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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2015—2016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發展報告(下)
來源: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7/12/9] 瀏覽:

七、歐洲中世紀史


2015-2016年度,國內歐洲中世紀史研究又取得新的進展,在相關理論問題、經濟社會史(工資勞動形態、貨幣制度、市場與貿易)、政治制度史(拜占庭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文藝復興史)等領域涌現出一批史料扎實、論證充分、觀點明確的新成果。


(一)中世紀相關問題的理論探討


2015-2016年度,學界對于中世紀史的研究框架進行了深入思考。孟廣林指出,世界歷史研究需以唯物史觀為指南,將“傳統世界史”和“新世界史”同舉并重,有機整合,為世界史研究開辟正確路向。[66]劉明翰解讀了中世紀史的概念與核心主題,指出中世紀整個歐亞大陸形成三大塊文明區,它們之間的交流,特別是中國的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作用被后人忽視了,甚至被低估了。[67]


學界關于資本主義起源與西歐社會轉型的研究又取得了新的理論成果。侯建新探討了英國佃農在中世紀的社會地位以及與農奴制的聯系等問題。[68]在《資本主義起源新論》一書中,侯建新指出,歐洲資本主義起源和發展的原動力是個體與個體權利。劉景華對該書的三個層次和一條主線進行了概括。[69]朱寰主編的《工業文明的新視野:亞歐諸國由中古向近代過渡比較研究》關注亞歐各國由傳統農業社會向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的過渡問題,特別強調了其中的社會轉型與文明轉型。[70]對于西歐社會中的“權利”要素,王亞平指出羅馬帝國晚期的庇護制和日耳曼人的馬爾克制都隱含著一種近似的“保護”原則,是兩種社會要素融合的關鍵。[71]


個人權利與私人財產不可侵犯觀念是西方文明的重要特征。侯建新指出,西歐財產觀念形成是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并非單向和僵硬地強調物主的權益,其內涵與影響相當豐富和深遠。[72]


歷史上的中西方文明究竟相似還是相異,近現代國外學者進行過頗有價值的歷史比較。徐浩重溫了從啟蒙思想家到韋伯等人對中西方發展道路的論述。[73]


圍繞中世紀西歐農奴制衰落的原因問題,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多布和斯威齊曾發生激烈的論辯。對此,魏宇杰從微觀、中觀和宏觀三個層面進行了剖析。[74]


另外,夏繼果繼續在地中海史領域展開深入研究,從政治霸權、貿易、規則和宗教四個方面開展研究,是區域整體史研究的又一顯著成果。[75]


(二)史學史和文獻研究


在史學史研究中,學者們研究了西方中世紀史研究的各個領域、各個流派和主要問題的研究歷史,并進行了深入的剖析。[76]王亞平主要關注了結構史學在德國中世紀史研究中的地位及其影響。陳志強梳理了英美拜占庭學的發展歷程及其對我國學界的啟示。李隆國以德國史學史為主,梳理“民族大遷徙”的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朱君杙、王晉新研究中古西歐史家在編纂長時段“世界歷史”時慣于使用“四大帝國”更替的撰史結構原則。陳志堅總結了自16世紀上半期起,以英國學界為主的社會各界掀起的關于財產繼承模式的大討論及其對英國歷史文化多個層面產生的深遠影響。陳素娟對西方學術界近年來關于加洛林王朝后期政治史研究的新動向做了介紹。馬曉林總結了學術界十年來有關馬可·波羅的研究的最新進展。


同時,學者們也研究了文藝復興時期以來歐洲中世紀史研究的著名學者的學術觀念和貢獻。[77]周春生總結了英國著名文藝復興研究者約翰·阿丁頓·西蒙茲的治史特點。趙文洪通過對索爾茲伯里的約翰、格蘭維爾、布拉克頓、約翰·加爾文等人思想的梳理,總結了歐洲中世紀政治思想演變歷程中有關反抗暴君思想的要點。趙卓然和楊盛翔的論文都將目光聚焦于索爾茲伯里的約翰,對其最重要的著作《論政府原理》進行了探討。李桂芝關注20世紀上半葉英國最著名史學家之一艾琳·鮑爾在中世紀婦女史和經濟社會史研究方面的成就。顧衛民著重分析了英國歷史學家博克塞從研究早期歐洲人在東方的歷史轉變到以葡萄牙海洋帝國為中心的全球史研究的學術道路。張煒則歸納了史學家閻宗臨在中西交通史研究兩階段的不同特點,強調其對中西交往史特別是中亞史的開創性貢獻。何濤譯介了阿蘭·哈丁所著探討中世紀政治自由的重要論文。


文獻解讀和分析在近年中世紀史研究中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78]陳文海考察了《弗萊德加編年史》等著作中有關法蘭克人族源的敘述,分析了“特洛伊族源說”出現的社會文化背景。朱君杙強調了《王室法蘭克年代記》的官方屬性問題。他還研究尼特哈德《歷史四書》中的“公共利益”觀念。李隆國指出,都爾主教格雷戈里是具有高明的寫作策略、注重創新寫作體例的歷史學家。在對奧古斯丁《懺悔錄》卷五進行再分析之后,夏洞奇認為,當時奧古斯丁的中心目標就是依靠摩尼教的關系謀求世俗的前程。同時,奧羅修在《歷史七書》中對晚期羅馬帝國發展趨勢的樂觀認識是與當今流行的“古代晚期”學術范式相通的。孫逸凡、和平研究了中世紀英格蘭的編年史寫作活動逐漸走向繁榮的過程。趙法欣關注了米哈伊爾·普塞洛斯《編年史》中的“帝王批判”現象。藺志強對1215年英國《大憲章》中的“特權”含義進行了辨析。辛敏雅討論了理查三世的暴君形象是如何被都鐸時期的史學家和莎士比亞歷史劇塑造的。


(三)經濟社會史


經濟社會史是中國歐洲中世紀史研究的重點領域。2015-2016年度,經濟社會史研究仍然集中在土地制度、農村和農民、工資勞動、貿易和市場活動、貨幣史等專題領域。


土地制度相關問題依然是學界關注的熱點。[79]趙文洪探討了中世紀英國公地制度救助窮人的社會功能。徐浩考察了中世紀中晚期的土地市場情況及其發展過程。孫立田研究中世紀英國自由保有與不自由保有兩種類型的土地,指出所謂的土地權利問題,實質上是農奴維蘭的土地權利問題。張瑩考察了騎士役保有制,發現騎士役封臣逐步獲得了土地的繼承權、轉讓權與大部分的自由處置權,騎士領的土地權利逐漸向私有權靠近。


農村和農民是經濟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對象。[80]陳立軍梳理并分析了西歐村莊共同體所具有的詞源學內涵和特征。楊松濤認為“鄉土社會”和“國家——社會”觀念共同塑造了英格蘭鄉村糾紛解決的模式。郭華認為中世紀晚期的英國農民各階層財富積累普遍增長,改變了英國各社會階層之間的財富分配格局。從理論上來講,中世紀晚期的人身依附性減弱,契約關系強化,是英格蘭邁進現代社會的標志。自由農的身份與地位是農民問題研究的重要內容,李彥雄追溯了中世紀英國自由農索克曼的發展線索。


鄉村的雇傭勞動與雇傭關系是中世紀史研究的重要課題。[81]對于中世紀西歐工資勞動市場存在的原因,徐浩認為是需求拉動,是農民和工商業者的家庭勞動力和領主莊園的農奴勞役的重要補充。在經濟社會史和日常生活史興起的學術背景下,英國鄉村雇工的生活水平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王超華指出,作為工資史研究的兩個重要維度,對工資差別和工資收入的探討有助于更全面的了解中世紀鄉村雇工的生活狀況。面對黑死病流行之后的人口危機,英格蘭議會曾多次頒布勞工法令,是英格蘭王室政府協調利益集團關系和干預經濟社會生活的有力工具。他還聚焦英國中世紀時期在他人家中學藝的年輕仆從的法律地位,指出契約關系與獨立地位是仆從作為“工資勞動者”的重要特征。兒童勞動是工業革命以前工資勞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魯運庚從宏觀上對前工業化時期歐洲鄉村兒童勞動現象及其特征進行了把握和分析。


農民生產的積累是鄉村市場發展的基礎。[82]崔洪建認為中世紀英國中等以上農戶把剩余的產品拿到市場上進行銷售促進了中世紀英國鄉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繁榮。馬澤民總結了12—15世紀英國交換經濟取得迅速發展的原因。土地市場方面,英國宗教改革中被解散的修道院地產被投入市場重新分配,孫小嬌發現,以鄉紳和富裕農民約曼為代表的鄉村中間階層在此過程中發展成為不同于貴族和一般農民的社會階層。同時,公簿持有農中也廣泛存在非市場性流轉行為,對英國鄉村社會關系造成沖擊。


貨幣史是社會商業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崔洪建從多個角度探索英國中世紀貨幣歷史,他考察了英王亨利二世對貨幣鑄造體制進行的一系列革新及其現實意義,關注到中世紀英國鑄幣師的社會地位,還探討了中世紀英國稅收、貨幣和財政制度向近代轉型問題。葉璐探討了14-15世紀英格蘭解決“銀荒”問題的歷程[83]


市場與貿易問題是歐洲中世紀經濟社會史研究的另外一個核心議題。[84]王加豐認為,西歐中世紀的商人創造了新的貿易體系,它也成為近代西歐往外擴張的基礎。寧凡對14-16世紀荷蘭農業商業化原因做了分析。田汝英著重強調香料作為中世紀貿易活動中主要商品在促進西歐經濟發展、社會變革以及海外擴張中的作用。沈琦指出,中世紀英格蘭運輸市場的繁榮不僅促進了經濟的發展,還成為社會經濟變革的前提和基礎。莫玉梅考察了1066—1290年的英國猶太人的借貸業及其命運。王倩關注地方貴族和邦國政府對于木材市場的策略,揭示了德國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獨特模式。劉程研究了北歐的遠途貿易體系以及“漢薩”“漢薩同盟”和“行會”等概念的含義。


(四)政治史研究


歐洲中世紀政治文化的研究近年成為一個新興領域。學者們從多種途徑探討王權問題。[85]加冕禮作為一項重要的國家典禮,不僅是特定歷史時期王權和社會性質的反映,而且本身便是權力的一種來源。張煒詳細考察了英格蘭都鐸王朝加冕禮,并對都鐸王朝王權問題進行了辨析。陳燦則從迎接國王的儀式,分析了中世紀晚期英國城市與王權之間互惠互利的關系。張乃和較為系統地研究了近代早期英國的特許權問題,從而加深了對這一時期王權及行政許可制度等問題的認識。倪世光強調騎士制度對王權具有限制作用。唐運冠認為,11世紀前后,新興的統一王權將青年騎士比武變成了宣揚神授權力的盛裝表演。裴幸超分析了《1352年叛逆法令》,強調其對英格蘭王權的制約與維護作用。邊瑤對英格蘭都鐸時期樞密院建制的兩個方案進行了探討。李家莉從瑪格麗特·安茹王后的個人命運入手,分析了玫瑰戰爭爆發的原因。


中世紀歐洲各國的教俗關系(主要是王權與教權的關系)依然是學者們廣泛關注的問題。[86]公元四至九世紀,隨著拜占庭帝國的基督教化,教俗關系成為帝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內容。張日元對此問題進行了探討,指出其教俗關系呈現出“二元一體”的重要特征。趙林指出,教俗之爭是一條貫穿于歐洲中世紀歷史的紅線,并重點強調了11-13世紀的東西方教會大分裂和14-15世紀西方教會大分裂的重要影響。王濤指出,在中世紀基督教世界一度興旺的圣殿騎士團,其衰亡的真正原因是王權對教權的挑戰和進攻。另外,朱君杙從基督教婚姻的道德約束作用出發,分析了羅退爾二世離婚風波中加洛林王朝解體、教皇權威抬頭等因素。


民族國家的形成問題是多年來學者們熱衷探討的經典話題。[87]王亞平從中世紀晚期德意志帝國改革的角度對此問題進行了新的探討。侯樹棟認為中古德意志多重國家形態顯示的是一種多元權力結構并存的格局。對近代德意志“特殊道路”問題,錢金飛強調除專制主義傳統外,聯邦制、民主制、法治也是近代早期德意志的重要傳統。英國和法國的民族國家形成問題也受到學者的關注,陳日華從地方自治角度進行了闡釋。他還對中古晚期英格蘭郡共同體進行了深入探析。潘榮成從多個角度總結了都鐸王朝變革對英國民族國家確立的影響。此外,黃艷紅討論中世紀法國宗教空間、封建空間和王國空間等空間組織多元化形態及相互影響的各種因素。[88]張佳生討論了中世紀英國城市的自治特權,指出自由的實現也不時受到國王或教會等勢力的限制。[89]張建輝關注了盎格魯-撒克遜文明對英格蘭早期王國的影響。[90]熊芳芳梳理了中世紀晚期法國君主征稅權的確立過程和特點。[91]王向鵬探討了第一次十字軍戰爭時期的補給問題。[92]王云龍關注了波羅的海十字軍中的文德十字軍。[93]


(五)宗教史研究


在傳統宗教問題的研究上,視角新穎的作品迭出。孫劍以1400-1532年間赫里福德主教區神職人員的“頭銜”為研究對象,探討了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的教士群體與世俗社會之間緊密的經濟社會關系。[94]王首貞、徐以驊從中世紀晚期社會轉型和社會運動的視角剖析了民間宗教興替對整個西歐文明在社會轉型、政治演變、主權國家建構等方面的深刻影響。[95]朝圣是中世紀基督教最基本、最重要的宗教活動之一。張紅從國王和民眾兩個方面考察了12—14世紀英格蘭人的朝圣活動。[96]王玖玖從全球史角度,分析了西班牙猶太人與基督徒的共生關系。[97]


在宗教改革史研究方面,[98]周施廷聚焦紐倫堡,通過諸多第一手資料展現了社會生活形式與路德新教之間的互動關系,他還從近代醫學發展的角度重新定義了宗教改革的歷史作用。沈堅和江晟從現代性的角度,關注了法國圣巴托洛繆屠殺期間所發生的迪羅西耶改宗事件。王文婧對法國宗教改革時期純潔派與新教之間的譜系建構問題做了深入聯系。曾祥敏對馬丁·路德如何“發現”約翰·胡斯的過程予以詳細敘述。


異端問題一向是中世紀基督教史的重要問題。[99]李桂芝對羅拉德派的神學思想進行了較為細致的梳理。呂富華、謝勝男認為異端運動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宗教運動,它與經濟、政治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盧鎮否定了原有的16世紀威尼斯猶太隔都的消極認識,指出這種隔都不僅為猶太人提供了容身之地,而且也可與主流社會保持密切聯系。


2015-2016年宗教史研究中,女性視角的成果比較突出。[100]汪麗紅以中世紀西歐修女規章的發展變化為對象,對宗教領域的性別問題進行了探討。她還深入分析了西歐中世紀盛期圣婦的身體觀與身份認同問題。徐善偉則闡述了女性成為近代早期歐洲獵巫運動主要受害者的原因。


(六)城市史、家庭史、文化史等專門史研究


2015-2016年度,學術界圍繞與城市發展進程以及城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和譯介工作非常引人注目。上海師范大學成立了專門的全球城市史研究中心,并在2015年10月召開了首屆全球城市史學術研討會。具體研究方面,[101]對于英國中世紀城市人口的數量及其在全國人口中的比例,經濟史、經濟社會史與社會經濟史研究得出不同結論。徐浩認為,這是研究范式差異所致。勞動力轉移與城市化進程有重要聯系。谷延方、黃秋迪指出正確認識英國城市化過程留下的經驗和教訓是英國城市化研究的組成部分。洪慶明的研究從城市人口增長軌跡、城市化的時間特征等方面對法國城市化歷史進程進行了論述。呂昭梳理了中世紀法國市政組織的發展過程及所發揮的作用。尚潔對威尼斯城市共和國基層社會組織兄弟會的興起過程、組織原則和管理模式做了較為細致的敘述。劉敏探討了前工業社會城市貧困問題。劉耀春考察了1000—1750 年的意大利城墻發展的三個階段。朱明著重探討了中世紀晚期法國國王如何透過城市建造來鞏固王朝的統治,他對中世紀空間問題的探討也具有開拓性。另外,《新史學》(第十四輯)還發表了數篇國外學者研究城市史的代表性成果。[102]


中世紀晚期到近代早期西歐的婚姻、家庭、人口等問題研究一直受到學界重視。[103]俞金堯的研究表明,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養成的權利觀念和習慣等等與歐洲近代社會的起源和形成相適應。他還以婚姻問題為例,指出16世紀得婚姻制度改革中,擇偶自主的權利在宗教改革時期及以后的時期里一直都沒有喪失。譚賽花則從服飾角度分析了近代早期英國社會變遷問題。


在通常的中世紀教育史敘述中,人們對起源于中世紀并延續至今的歐洲大學常常施以濃墨,[104]張弢則對那些沒能維持住其生命力的大學給予了關注。陳潔以波倫亞大學和巴黎大學為例,討論了歐洲中世紀大學的管理問題。張曉晗分析了英國中世紀以來大學教師收入的不同來源及其水平差異。


張煒繼續在其15、16世紀英國印刷媒介與社會變遷的互動關系領域耕耘。《近代早期英格蘭書報審查制度的形成與完善》一文梳理了都鐸王朝時期教權和王權對印刷書籍采取的諸種審查方式,從一個側面展現了印刷書對社會權力變動產生的影響。[105]此外,他對早期英語印刷書的生產傳播所具有的資本主義萌芽性質進行了開拓性研究。


文化史研究熱點是文藝復興史。[106]劉君探索了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的身份與形象建構問題。解光云梳理了古典文化促發文藝復興的途徑和過程。陳志強和張俊芳著重考察了末代拜占庭知識分子對文藝復興的意義。張煒從印刷書生產和接受的角度,追蹤了人文主義書籍從南歐向西北歐傳播的途徑及影響。郭琳從德性政治的視角梳理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的自由觀。


(七)拜占庭史


拜占庭史研究涉及拜占庭帝國研究的多個方面,包括政治制度、軍事制度以及帝國滅亡原因等問題。[107]陳志強、李秀玲梳理了科穆寧王朝皇帝阿萊克修斯一世的政治治理措施。羅春梅也將科穆寧制度與拜占庭興衰問題做了勾連。王妍關注了公元10世紀拜占庭帝國皇位繼承的多樣性及其原因。李強則從拜占庭帝國書寫材料從草紙、皮紙到紙的演變歷程,指出這些材料在拜占庭典籍文獻保存和流傳過程中發揮的作用。薩珊波斯帝國對拜占庭帝國的戰爭是早期拜占庭面臨的重大外交問題。馬鋒、徐家玲聚焦于查士丁尼時代的一次重要戰役達拉斯城戰役,分析了該戰役對拜占庭西征的作用以及顯示出的拜占庭軍隊的軍事特點。此外,疏會玲對查士丁尼的猶太政策進行了探討。關于拜占庭帝國的滅亡問題。[108]陳志強研究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戰役的進程和失敗原因,論述了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及其王朝應對最后一役負主要的軍事責任及戰場感受。胡長江則以帕列奧列格王朝時期的內戰為例,分析了拜占庭帝國滅亡的內政原因。王妍聚焦10-11 世紀中葉東地中海地區的自然災害與帝國走向滅亡的關系。 


2015-2016年,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在學科建設、學術活動、研究領域、研究角度等多個方面表現出繁榮發展的趨勢。需要注意的是,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學科是研究外國歷史的學科,長期以來受到西方史學的深刻影響,在研究手段和方法、研究領域設置和選題上有所局限。如何提出具有中國學術氣派的研究體系、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研究課題,將是未來中國世界古代中世紀學科研究面臨的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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