聯軍”滅亡高句麗相關記載,認為這種觀點是不準確的,因為唐朝和新羅的關系不對等,“聯軍”“聯盟”之說有違史實,也容易使人誤解。劉炬對廣開土王南征百濟之戰的三個問題進行了探究,認為其將有助于重新解讀高句麗與百濟之間的戰爭史實。


物質交往研究中,[64]白云翔通過對韓國完州郡上林里發現的銅劍和日本福岡縣平原1號墓出土銅鏡的考察,探尋了中國古代青銅工匠東渡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問題。認為古代東亞各地之間的交流中,“黃海-渤海-黃海”的海上之路,是最主要的交通路線。劉安琪、劉永連以朝鮮和中國文獻為基礎,對古代階段高麗參流人中國途徑進行梳理和考實,以豐富和加深對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認識。李樂營對遼金元時期在鴨綠江和圖們江流域建立的榷場及與高麗進行的貿易進行了研究。劉永連、王洋對宋元交替之際這一中國乃至東亞政治格局變遷的關鍵時期,東南飄海商人的活動情況及其作用進行了探究。


文化交往上,[65]黎羌討論了唐代演藝文化在東北亞諸國的傳播,認為中國演藝文化亦為朝鮮半島諸國與日本國傳統樂舞戲劇“文化之母”。拜根興探討了作為唐都長安和新羅千年古都慶州,在近三百年交往期間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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