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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乘旦:歷史學家應更多介入公共史學
來源:世界古代史研究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7/12/24] 瀏覽: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世界史博士、當下最有知名度的外國史學者之一,現任教于北京大學的錢乘旦走上治史之路極其偶然。1978年,“文革”結束,中國高等教育在艱難中逐漸恢復。盡管對于無數絕望中的青年來說,這意味原本鎖住未來的大門被打開了,但迷茫依然是他們的主流情緒: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考上,不知道自己想讀什么,適合讀什么。一切都和這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一樣,有待從頭開始。


“我屬于老三屆插隊的一批人,在鄉下很無聊,也沒事干,就多看了點書。后來就有一個機會,考1978年的研究生。之前我讀過外語,似乎是應該報外語系,但非常偶然地,我在招生簡章上看到了南京大學歷史系。我突然感覺歷史似乎更對我的口味,在鄉下也看了不少東西,結果就考上了歷史系。”面對時代周報記者,錢乘旦笑談往事。


1978年,南京大學歷史系只招三個研究生,錢乘旦成為其中之一。在南大,他見到了后來的導師蔣孟引。蔣孟引,號百幻,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陽,1929年考入南京國立中央大學。1934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歷史系深造,以論文《論1856一1860年的中英關系》獲得博士學位。與雷海宗、周谷城等被現在稱為民國大師的學者一樣,蔣孟引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先驅。


當年,蔣孟引只有錢乘旦一個學生。兩人在歷史系第一次相見,老師不認識學生,學生不認識老師。學生說自己是被分配給老師的,老師就對學生說,那你跟我學英國史好不好?錢乘旦說好。蔣孟引說,那你就好好學。


蔣孟引開始帶領錢乘旦看書。南大歷史系里有一個特藏室,放的都是外國出版的歷史書籍,大部分是英文的,也有一部分是俄文的。蔣孟引不多說話,挑了幾本,對錢乘旦說,你拿回去讀吧——一段師生緣由此開始。


采訪中,錢乘旦反復強調蔣孟引對自己的學術研究乃至人生成長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自己選擇了一個現在看來極為正常、當時卻頗有些敏感的研究課題“英國的議會改革”之后。“蔣老師鼓勵我大膽去做,沒有問題,只要把材料做實就可以了。”錢乘旦回憶。后來這篇論文發表于《世界歷史》,是這本核心期刊首次發表一位30歲以下學者的論文。


1985年錢乘旦在南京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世界史博士,并獲得獎學金先后赴美國哈佛大學和英國愛丁堡大學作博士后研究。


2006年,紀錄片《大國崛起》引發了廣泛社會關注,錢乘旦擔任這部紀錄片的學術指導。早在《大國崛起》拍攝之前,他還曾為中央領導人作“專題講解”:2003年,他與另一位世界史名家齊世榮教授一起,向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講解《15世紀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發展歷史考察》的專題。錢乘旦說:“跟領導們溝通得很好,他們對世界歷史是有興趣的,但是這樣的講解還是比較少,應該多了解一些。”


目前,錢乘旦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家評審組成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中國英國史研究會會長,并被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接納為通訊會士——這被外界視為對中國世界史研究水平的認可。


雖然行政職務繁多,錢乘旦目前還在北大承擔教學和科研任務,并繼續堅持給本科生上課。談及最近熱門的“院士”話題以及文科是否也應該評選所謂的類似“院士”?錢乘旦表示可以有,但不一定要叫院士,他坦言文科評院士很難,“因為會面臨官員是否應該被納入的問題”。他認為可以由教育部出面評一批“部聘教授”。

 


蘇式學術體系的“禍與福”



 

時代周報:現在外界都比較緬懷民國時期的學人,認為誕生了很多大師。民國時期的人文社會學研究是不是確實高于1949年以后?如何看待前后階段的不同?


錢乘旦:未見得后不如前。民國時期,中國有歷史學,有歷史學家,但沒有世界史這樣的學科,這個領域在當時的中國史學界是不受承認的。包括像我的老師蔣孟引、周谷城、雷海宗等一批在新中國建立之后被公認為世界史專家的,在民國時代,他們如果回來,在中國的任何一所大學找到教職,教外國的歷史是可以的,而且定會分派他們去教外國的歷史,但如果想升比如講師升副教授,副教授升教授等,就必須寫中國史的論文。換句話說,教書是教書,但研究則必須寫中國史,所以現在常說,那些老前輩中西貫通,其實都是給逼出來的。你不這么弄,你永遠做小助教,被逼的,沒辦法。周一良本來研究日本史,但回來以后沒辦法,只好去啃隋唐五代。好,做出來了,寫了幾篇文章人家都認了,認了以后就可以做教授了(笑)。


因為不認外國史研究,因此在民國時代,外國史的學術研究水平其實并不高。當時學界不把外國史當學問來看待,覺得只是一門知識,教課是傳授知識但不是學問。當時的理論是中國人做不了外國史研究,今天聽起來覺得很可笑,但并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因為沒有資料,條件也受限制,那會還在打仗嘛。


新中國成立以后,因為受蘇聯的全面影響,雖然對選題的局限性比較明顯,但另一方面,世界史作為一個學科,開始被學術界承認和接受了。為什么呢?因為蘇聯是有世界史的,你要學蘇聯,你就要承認世界史也是一個學科,結果就接受了,所以才會有像雷海宗這樣的一批人,不僅教世界史,而且可以做這方面研究。這很有意思。另外,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臺灣的世界史教研跟1949年以前幾乎一樣,沒有世界史研究。也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時代周報: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人文社會學科曾長期受蘇(聯)式理念左右,這對中國的世界史教研有何具體影響?


錢乘旦:影響深遠。鴉片戰爭之前,沒有所謂的外國史或者世界史這樣的概念。中國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學傳統,但沒有研究外國歷史的概念。鴉片戰爭后,人們開始注意到英國,就有人開始介紹英國的歷史、政治制度等,但也僅限于介紹或翻譯一些文章。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中國開始出現研究型的東西,基本是關于西藏問題、中英關系等。到了二三十年代,在英的中國留學生開始學外國史了,如我的老師蔣孟引,他屬于第一代在英國接受歷史教育,然后專門做英國史的中國學者。還有留美后研究日本史的周一良,留美的雷海宗,留法的沈煉之,復旦的周谷城等。這以后才有真正的英國史研究出現。但他們那一代人,基本上是接受西方教育,所以這批老前輩老先生們都是使用西方的史學理論、史學思想和選題的。


但新中國成立以后,就全盤蘇化一邊倒,幾十年間的理論、思想基礎、選題都是蘇聯式的。具體到英國史,也完全按照蘇聯體系,如一般的教科書以及人們所關注的內容基本都是兩個革命加一個運動。兩個革命是17世紀的英國革命和工業革命,一個運動即工人運動。17世紀的英國革命—一直到今天—中國人還把它叫做資產階級革命。英國人的叫法是“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不用“資產階級”這個定語,全世界差不多沒有人這么說了,可是中國人已經叫成習慣了。


在中國,和英國相關的歷史就這些,教科書上也如此。所以當時的學者做選題,基本就是在這三大塊里面做。不過這是世界史的狀況,中國史不同,有它幾千年的傳承,所以中國歷史可以按照傳統去研究,哪怕是乾嘉學派的方法,就算重復也不會被說什么。而外國歷史怎么研究就沒人知道了,一直受蘇聯的影響,帶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


時代周報:“文革”結束后,中國的世界史教研處于一個什么狀態?


錢乘旦: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辦,學生和老師們其實都很惶恐疑惑。是完全恢復過去的那一套做法,還是說我們應該要有一些新的設想、新的嘗試?大家感到“文革”甚至“文革”之前的做法似乎很難再維持下去了,但該怎么做呢?不知道。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批學生可以說是一個嘗試甚至是一個實驗,就是要摸一條新路。雖說如此,但從很多方面來看,又不可能擺脫很多慣性。比如說當時的課程設計,我們是世界史第一批研究生,但招收我們并不是為了學位,國家并不是要建立學位制度,只是因為研究生比本科生要高一點,所以中國應該培養研究生。


那這個研究生要怎么培養?說實話,老師們心中沒數。我的老師蔣孟引,1930年代倫敦大學的博士,當然接受過完整的學位和學術訓練,他知道這個東西怎么做,至少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成為博士的,但我們是不是要這樣去做?就不知道了。基本上,第一批研究生的導師,差不多都是那樣,那些老知識分子、甚至可以說是幸存下來的那批老知識分子,被請出來教研究生,他們的年紀已經很大了,和我們之間其實已經隔了一代,盡管確實不知道該怎么做,也只能去嘗試。即使如此,基本上還是沿用“文革”以前的課程設置和主要教科書,因為沒有其他的東西可用。

 



中國公共史學太糟糕



 

  時代周報:你是紀錄片《大國崛起》唯一的學術指導,他們如何找到你的?


錢乘旦:2003年,我和其他教授給中央政治局做專題講解,有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大國崛起》的策劃人了解后,立刻萌生了以這樣的題材做一個片子的想法。我當時在澳門工作,策劃人通過執行導演電話聯系我,說有這樣一個想法,問我愿意不愿意?我那時候感到猶豫,因為我一直是做學術的,害怕不倫不類,但覺得試一試也好,所以同意了,合作也就開始了。


時代周報:對《大國崛起》這類面向公眾的歷史紀錄片,你是否認可?特別是其講述歷史的方式和出發點。


錢乘旦:其實,這樣的形式在中國非常不成熟。事實上,盡管最近幾年特別是《大國崛起》播出以后,又產生了一些不錯的作品,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弱小和不成熟。西方國家在這些方面的工作非常突出,許多極優秀的學者參與到公共史學里去,如BBC的“英國歷史系列”,做得非常好。但我們這里,有關公共史學的影視作品,不但少,品質也相差太遠,需要大力加強。而且很多文藝作品經常戲說,其實是瞎說,弄得非常不嚴肅。很糟糕。


時代周報:圍繞《大國崛起》,有各種批判的聲音,有人認為該片只是關注各大國成為霸權的歷程,沒有關注這些國家內部人民爭取革新改良的歷程,透露出一種奇怪的實用主義思維。你對此有何想法?


錢乘旦:我所了解的情況可能相反,當時片子出來后,確實有不同的說法。但主要是批評這部片子關注怎樣成為大國,沒有關注資本主義罪惡的方面。其實這部紀錄片非常明確,就是討論這些國家如何從弱變強,當中哪些因素在起作用以及對世界的影響。片子課題本來就說這些,很多內容,一般的中國觀眾本來是不知道的,所以這些說出來后,引起了大眾震動。這就是公共史學的力量。


如果我們拍攝“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個主題,當然是另外一個角度,會提及勞動民眾的苦難等。你剛剛提到的那個批評角度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對那些國家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過程,我們的片子不是沒有說—包括美國民主制度的建立、英國議會制度的建立,這些都有提到。另外,一個國家的強大不取決于有沒有民主制度,英法崛起不是因為民主制度成熟以后才成為大國的,事實是:英法民主制度成熟時,大國地位已經丟掉了。這些模棱兩可的說法,第一是由于公眾對歷史不了解,包括一些知識分子也不了解;第二是有些人有先入之見,不根據事實說話。我們學歷史其實就是想讓大家知道,真實歷史是怎樣就是怎樣的。


時代周報:目前國內公共思想界存在一種思路,只關注英國崛起稱霸世界的歷程,但認為現在的英國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國,也有人認為英帝國的解體是英國的失誤,甚至歸咎于英國民主體制。你怎么看這些問題?


錢乘旦:這是對歷史不了解的想當然說法。一般學界公認,英國民主制度從1832年開始起步,到1928年成年女性獲得公民權,是建構現代民主制度的時期。1832年是英帝國的維多利亞中期,而英帝國最強盛是在一戰前后,然后開始慢慢衰落,最后解體。解體的根本,在于很多因素使得“帝國”這一結構在當時的英國以及世界已經不能存在下去了。從英國來說,帝國內部的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這與制度毫無關系。像印度這些地方要脫離英帝國,是因為不能接受英國對它們的控制。英國還在很多地方造成了當地社會經濟等各種問題,英國人也和殖民地的統治階層發生了利益沖突。許多領導殖民地離開英國的人都是英國培養出來的,像甘地、恩克魯瑪等。很多想當然的說法之所以流行,體現著中國人整體的歷史知識已經非常低落了。沒有徹底客觀的歷史學家


時代周報:你是否支持歷史學家更多介入公共事務,參與公共討論?


錢乘旦:我認為歷史有兩個功能,一是盡可能恢復歷史的真實性,這是歷史學家的使命,讓大家知道過去;二是歷史學有警示作用,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歷史傳統都強調這個,如司馬遷主張歷史的警示作用。但這兩個功能,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認和接受的。特別是后者存在爭議,無論在西方還是中國,很多人都認為歷史學只是和過去打交道。我不會說這種看法不對,只是各人的理解不同而已。


時代周報:改革開放以來,國家領導層多以理工科背景為主,現在文科背景似乎又多起來了,你如何看這個現象?


錢乘旦:這是一個普遍現象。我們常說現代化,當一個國家把現代化作為目標,然后開始啟動,會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的早期會出現技術專家、經濟學專家等,他們起主導性作用。等國家經濟發展,社會建設問題突顯出來之后,領導人的知識背景就會發生變化,我認為沒什么可驚訝之處。


時代周報:隨著國家崛起,歷史學的現實政治意義將變大。比如在中日領土爭端中,日本的井上清教授和村田忠禧教授就從歷史角度出發認為釣魚島屬于中國;高句麗歷史研討中,中韓兩國歷史學家也各有立場。在這些現實問題上,歷史學家是否應保持不受外部因素影響?


錢乘旦:這還是回到了前面所說的歷史學的兩個功能上。首先,我自己覺得兩個功能都存在。如果另外一部分歷史學家認為兩個功能都存在并且強調第二個功能,我覺得無可厚非。其次,歷史學有非常強的趨向性,歷史學的立場是客觀存在,但歷史學家都是有立場的,不可能存在沒有立場、徹底客觀的歷史學家。

 



不要把“有用”看做GDP和金錢



 

 時代周報:你是如何成為英國皇家歷史學會通訊會士的?


錢乘旦:我是1978年入學。1980年代,南京大學歷史系有一位教授叫王覺飛,也是老的留英學生。他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個在南大留學的英國人。王教授想請英國學者給學生們講課,這位英國留學生很認真,愿意嘗試。他回去以后,和愛丁堡大學的講師哈利?狄金森(HarryDickinson)說了這件事,狄金森聽后很感興趣。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邀請過來做英國史方面講學的第一位學者,他對我們整個國內英國史學界的幫助、推動和促進作用是極大的。


現在他和我們也一直有密切的關系。他來中國已經20次,通過他,我接觸了很多的英國學者,也有越來越多的英國學者到南京大學來交流。他們把我的學術研究情況介紹給英國。當時南京大學是中國的英國史研究中心,因此我跟英國歷史學界的交往和了解就變得很密切。有一次英方提出皇家歷史學會愿意接受海外會員,我就答應了。當時社會反響并沒有太轟動。


時代周報:作為一位同時接受東西方教育的學者,你如何看待西方教育體制?


錢乘旦:我在1983年去美國,后來不斷地去英美。最長的一次是1986-1987年,在愛丁堡大學。西方大學的傳統確實非常古老,形成了很好的機制,良好的學術氛圍。在那里,學術的崇高地位,人們對知識的尊重,學術的規范性等都值得借鑒。但是有一個問題,從1960年代開始,西方大學越來越強調實用性,從美國開始的,把能不能創造利潤作為教育是否成功的標準。現在,英國大學的水平和要求都比過去低,他們也承認,這與商業化趨勢有關系。一方面,商業化趨勢保證高等教育有更多經費和社會需求,另外一個方面也在學術方面造成了負面影響。


時代周報:你在西方看原始檔案時,如何克服看不懂手寫體材料這個問題?


錢乘旦:很多時候只能靠猜。


時代周報:目前中國乃至世界范圍內的人文社會學科都處于衰退狀態,你怎么面對學生找工作的困惑?面對歷史學無用的質疑?


錢乘旦:我來北大后,歷史系的教師說,他們1977、1978年進來,最高分都在文史學科,低一點的去經濟學,再低一點的到法學等。10年后,經濟學、法學甚至社會學都變成了顯學。


其實在美國,很多商學院、法學院、醫學院等都不招本科生,要讀其他本科專業才能讀工商碩士。在很多大學,招進去的學生不屬于任何一個院系,但對學生有要求選課比例及學分配制。很多學生會選歷史系的課,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會做歷史學家,他們只是認為歷史必須學而已。在美國,學經濟是做理論的,做實際工作的是商學,是兩回事。但在中國就變成同一回事。


有人問學歷史有什么用?他們只是把歷史看做物質。只有不把這種“有用”簡單地看做GDP和金錢,才會真的有用。這種問題和整個社會對歷史的意義認識不正確有關。對于大多數人,甚至對有些領導,他們認為歷史是沒什么用的。其實他們沒有認識到歷史是凝聚一個民族的認同感、締造一個民族文化最強有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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