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藺志強:中古英國的幼主托孤與王權運作 ——以亨利三世時代早期為主的考察(下)
來源:英國史研究與咨詢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8/11/18] 瀏覽:

3. 國王政府的革新

在重建中央權威的同時,國王政府也經歷了一些有意義的革新,國家行政體系向著更加職業化、官僚化的方向邁進。從亨利二世建立安茹王朝起,英國的國王政府就逐漸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行政體系,但服務于國王個人的色彩較濃,國王政府中的官吏被視為國王的仆從,“他們從未在任何意義上對大會議、封建貴族或教會負責,而總是完全依賴于國王。”到了亨利三世的幼年期,年幼的國王沒有對政府的任何有效控制,行政權力幾乎完全交給了宰相掌管,但宰相又沒有國王那樣一言九鼎的權威,甚至沒有類似威廉·馬歇爾那樣的個人影響力,因此更需要權臣貴族的合作,結果使咨議會的地位進一步提高,政府的運作和官員的任免理論上都是在其認可下進行的。這樣,國王年幼不主政的環境鼓勵了一種思想的出現:政府要職有其自身的獨立地位,名義上得權于國王,實際上卻向咨議會負責。比如,1222年拉爾夫·內維爾(Ralph Neville)當選為奇切斯特主教,但同時仍保留了在國王政府的中書令一職,理由是他的這個職位是得到整個王國的認可的,除非出于整個王國的意愿,他不能被剝奪職位。這種“集體領導”下的政府擺脫了國王個人隨心所欲的擺布,貴族相互之間的制肘也阻礙著其他人輕易形成類似的個人影響,結果就使行政機構可以更專心地“按自身規律辦事”了。有的史家甚至認為,“在這個時期,強有力的、錯綜復雜的、有潛在專制傾向的官僚機構試圖在國王與貴族之間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使自身以對整個制度而非國王個人負責的國家官吏的身份出現。”


政府“獨立性”加強在機構方面的表現,就是宮室、錦衣庫等國王內府機構在行政事務中作用大減,而財政署則在機制和權力方面都有較大的發展。此外,英國的司法體系在這個時期也有了長足的發展,普通法庭和法律都更加完善,事實上幼主期的最后幾年是真正的“勃拉克頓時代”,他的著名論文中的案例主要來自這個時期。從技術角度看,這樣一種專業化的趨勢無疑是有利于行政機關提高效率和走向成熟的,但這無疑也為國王個人影響的回歸制造了困難。政府機器的這種發展,并不代表更多的所謂“憲政”意義。如馬克垚先生所說,在封建時代,官僚組織的完善自然導致一種獨立性傾向,并往往與國王個人意志產生沖突,這是中外皆然的現象。國王政府機構的效率與國王個人對之的控制程度,是反應王權強弱的兩個不同層次的指標,而不是對立的兩面。


之后的幾個幼主期內,王權運作的機制和實際過程也都各有特點,錯綜復雜。但總的來說,由一位或幾位權臣攝政是最常見的形式。同時,為了防止出現個人專權的局面,由主要貴族組成比較固定的咨議會集體代行王政的制度在幼主期比較常見。如果說攝政的權臣一定程度上填補了國王個人影響的空白的話,咨議會則代表一直向王權爭取“建議與認可”權的貴族的聲音。在中古英國的大部分時期,貴族們通過封君封臣制度賦予的建議權來制肘國王的努力從未取得成功,但是幼主期的出現不但為這種權利提供了充分表達的空間,而且為其運作機構的發展提供了契機。


愛德華三世時代的最初幾年,羅杰·莫蒂默作為政變的發動者,大權獨攬,成為英格蘭隊實際統治者,“國王的權力和王國的政府都為他所操縱”,雖然也有12位貴族組成的國王監護委員會,但不過是表面文章。這樣的獨裁很快被小國王聯合貴族推翻。

理查二世上臺后,為了避免再次出現權臣專政,貴族們推行了一種“常任的咨議會”(Continual Council)制度。這種由議會正式任命咨議會成員的做法一直被西方史家認為具有重要的憲政意義。在這種制度下,由主要大臣組成的常任委員會以國王的名義集體決定重大事務。然而,在當時這種完全的集體決策是無法實施的,“常任的咨議會”很快就被國王的幾位近侍寵臣把持,在封建貴族的抵制下最終無法維持。其后,岡特的約翰又成為左右政局的關鍵人物。


亨利六世在特殊的戰亂年代繼位。不滿一歲的他身兼英法兩國王位,成為英國在百年戰爭后期的一塊重要籌碼。他在法國和英國分別得到叔父貝福德公爵約翰和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的衷心輔佐。這兩位攝政之間還有比較明確的權力分工。當貝福德在法國時,英國國內的事務由漢弗萊統管,但若貝福德回到國內,則漢弗萊退居次席。與此相應,一個比較固定的咨議會在幼主期內獲得了重要的地位。從1422年到1437年的十五年,雖然貝德福公爵的強勢和幼王的成長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咨議會的主導性,但仍被史家普遍稱為咨議會執政的時期。


愛德華六世繼位時,父王亨利八世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他留下遺囑,指定了16位遺囑執行人,由他們組成攝政委員會,主持政局直至愛德華六世18歲成年。雖然攝政委員會1552年同意國王可以在16歲宣布成年,還政于王,但羸弱的國王沒有等到這一天。他的時代整個是在攝政的掌握之下的。最初是他的舅舅薩默塞特公爵愛德華·西摩,然后是諾森伯蘭公爵約翰·達德利。因此人們更多地把這個時期分別稱為薩默塞特時代和諾森伯蘭時代。

 

這種攝政統領下的貴族集體決策機制在國王政府革新中的影響也體現在后面的幾個幼主期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御前會議的發展與完善。亨利三世早期開始形成的御前會議逐漸成為國家政治日常運作中最為重要的機構,但是由于它的小型化和人選的隨意性,當國王強勢的時候,常常變成國王擺脫貴族制肘而自行其事的工具。因此圍繞御前會議的權力和人員結構的斗爭就成為中古后期貴族參政要求的重要體現。然而正如有的史家所說,只有在非常時期,咨議會才會正規化和經常化。而幼主期就是最主要的“非常時期”之一。比如理查二世時代早期的“常任的咨議會”,就是在幼王加冕后由大咨議會和議會兩次公開宣布人選,由包括當時各派勢力的教俗貴族共同組成,給予豐厚的薪金,使它成為一個更加規范、可靠的機構。它有點像是大咨議會的代表機構,被授予以國王名義來處理國家事務的全權,事實上履行了攝政的功能。

 

三、幼主親政與國王個人權威的恢復

 

 

幼主期國王退入幕后,成為權力的象征符號。但是在君主制度下,國王本人從不會忘記自己本應擁有的絕對權力,因此決不會甘心長期做代政者的傀儡。而且,越是經過幼主期成長起來的國王,往往越是對絕對的權力有更大的渴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教育的影響,不論出于何種目的,帝師們更愿意幫助國王建立君權神授、唯我獨尊的觀念,這當然是年幼的國王所喜聞樂見并易于全盤接受的;另一方面則是國王自己的經歷使然。從小失去父王的庇護,幼主與正常成長的王儲相比更容易缺乏安全感,對于操控政局的攝政者缺乏信任,特別是當攝政者更多地照顧貴族的利益或中飽私囊的時候。在此背景下,幼主總是急于親政,又缺少與貴族周旋的經驗與策略,結果在掌權過程中常與貴族產生矛盾。由于同樣的原因,幼主親政后往往難以與貴族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而是更傾向于提攜近臣和新人,這又成為幼主成年后政局困難的一大原因。


亨利三世走上前臺的經歷可以讓我們清楚地看到幼主成長的這條軌跡。


 


1、王相之爭與廢除宰相

 

如前所說,赫伯特對國王權威的恢復和加強可以說是不遺余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出身決定了只有依靠王權他才能維持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鮑威克的分析不無道理: “他以一個高度集權的行政體系維護王權的利益及英格蘭的福祉的決心,從未也不可能與他維護自己的地位的野心相分離。”長期的大權獨掌,使赫伯特的心態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為自己謀利的動作越來越大,這樣不但使他在貴族中樹敵頗多,而且越來越為亨利三世所不能容忍。


在掌握大權的幾年間,宰相不斷把自己出身低微的親信安插在重要的教俗崗位上,引起貴族們的不滿。如果說這還算是他鞏固地位的必要手段的話,那么一些純粹的斂財行動則足以反映他貪婪的一面。有一件事頗能說明問題。1225年,國王的叔叔索爾茲伯里伯爵威廉出征大陸返回時在海上遇風浪失蹤,赫伯特迫不及待地策劃讓自己的侄子雷蒙與伯爵夫人結婚,以謀取爵位和產業。這個提議直接受到伯爵夫人的拒斥,她對雷蒙說,且不說自己的丈夫生死還未明朗,即使真的死了,他的出身也根本不能跟自己相配!不久以后威廉伯爵歷險而還,得知宰相的作為后大怒,要找宰相算帳,赫伯特不得不賠上一些馬匹和禮物。但在二人和解并共進一餐后,伯爵卻突然病亡,因此宰相又陷入投毒的傳言當中。此外,1231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向羅馬教廷申訴時,也指出宰相非法侵占了坎特伯雷的教產。1232年赫伯特倒臺后,被迫交出了在倫敦的一座修院里藏匿的錢財珠寶,其數額相當巨大。

 

宰相不斷擴充勢力的同時,國王也在努力尋找機會走上前臺。因為是第一次出現幼主當政,所以國王應該在什么時候宣布親政沒有先例可循。當時法國已有國王在14歲即成年的慣例,在耶路撒冷王國則是15歲,但是如果按照封君封臣制的傳統,則一個封臣要到21歲才開始擔負騎士役。因為約翰王晚年時把英格蘭奉獻于教皇從而成為教皇的封臣,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教皇具有很大的發言權,當然來自英格蘭政府的意見也沒有被忽視。最終的情況是,亨利三世在14歲和16歲時分別恢復了部分權力,從1223年起,王室信件都加上了一句“本王親鑒”(Teste me ipso)。但直到年滿20歲時亨利才獲得完整的權威。1227年4月,教皇格里高利九世致信英國教俗貴族和臣民,宣布亨利已完全成年,將開始“自由而和平地”執掌“他的王國”,臣民如有不忠將處以絕罰。


實際上,在完全執政之前,亨利就已在為恢復王權沖鋒陷陣了。他留諸史書的第一項業績,就是1224年對功臣福卡斯(Falcasius)反叛的強力鎮壓。重建王室法庭的司法權威,是恢復中央王權的重要方面,但在當時卻是困難重重。巡回法庭是王室司法權深入地方的載體。早在1218年馬歇爾就恢復了巡回法官的工作,它是代表國王政府加強地方管理的重要手段,對于王權的重建意義重大。不過,經過多年戰亂的地方豪強顯然并不把這些出巡的中央代表放在眼里。1224年,幾位巡回法官在貝德福郡接受受害人的起訴,判處當地的大貴族福卡斯有罪并使之面臨巨額罰款。這位貴族來頭頗大,當年曾是約翰王的得力干將,在內戰中功績卓著,期間也占據了很多叛亂貴族的產業和城堡,富甲一方。法官的判決讓他惱羞成怒,竟派出騎士捉拿這些法官。雖然大部分法官逃脫,但還是有一位叫亨利的法官被抓到并關入貝德福城堡,遭受折磨。亨利三世得到這個消息時正在出席貴族會議。對于這樣的行為,出席會議的教俗貴族一致認為應該予以嚴懲,并表示將給予大力支持。于是國王放下所有的事務,親自率兵攻打貝德福城堡。面對國王信使的勸降,堡內的騎士聲稱他們只聽從福卡斯的指揮,因為他們與國王并無臣服關系。這更加激怒了國王,王軍圍攻月余,終于破城,守軍被全部處死。逃到威爾士的福卡斯眾叛親離,只好向國王投降。國王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沒收了他的全部產業和財產,使他從最富有的人變成了最窮的人之一。之后不久他又被驅逐出境,教皇曾派使節為他說情,說他曾為先王出生入死,應當讓他回國并恢復產業,對此國王答復說,驅逐的決定是依照王國的法律做出的,必須得到遵守。這一事件固然反映了當時權貴們桀驁不遜的一面,但事件的解決方式無疑也給他們上了印象深刻的一課:小國王不可小視。


1227年的牛津會議是亨利三世獨立走上政壇的標志。會上他宣布自己已到完全脫離監護的法定年齡,因此所有的監護人員都要離開宮廷,同時他宣布將正式接管政權。他還做出驚人之舉,宣布兩年前重新簽署的大憲章和森林憲章無效,因為當時自己在監護之下,對自己的身體和御璽都沒有控制權,因此那些令狀的簽署都是“無理的僭越”。隨后他下令給所有的貴族,要想繼續享有那些特權,必須交付一筆稅金后由國王親自重新簽署憲章。雖然貴族們普遍認為這是宰相授意的斂財之法,但正如梅特蘭所說,這一做法并沒有違背任何法律。


不管這件事是否宰相授意,有一個事實是明確的,即國王早已不是對宰相言聽計從了。雖然直到1232年前赫伯特一直是國王最為倚重的大臣,但二者的相處并不那么融洽。亨利三世迫不及待地開始爭取對政府的控制,但赫伯特并不打算放棄其特權。也許他太倚老賣老,小瞧了這位剛剛成長起來的野心勃勃的國王,在許多問題上他不征求國王的意見而自行其事,對國王提出的一些行動計劃百般阻撓甚至背后破壞,還將大量王家收入中飽私囊。“他的所為更象日本的幕府將軍,而非輔佐一位渴望親掌政局的國王的大臣。” 1229年,在出征法國的問題上,國王與宰相的矛盾激化,甚至還爆發公開的沖突。


1226年,導致約翰王病死疆場的元兇法王路易八世面臨著與他當年的對手同樣的命運。在征討圖魯茲的戰爭中,38歲的法王染病而亡,而他的長子路易(即后來的“圣路易”——路易九世)也是僅12歲的孩子。雖然法王臨終前對兒子的繼位進行了周到的安排,但當時法國貴族們的“離心力”比英國更甚,加上人們對攝政的王太后的不滿,法國很快陷入動蕩之中。1229年,曾經在安茹帝國版圖內的布列塔尼和普瓦圖貴族們為對抗法國王室,邀請亨利三世重新入主大陸。雄心勃勃的亨利三世認為這是恢復前朝輝煌的大好時機,赫伯特卻建議國王暫緩行動,等待更好的機會。不過亨利三世不愿放棄這個機會,他下令組成了一支“比任何一位先王曾召集的規模都大”的軍隊,準備渡海遠征。然而軍隊到了海邊才發現準備的船只太少,甚至不足以運送一半的部隊。暴怒的亨利三世把問題歸咎于負責搜集船只的赫伯特,當眾指責他是“老賣國賊”,說他收了法國王太后的五千馬克賄賂而故意破壞他的軍事行動,說到恨處,國王甚至拔劍要殺了這位權傾一時的宰相。雖然此后兩年內亨利遠征無功而返說明赫伯特的主張也許是對的,但他公然違抗國王的決定,顯然使他做為國王最為依賴的謀臣的地位受到了影響。


不僅如此,在隨后的幾年內赫伯特在亨利最關心的另兩件事上也不能讓國王滿意:威爾士問題和王室財政問題。直到1232年,威爾士邊境的治安一直是國王面對的首要問題。赫伯特當政時期在威爾士采取了許多行動,不過效果很差,威爾士親王羅埃林(Llywelyn)的勢力日增,邊地貴族節節敗退。國王認為,在威爾士邊境的失敗根源在于財政的困難,但宰相在這方面也沒有更多的辦法。在1232年3月一次大咨議會上,宰相沒能說服貴族通過一項征收動產稅的提議。在困難的情況下,國王甚至把王室的珠寶都抵押給了布列塔尼公爵。


這樣,當彼得·德·洛奇經過五年十字軍東征在1231年7月返回英格蘭時,很快就發現擊敗政敵的時機到了。彼得在東征中聲望大增,并且與德國皇帝和羅馬教皇都過從甚密,在皇帝和教皇的身邊,彼得對鞏固君主的權威有了更多的體會,加上他高超的理財經驗和能力,這使他自然成為此時的亨利最歡迎的人物。彼得發現赫伯特此時很孤立,國王也急于尋找一位有能力輔佐他復興王權的人物,于是他立即前往威爾士覲見國王,并且邀國王到溫徹斯特度過了1231年的圣誕節。他向國王描繪了復興約翰王時代輝煌王權的圖景:對臣下更有力的權威,通過財政改革達到富裕,對法國王室執行更強硬的政策。二人自然一拍即合。而擋在他們前進道路上的宰相赫伯特成立首先要被搬開的絆腳石。


赫伯特倒臺的過程并沒有明確的記載,不過在當時保存下來的一份文件中我們卻可以窺視到一些斗爭的端倪。這份文件就是所謂勃羅霍姆誓詞(The Oath of Bromholm)。勃羅霍姆是宰相赫伯特家鄉附近的一座小城,赫伯特得名的莊園伯格(Burgh)距離勃羅霍姆僅僅9英里。那里的修道院供奉著一塊“雙十字形狀”的木頭,據說來自處死耶酥的真十字架,是一位英格蘭籍牧師在君士坦丁堡宮殿的圣物間得到的。它被勃羅霍姆的僧侶買下,之后這里很快成為英格蘭人朝圣的新目的地。亨利三世就曾多次到這里朝拜。

 

大約在1232年7月初,亨利三世又一次來到這里,在圣物面前進行了一次不同尋常的宣誓。誓詞說,國王和他的繼承者將真誠地,而且是出于自愿地維護頒予肯特伯爵夫人瑪格麗特(即宰相的夫人)的特許狀以及其中包括的所有封賜、贈禮和許可,如果誓言被違背,國王或其繼承人將被交予教皇發落,并處以絕罰,直到伯爵夫人的權利得到恢復。文件還提到國王給包括宰相本人在內的其他幾個人也簽署了同樣的文件。同時,宰相本人也立下誓言,誓詞說:肯特伯爵、英格蘭宰相赫伯特·德·布赫奉國王之命起誓,如果國王自己或在別人的慫恿下意欲侵犯給予上述伯爵夫人等人的特許狀、賜予、贈禮等,他將負責阻止這種意圖,并盡最大力量維持這些特許狀有效。


但是,在這一宣誓之后不到6個星期內,赫伯特便“在溫徹斯特主教彼得的建議下”被解職。并很快被沒收了所有的產業,并處以巨額的罰款。9月中旬赫伯特和他的夫人逃到修道院尋求庇護,而他的對手彼得·德·洛奇則成為了英格蘭最有權勢的人。11月,赫伯特向國王屈服,被迫交出了從約翰王以來從王室得到的所有土地和特權。


對于赫伯特為何突然倒臺,長期以來史家做出了許多猜測和解釋。有人認為赫伯特支持1231年開始出現在英格蘭的針對教皇派來的意大利籍教會人士的排外運動可能是他被解職的直接原因。根據羅杰的記載,當時這些劫掠羅馬人的武士開倉放糧,賑濟貧民,可謂行俠仗義。同時他們聲稱是奉國王之命行事,并出示了國王簽署的令狀。事后的調查發現宰相是這些人的幕后支持者。如果這些說法可信,那么僅憑冒用國王名義簽署這樣的令狀就足以讓宰相倒臺了。


但從亨利三世在勃羅霍姆立下這一不同尋常的重誓并馬上背棄誓言的情況看,其背后顯然有過一場嚴峻的斗爭。很可能當時是宰相強迫國王起誓的。另外一份文件可以佐證這一說法。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寫于1233年1月10日的一封信件中顯示,亨利三世向教皇提出了解除一項誓言的請求,聲稱他是在武力的威脅之下立誓的。誓言涉及國王的財產、特權與贈予等,與他的加冕誓詞相抵觸,因為在加冕誓詞中他聲稱要維護國王的權利、自由和榮耀。教皇最終同意解除了亨利三世對這個誓言的義務。


從時間和內容推斷,教皇信件中提到的誓詞就是指勃羅霍姆誓詞。教皇解除這一誓詞的理由基于前任教皇英諾森三世創立的一個原則,即如果一個誓言與前一個誓言相沖突,則新誓言無效。而在這個原則的背后,則顯示出此時關于國王權利的一個新的原則正在形成,即分割國王的財產或權利是非法的。十三世紀初的一個英國法律書籍即指出,國王的加冕誓言中應該包括一條,即國王的財產不得被分割,或者這樣的分割可以被取消。十四世紀法國和德國國王的加冕誓詞就確實增加了這樣的條款。


可以說,勃羅霍姆之誓是赫伯特為了保持地位而做出的“絕望而危險的嘗試”,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樣的行動只會加速自己的倒臺。


赫伯特被解職后,宰相的職位還沒有立即廢止,接替赫伯特的是塞格雷夫的斯蒂芬(Stephen of Segrave),但他的主要職能只是在司法方面,類似后來的“大法官”(Chief justice),兩年后隨著斯蒂芬的離職,宰相職位徹底消失了。1258-61年間貴族運動中短暫地重設宰相一職,但影響不大。“宰相時代”隨著赫伯特的倒臺便已結束了,亨利三世再不必為“另一個自己”的礙手礙腳而煩惱了。


 


2、“專制”的嘗試與王權的重建

廢除宰相之后,用鮑威克的話說,亨利三世“終于翻身做主人了”,在隨后兩年內“品嘗了專制權力帶來的危險的愉悅”。亨利三世采取了加強自己權威的一系列措施,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大量起用新人,二是復興內府行政機構,推行財政改革,改善王室財政狀況。


也許是彼得·德·洛奇的建議,也許是亨利三世自己幾年來的經歷使然,總之亨利不再信任那些對祖上的權利斤斤計較的封建貴族。他相信只有新人才會完全忠實于自己,幫助他完成復興王權的大業。任用新人的一個重要結果就是小會議的改變。它仍然保留了在幼主期獲得的代表王國聲音的地位,但其成員中卻沒有了那些自認為是王國精英的貴族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國王身邊的官員,這樣它的決策自然更多地體現國王的意志。同時,隨著赫伯特的倒臺,他主政時期選用的重要行政人員也被迅速更換,而早先由宰相管轄的眾多王家城堡和產業也需要人來接管。這些空缺大多被來自大陸普瓦圖和布列塔尼等地的所謂“外國人”所填補。亨利甚至邀請兩千多名大陸的騎士攜帶馬匹和兵器前來替他守衛各地的王家城堡。困擾整個亨利三世時代的“外國人”問題自此開始便成為沖突的焦點。

 

最受重用的“外國人”,是彼得·德·洛奇的侄子(一說是兒子)彼得·德·里沃(Peter de Rivaux)。在成功地協助國王趕走政敵赫伯特之后,洛奇自己并沒有謀取什么要職,而是將里沃推到前臺,讓他擔任了眾多的職務,獨攬大權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早在1232年6月11日,他便被任命為錦衣庫、宮室和內府金庫三機構的終身長官,他被授權在任職的每一個部門任命一位代表,這已足以使他控制整個內府。6月28日,他又得到國王的倫敦宮室長官的職位,并且成為國王的總采買官,這樣內府財政的大小事務就完全由他支配了。此外,里沃在6月15日被指定為小御璽的終身保管人,這一職位是前所未有的,這使他成為第一位脫離中書省的御璽掌管者,也是我們所知的英國歷史上第一位“掌璽大臣”,當然這一職位正式出現是以后的事了。在內府之外,他也獲得大量的權力。他被任命為21個郡的終身郡守,許多王家城堡的監管人,王家森林法官,以及所有由王室收回(Escheat)或監護(Wardship)的貴族領地的監管人。1233年1月,他又成為財政署的司庫。總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彼得·德·里沃掌握了英國所有重要的財政職務。


亨利三世將幾乎所有的財政權力集中到里沃手中,目的就是改變過去王室財政管理上的混亂狀況,尤其是減少地方上的郡守和堡主的貪腐行為,為國王的金庫帶來更多的現金。里沃領導下的財政體系也確實進行了影響深遠的改革。首先是以錦衣庫為首的內府財政機構成為政府財政機構的核心,進而成為整個行政體系的中心,在赫伯特時代經歷了重大革新的財政署等部門變成了錦衣庫領導下的具體辦事機構。其次,中央財政對地方的控制進一步加強。在1223年地方特權和收入調查的基礎上,赫伯特在1231年曾進一步下令,如果郡守私吞地方收入將處以重罰并收監。彼得·德·里沃執掌財政大權之后,把之前的這些規定有效地付諸實施。


但是,新貴的發跡以及大量外國人把持政府引起了本土貴族的不滿。他們曾經歡呼赫伯特的倒臺,但很快發現亨利三世不但廢除了宰相,而且對他們也置之不理了。特別是被剔除出小會議之外使貴族們頓覺自己地位大減,他們向國王抗議,指出這種做法是違背王國傳統的,貴族作為國王的封臣,對王國事務的參與權不能被忽視,理應在政府擁有一席之地。對此彼得·德·洛奇不無諷刺地回答說,國王當然有權任用足夠多的外國人來保衛王國,這樣才能使傲慢而不忠的臣民各安其位。


建言無果,貴族們開始消極對抗,1233年6月亨利召集貴族在牛津參加大會議,但貴族們拒絕出席。盛怒之下,國王宣布把威廉·馬歇爾的兒子理查為首的幾位貴族驅逐出境并沒收財產。不過貴族們認為國王并沒有權利這樣做,因為對貴族的處罰必須要在由貴族組成的法庭上做出,彼得·德·洛奇對此的答復是,英國的貴族(peers)跟法國不一樣,英王有權通過自己任用的法官處理任何人。

 

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法理正在革新的時代,貴族們的傳統觀念面臨一位渴望更大權力的國王的挑戰。但是,雄心勃勃的國王此時顯然還不具備徹底革新的實力。在隨后與理查為首的貴族勢力的對抗中,缺乏支持的國王很快敗下陣來。國王組織的來自大陸的雇傭軍在貴族武裝的騎士們面前不堪一擊。戰亂使王室的收入也大受影響,內外交困之下,亨利不得不接受教會貴族的調停,在1234年5月28日與貴族和解,并答應他們“清君側”的要求,將彼得父子一起解職。不過他們仍是亨利倚重的謀臣,里沃甚至在1253年后還再次擔任了錦衣庫的首腦。


1234年的挫折說明亨利三世還無法擺脫貴族來推行“專制”,甚至有史家認為它的“憲政”意義超過1258年的危機。其實,亨利三世向貴族妥協顯然更多是出于經濟上依賴貴族的無奈,而非法理上的自覺。亨利的妥協說明,雖然里沃的財政改革可以增加國王的日常收入,但當應付戰亂危機時,當時國王可支配的這些常規資源并不足以提供足夠的支持,貴族封臣的“協助”不可或缺。


不過,亨利在危機之后的舉措反映了另一個事實:只要沒有重大危機,貴族對國王的統治政策依然無從置喙。在安撫貴族的同時,亨利并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除了把兩位彼得暫時放入后臺,1234年的“教訓”并沒有促成國王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里沃的免職并沒有使他發動的財政改革的進程終止,也沒有抹殺他在行政上的影響。“在拋棄普瓦圖人之后,亨利三世決不會同時放棄使他的內府成為國家行政中心的那些政策。”亨利三世在壓力下對用人策略暫時進行了一些調整,但在在行政體制的發展方向上,1234年前后沒有顯著的區別。在赫伯特時代就開始的將地方政府控制于中央的政策在彼得父子手中得到加強,并且在他們倒臺之后堅持了下來,成為亨利三世時代對中世紀行政制度發展的一大貢獻。里沃對郡守加強控制的措施,在1234年之后雖然有短暫的中斷,但很快就在新的中央財政官員領導下重新開始執行,而且力度更大,郡守的很多權利被其他官員分割。郡守開始真正成為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忠實代表。這種延續性在機構上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內府的錦衣庫不但保留了1232年以來的重要地位,而且權力進一步擴張,成為亨利三世時代行政權力集中于內府的主要標志。可以說,彼得父子在1232到1234年間的短暫掌權為亨利三世時代的治理模式定下了基調。這些措施幫助亨利三世成功地掌控了最高權力,并把國王的個人權威發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有的史家甚至把1234年之后的二十多年稱為國王的“個人統治”(personal rule)時期。雖然1258年開始的貴族運動一度對亨利本人的地位造成了很大沖擊,但并沒有在本質上動搖這一時期王權發展的成果。

亨利三世之后的幾位幼主,也都對重建國王的絕對權威表現出超常的執著。這幾位少年都在未及成年的時候就或多或少地在國事中嶄露頭角了。愛德華三世對廢黜父王并把自己視為傀儡的羅杰·莫蒂默充滿仇恨,在17歲時就發動政變逮捕并處死羅杰,開始自己數十年的強勢統治。現存的一封愛德華三世親筆簽署的信件表明,他在發動政變之前一年多就在謀劃此事,并與教皇進行了溝通。


理查二世也是很早就親自涉足政事。雖然他的成年慶典1390年才舉行,但在多年前他就領導鎮壓了1381年農民起義。他的冷靜、謀略和殘暴,都使人印象深刻。同時這一大起義也對他的思想起了很大影響,從此他很難面對不同的意見,越來越成為一個專制的“暴君”。幼主期內各派貴族之間的勾心斗角和唯利是圖也對他觸動很大,使他覺得只有自己才會真正維護王權。他深信“君權神授”,并且不遺余力地推行其理念,直至喊出“法律在我心中,在我口中”的妄語。他把曾祖父愛德華二世被廢看作英國王權的最大污點,極力請求羅馬教廷為愛德華二世封圣,以此洗刷污名。理查二世在成年以后對權臣進行了清洗,幼主期掌權的主要貴族都被趕出咨議會,代之以國王身邊的新人。當然這種思想和行為也給理查二世帶來悲劇性的下場,他的時代充滿沖突與暴亂,最終他自己也因為魯莽地剝奪亨利·博林布魯克的祖產而失位殞命。

亨利六世體弱多病且性格軟弱,被稱為中古英國最不稱職的國王,但他親政的時間也很早,一般認為幼主期在1437年他16歲時就基本結束了。早在1436年的政令中就出現了“在國王的見證下”的字眼,其后“國王在咨議會的建議下”成為發布赦令的標準格式,這都是國王本人參與決策的證據。愛德華五世在位不到兩個月,未及施展治國之才就被廢失蹤。而愛德華六世雖然也沒有活至成年,卻并非對自己的時代毫無影響。他在純粹的新教信仰氛圍中成長,在那個宗教改革的關鍵時代,他對改革的發展走向做出了關鍵的抉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去世之前廢除兩位姐姐(信奉天主教的瑪麗和態度中立的伊麗莎白)的王位繼承權而指定簡·格林為王位繼承人。這一決定過去被認為是薩默塞特的陰謀,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相信愛德華本人才是真正的推手,是他說服或強迫攝政委員會通過該法令的,因為“只要他活著,他的話就是法律。”

 


結語

在簡單梳理幼主時期英國王權的運作情況之后,我們可以在最后對這一特殊時期的王權發展走向進行一下初步的判斷。總的來說,幼主時代是國王個人與王權的其他成份分離,然后又走向復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的制度安排和具體運作保證了英國王權的發展軌跡不會出現大的波動,甚至還是王權進一步走向強大的契機。以亨利三世幼年時代的王權發展來看,從攝政時期到宰相當政,以國王名義掌政的權臣貴族在重建秩序的同時為王權的恢復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礎,亨利三世親政后的措施則使這種發展的結果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中。如果說廢除宰相并控制咨議會使亨利三世在政府的決策權方面占據了絕對的優勢的話,那么,復興內府機關,將行政大權重新集中于內府的結果就使他在政府實際操作和運轉當中也取得了主動,從而使當時國王對政府的駕馭真實而全面。雖然在貴族的反對下國王不得不放棄更激進的個人統治措施,但當經過幼主期洗禮的國王個人與王權的制度基礎實現如此緊密的結合之后,我們有理由說,此時的英國王權比以前更加強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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