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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煒 :為沉寂多年的史學大師畫像——《閻宗臨傳》讀后
來源: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7/12/19] 瀏覽:

 

 

     我知道閻宗臨先生的名字和學術是在閱讀了《閻宗臨作品》3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歐洲文化史論》、《中西交通史》和《世界古代中世紀史》,當時的心情,誠如北京大學教授高毅在讀這些書時所說:“閻宗臨,何許人也?隨手拿起書翻了翻,沒想到這一翻,就久久沒有放下,直至粗粗細細地把三本書瀏覽了一遍,才長舒一口氣。我感到了一種震撼:原來中國人也能寫這樣的世界史!”(《邂逅閻宗臨》,《中國圖書評論》2008年第3期)正是這種內心的震撼,促使我結合自己的專業,對閻宗臨的著作做了進一步的研討,寫了《閻宗臨和他的文化史研究》(《史學理論研討》2009年第1期)等文章。但是,在研讀閻宗臨的著作時,我內心也有一種疑惑,總在問“閻宗臨,何許人也?”他的學歷和人生經歷如何?為什么能寫出如此優秀的著作?為什么這樣一位大師級的學者卻籍籍無名?直至最近讀了閻守誠著的《閻宗臨傳》(三晉出版社2014年出版),不僅解除了我心中的疑惑,而且也使我深受感動和感悟。我感覺:在我讀過的學者傳記中,《閻宗臨傳》是一部富有特色的上乘之作。

 


 

首先,《閻宗臨傳》寫出了傳主頗富傳奇色彩的一生,寫出了一位學者的人生經歷與時代變化的互動關系。


閻宗臨1904年6月出生于山西省五臺縣一個小山村的普通農民家庭,靠給學校做雜工,在家鄉讀完中學。20歲時,來到北京,在國風報社做校對。1925年底,在朋友幫助下,赴法國勤工儉學,在巴黎、里昂做工三年后,進入瑞士弗里堡大學文學哲學院學習。1933年獲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回國在北平中法大學任教授。次年,重返弗里堡大學任中國文化課教授,1936年獲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在12年間,閻宗臨作為一個農家子弟,既沒有顯赫的家世,也沒有富有的家財,就靠自己的努力,克服種種困難,刻苦學習,自強不息,終于從山村走到北京,從中國走到歐洲,從一個打工者成為學有專長的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創造了人生的奇跡。


      1937年7月,閻宗臨與梁佩云女士在瑞士舉行了婚禮。婚后他們原本可以開始新的、美好的生活。但抗戰的爆發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在新婚蜜月未滿,他們就辭去了待遇優厚的工作,謝絕了校長和師友的一再挽留,毅然選擇了回到戰亂中的祖國,參加抗戰,展現了他們深沉的愛國之情。抗戰八年,閻宗臨在廣西大學、桂林師范學院、無錫國專任教授。1944年曾在桂東逃難一年。在此期間,閻宗臨先后有了五個孩子,僅靠一點工資為生,生活過得很拮據,逃難時更是艱難困苦。但這并沒有影響他的教學與寫作,由此體現了閻宗臨這一代知識分子來自傳統文化積淀的家國情懷。他們深感近百年來民族與國家所受的屈辱,他們最大的訴求就是民族興旺,國家富強。在他們心中,民族與國家的興衰存亡遠遠重于個人的榮辱安危。


抗戰勝利后,1946年,閻宗臨應聘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并于1948年任歷史系主任兼歷史研究所主任。1949年,錢穆邀請他赴臺灣,閻宗臨謝絕了。他也謝絕了山東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的邀請,而是接受了趙宗復、張友漁到山西大學的邀請,在那里度過了自己的后半生。


回歸故鄉后的漫長歲月,閻宗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由于他的政治態度是擁護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為人處世又善良、樸實、平和,因此,在政治運動中基本是有驚無險,安然無恙的。但在文化革命中卻未能幸免,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被揪出,拖著病體挨批斗,勞動改造,使他的身心受到極大的傷害,長期因病臥床,于1978年10月病逝。


閻宗臨在他這一代知識分子群體中,既有與他們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通過《閻宗臨傳》使我對中國知識分子在20世紀的遭遇與命運有了新的、更深入的了解。


《閻宗臨傳》的另一個特點是對傳主的學術思想和成就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并加以評議,使讀者對他的學術道路和貢獻有所了解。


閻宗臨年輕時是“文學青年”,寫過小說、散文和文藝評論,在北京曾參加文學社團“狂飆社”,并在高長虹的帶領下多次拜訪魯迅。在瑞士時,和法國文學大師羅曼?羅蘭有長期的接觸,深得羅蘭“家長兼導師”般的關愛。閻宗臨在青年時代能親聆東西方兩位文學大師的教誨,是難得的機遇,對他的成長有重要的影響。


閻宗臨的博士論文《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以及回國后在廣西寫的一系列清初傳教士與清廷關系的文章,都是以傳教士的活動為切入點,探尋中國與歐洲在文化上的相互影響以及對各自歷史演進的作用,這些論著是有很高學術價值的。饒宗頤先生曾指出:“閻宗臨先生早歲留學瑞士,究心西方傳教士與華交往之事,國人治學循此途輒者,殆如鳳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類拔萃,久為士林所重。”為什么閻宗臨會走上這樣一條異于同時代大多數學人的治學道路呢?《閻宗臨傳》告訴我們:閻宗臨讀書的弗里堡大學是一所天主教大學,他在法國勤工儉學和瑞士求學期間,曾受到一些天主教人士的幫助,他自己也于1931年加入天主教,作為一種精神寄托和追求。據此,我們便不難理解閻宗臨從傳教士入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了。


在抗戰時期,閻宗臨的研究主要在歐洲的文化。早在1939年,閻宗臨就發表了《抗戰與文化》一文,從文化史觀的角度闡釋了中國必勝的觀點。他還結合歐洲各國各地區的文化特點,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程中的問題進行分析,對歐洲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進行研究,其成果集中體現在桂林出版的《近代歐洲文化之研究》和《歐洲文化史論要》兩部專著中。


在國內戰爭時期,閻宗臨在中山大學主要講授《歐洲史》等課程,并寫了《歐洲史要義》和《希臘羅馬史》兩部書稿,系統地闡述了歐洲歷史的見解。


1949年之后,政治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歷史觀。閻宗臨在歐洲學習形成的文化史觀被認為是唯心主義的,他所熟悉的傳教士研究、文化史研究都成為研究的“禁區”。因此,閻宗臨對自己過去的研究既不宣揚,也不批判,保持了沉默。沉默就意味著保留,在當時是一種既明智又無奈的態度。他把自己的研究轉向西北史地,主要是很少有人關注的中國與中亞、西亞的關系。他寫的文章很少,而且都發表在山西的刊物(有的還是內部刊物),慢慢就變得“籍籍無名”了。在文化革命中,不能寫文章,只能搞點翻譯。《閻宗臨傳》在總結了他各個時期的研究后指出:閻宗臨的治學之路是“由文學而文化,由文化而歷史,由歷史而西北史地,最后落腳于翻譯。可見研究的范圍是越來越窄了。”


幸運的是,在21世紀學術多元化的新時代里,閻宗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得以重新出版。以《閻宗臨作品》3卷為據,從1936年到1949年的13年的作品,占全部作品的70%,1949年后29年的作品,只占30%。閻宗臨的學術成就受到史學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大師級的學者”。高毅教授深有感慨地說:“須知閻宗臨所專的文化史,正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世界史學的主潮,而如果當初中國有學術多元的寬松環境,能夠允許閻宗臨在中國史學界拉起一面文化史學派的大旗的話,那么今天的中國史學在國際史學界又該平添多少神氣?”


《閻宗臨傳》的作者閻守誠是閻宗臨的兒子,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兒子為父親作傳,字里行間自然有一份旁人無法具有的親情,兒子與父親生死相依、休戚與共的關系,使作者可以從更細微、更親近的角度去觀察父親,加之作者文字流暢平實,娓娓道來,使這本傳記讀來充滿親情,親切感人。閻宗臨的師友,有些是文化名人,如梁漱溟、熊十力、巨贊法師、饒宗頤、朱謙之等,閻守誠得以從小和他們接觸,傳記中提及的見聞,也很有意義。


但是,閻守誠作為歷史學家,在給父親寫傳時并沒有感情用事,而是本著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的態度,根據資料來說話,力求真實可信,沒有任何矯飾造作,溢美虛夸。為此,作者在收集了大量文獻資料的同時,還曾循著父親生活的蹤跡探訪,去過他出生的小山村,重走了在廣西逃難走過的地方,到了父親讀書、生活過的法國、瑞士等地,有了親臨其境的感悟。作者這種求實的精神,可以從一件小事看出:在文化革命中,作者聽母親說:她與父親結婚時,教皇庇護十一世打過賀電,并講述了賀電的由來。母親在那樣的環境下說的事自然不會有假,但作者為了進一步證實這件事,在弗里堡大學找到了報道此事的刊物,還找到一位了解此事的老神父,才將這件事寫在傳記里。


閻守誠在寫作傳記時用的是第一人稱,他不僅對閻宗臨的學術進行了梳理,而且對其經歷和遇到的問題也都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作出了精當的分析,有許多發人深省的地方。抗戰時期,閻宗臨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仍然認真教學和研究,所以如此,作者說:這是因為閻宗臨那一代的愛國知識分子,是把文化視為一個民族的靈魂,國土淪喪,可以收復,文化淪喪,民族就會滅亡。他們非常清楚自己的職責是傳承、捍衛、光大中華民族的文化,為戰后國家與民族的復興貢獻力量。這種認識,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責任的自覺擔當,對國家和民族的深沉熱愛,對真理和智慧的不懈追求。愛國知識分子在文化教育上的杰出貢獻是抗戰偉大勝利的一部分,可惜我們今天總結和研究得還不夠。


應該指出的是:閻守誠從1994年開始整理父親的學術成果,至今已二十年了。先后出版了《閻宗臨史學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傳教士與法國早期漢學》(大象出版社,2003年)以及《閻宗臨作品》3卷,如今又寫了《閻宗臨傳》,使這位沉寂多年的史學大師的治學與為人重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恢復了他應有的學術地位,這是中國史學界令人欣喜的一件事,也是他對學術事業的貢獻。今年恰逢閻宗臨先生誕辰110周年,我想:《閻宗臨傳》的出版是對先生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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