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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瑜:“封建,非圣人意也”?說說中世紀盛期的歐洲
來源:世界古代史研究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8/11/22] 瀏覽:

 

信出版集團組織出版的《企鵝歐洲史》叢書里,有威廉·喬丹《中世紀盛期的歐洲》一冊。好的歷史著作都會超越歷史的敘述和制度的研究,成為一種觀念的結晶。借助故事和歷史進程的細節,喬丹的這部書成為了晚近史學界對西方文明所做思考和所持信念淋漓盡致的展示,有助于我們理解歐美學者對西方文明的深度認知。其實閱讀這本書以及其他優秀的歐洲歷史著作,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古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譬如顧炎武《郡縣論》提出的“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柳宗元《封建論》把封建看作是社會發展原始階段不得已的辦法,所謂“不初,無以有封建”,應該是古今中外都曾經流行的庸見——卻很難在歐洲歷史的實際中得到印證。


李維(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是古羅馬的歷史學家,生活在共和國解體、君主制興起的風云變幻之際,后來與奧古斯都這位羅馬帝國“第一公民”以及他的家族關系友善。李維的羅馬史充滿了大量共和國英雄的事跡,充滿了對共和國公民美德的贊美和歌頌,但是他同時又是帝王家的“寵臣”。但是,他真的是漢語意義上的“臣子”嗎?羅馬帝國君主真的是漢語意義上的“皇帝”嗎?奧古斯都認為自己是所有羅馬傳統,包括共和國制度的繼承人,但是他又改變了人們對傳統的理解。譬如在他的葬禮游行中,按照他生前的指示,他的尸身不再跟隨在祖先的面具和哀悼者人群之后,而是在整個隊伍之首。他清楚地意識到,羅馬的榮耀大半出自共和國,切割掉共和國傳統,切割掉羅馬精神的這一厚重內涵,反而是對他所創立的羅馬君主制政治的否定。不過這不是說,奧古斯都沒有修改共和國制度以適應君主制的政治和文化需要。李維對待歷史的態度應該和奧古斯都是一樣的,即在原則上尊重共和國傳統,警惕和蔑視試圖借助暴民達到目的的政治家,譬如格拉古兄弟。與此同時,無論是奧古斯都還是李維,作為那個時代政治文化的主要塑造者,都愿意接受羅馬制度的變革。羅馬在共和國之后的巨大社會變革在西方學者眼里無疑標志著君主制的產生,但是這一制度是由共和國傳統中逐漸萌生和破土而出的,應該也不同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君主制度。我們不應該用“皇帝”這個稱呼來翻譯和界定羅馬帝國統治者的頭銜。其實他們始終沒有建立明確的世襲制,長期保留著元老院,也沒有系統地消除各地歷史悠久和強大的自治制度和文化,包括各地不同類型的貴族和市民會議,沒有克服古代常見的通訊和交通原始狀態,沒有企圖對廣大邊遠地區進行深入和微觀的直接社會控制。

 

顧羅馬帝國的歷史對我們理解歐洲在中世紀的發展非常重要。在他影響巨大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里面,吉本對公元1世紀和2世紀帝國的政治成就有些容易引起讀者誤會的籠統概括,譬如把它形容為古代最文明、富有和強大的君主制國家,具有最強大的武備和法制,讓境內不同種族的眾多人民成為羅馬公民。因此對吉本來說,羅馬帝國的衰亡就是這樣一個被他多多少少想象為“現代化”的古代國家的衰亡,而歐洲的重新崛起則發生在中世紀經歷了早期的黑暗時代之后。喬丹這些新銳的歐洲史教授早就不再相信,羅馬帝國西部所遭受的不可挽回的危機是來自蠻族的入侵和破壞。他們接受了比利時學者亨利·皮朗(1862—1935)在上個世紀30年代就提出的見解(《穆罕默德與查理曼》),即西部真正的衰敗原因是在7—8世紀穆斯林勢力興起、地中海東部和北非地區脫離羅馬原先維持的經濟貿易圈之后。這一廣大區域內的國際貿易路線的變化使得歐洲文明的中心北移,意大利、法蘭西、德意志和英格蘭等地成為了中世紀歐洲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核心區域。準確地說,這一變動帶來的不是歐洲社會長期持續的衰落和停滯,而是在保留羅馬帝國遺產基礎上的重組、更新和更深刻的發展,是推進歐洲形成有別于近東、中東和其他東方文明的特點,是為歐洲在近代獲取先進地位進行準備和鋪墊。

 

嚴格地說,喬丹教授以及晚近許多學者筆下的歐洲史不是國別和地區史的總和,而是對歐洲整體上的統一性的講述。而這種“天下一統”的局面,又是以統治階級對分散的城市、莊園和貴族領地有效的社會控制為基礎的。這是由歐洲文明自身的特點決定的。很多中國古代史學者承認周王室有天下共主地位,能夠維持天下統一的局面。但是大家長期一直不能擺脫的一個觀念是,周王室衰微之后,秦統一六國,秦漢以來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君主制成為鞏固和維護統一的唯一有效工具。而周代的分封制,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論》里面早已草率斷言的,“封建,非圣人意也”,甚至認為“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所以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開篇首先說:“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于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這一宏大設想在古代語境中實現的程度究竟如何?起碼顧炎武對郡縣制的批評是,“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結果是基層社會的疲軟和松散,“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因此顧氏提出的、最終并未實現的辦法,是“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以加強地方社會控制的自主性來改善帝國統治在整體上的有效性。


而我們在《中世紀盛期的歐洲》里面所讀到的社會狀況,在很多方面接近顧炎武的上述理想。首先我們看到的是,歐洲封建社會在11—13世紀這三百年里面,通過有決心改革的教會精英人士,以提升羅馬教宗的地位為形式,確立了基督教會對各地教會嚴格統一的領導權威、對所有民眾的道德教化責任,以及由教會和世俗當局共同主持的、一體化的文化教育體系。由11世紀修道院和教宗發起的教會改革一開始就是歐洲范圍內的改革,而不是局限于某個特定地區。歐洲文明在中世紀的最主要成就正是在整個地區建立了統一的語言、文化、思想和道德價值觀體系。在這個意義上,中世紀歐洲是“四海之內”的一統天下。


基督教歐洲在9—10世紀可以說是內外交困。除了北非和地中海沿岸東部,穆斯林的勢力范圍還逐漸擴展到了西班牙南部、科西嘉、薩丁尼亞和西西里,并從海上襲擾法國南部和意大利。馬扎爾人由東部入侵,占據現在匈牙利所在地方并威脅到巴伐利亞。對西歐腹地最大的威脅來自北方,即從斯堪的納維亞南下的維京人。他們由海路以及使用內陸河流入海口對英格蘭、法蘭西和愛爾蘭等地進行海盜式襲擊,并在法國西部沿海地區定居下來。馬扎爾人和維京人最終接受了基督教,并融入了西歐主流的文化。但是他們以及穆斯林在當時對歐洲的入侵和打擊毀壞了各地眾多的修道院,擾亂了宗教生活,削弱了神職人員對教會的領導,助長了世俗軍事貴族對教會事務的干預。羅馬當地的貴族在10世紀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教宗的選任。


針對這一系列危機,正如喬丹所指出的那樣,歐洲教會和世俗貴族在11世紀開始的宗教和社會改革中不僅有分歧,也有深度的合作。他的敘事基本上清楚擺脫了學界過去長期使用的過時范式,不再將改革運動簡單看成克呂尼修院和教宗格列高利的事業,而是把視野擴大到整個西歐的教俗貴族復興宗教和文化的決心和行動,擴大到歐洲思想、法律和政治制度一體化在中世紀的締造和形成。閱讀了《中世紀盛期的歐洲》,一位中國讀者如果真的留心,就會獲得一種奇異的感覺,即喬丹筆下的歐洲史(主要是西歐和中歐史)并非一個國別史的綜合,而是一部突出該地區整體性同一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史,而寫作亞洲中古史的作者是很難這樣入手來寫歷史的。



洲在中世紀盛期是一個價值觀和制度高度同一的一統天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很難說“天下”是我們獨有的觀念,而西方世界沒有。西方學者心目中的“天下”在中世紀流行開來的表述就是“基督教世界”(拉丁語是Christianitas/英語是Christendom)。這個西方一統天下的內涵的確具備獨特性。一戰之后,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朗拒絕對西方文明采取悲觀態度,出版了他在戰爭年代寫作的中世紀和近代早期《歐洲史》(出版被拖延到1936年)。皮朗對國家和文化精英在社會進步中扮演的積極角色仍然給予高度的肯定。無論是“黑死病”肆虐和內外戰爭頻仍的14和15世紀,還是宗教改革引發大規模動蕩的16世紀,都沒有動搖皮朗對歐洲的信心。皮朗的寫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修正啟蒙運動學者吉本制造的“羅馬帝國衰亡”論。盡管使用了“國家解體”等表述來描寫加洛林法蘭克王國的失敗,皮朗試圖展示的并非歐洲政治的衰敗,而是一種新舊更替,即舊體制的退出和新體制的建立,以及新體制對近代世界的意義。在他看來,告別羅馬帝國以及與之傳承關系密切的早期中世紀,絕非西方文明的衰落:穆斯林力量興起改變了地中海交通和貿易狀況,進而導致了歐洲商業和城市在一個時期內衰落,使得高度依賴商業和城市所提供資源的國王及其中央政府實力下降,因此在歐洲,統治階級將社會控制的重心刻意下移,以封君封臣制度為依托建立了能夠更加有效率調配資源的封建政治體制。此后當工商業和城市市民階層進一步繁榮之后,西方社會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畫面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與羅馬帝國的情況類似,中世紀歐洲自始至終沒有發展起來以“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為特征的君主制國家;同樣與羅馬帝國類似,中世紀歐洲在進入盛期之后始終在文化、經濟和政治制度上具備和維持著高度同一性和高度認同感。


中世紀西方在宗教上以及對宗教權威的認同方面不僅是同一的,而且具備高度統一性,即普遍承認羅馬教宗在宗教和道德上的領導地位。這也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思想基礎。皮朗《歐洲史》的寫作比喬丹《中世紀盛期的歐洲》要早80多年,不過兩位作者在這個問題上并無分歧。中世紀歐洲絕非神權政治,教宗的權力絕不僅僅限于宗教領域。所以喬丹對英諾森三世活動濃墨重彩的描畫無非是想說明,教宗介入德意志、法蘭西和英格蘭政治,或者是因為威脅到其生存的意大利問題,或者是因為國王們在婚姻上的不道德行為以及他們介入教會內部事務的舉動。教宗對各國事務的干預、他在異端鎮壓和十字軍運動中扮演的領導角色,都清楚說明了中世紀歐洲在宗教和道德上具有高度統一的價值觀和共同承認的最高權威。這種統一性在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突出表現。

 

代西方民族國家的興起使得中世紀歐洲的研究者過度關注民族的差異和對立。在喬丹教授的這部著作里,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因為忽略作為一個文化統一實體的中世紀歐洲,不同民族的俗語文學被看作是12世紀文化創新的核心內容,尤其被看作是精英階層以外受眾廣大的文學形式。而實際上,在中世紀龐大的文學寶庫里,中古德語、英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愛爾蘭語、冰島語等所有的俗語文學加起來,在數量和質量上仍然完全不能與拉丁文學競爭。這一事實被喬丹教授巧妙地掩飾過去了。在整個中世紀,拉丁語不僅是學校教育和文化人寫作和口頭表達的語言,同時也是教俗官員、法官和法學家、醫生和醫學教授使用的語言,在數學、地理學、動物學、手工業、建筑業、造船和武器制造等領域也是通用的書面和口頭語言。拉丁語并不僅僅是整個歐洲專業和精英階層的語言,更不能被看作是教士和修士的語言。拉丁語同時也是中世紀歐洲受過基礎教育的普通人通用的書面和口頭語言,適用于日常的生活以及商業和旅行,其地位相當于現代世界的英語。當時流行的語言課本就是為了這些目的編寫的。拉丁語也為各地方言和基于方言的文學提供了語法的借鑒(Michael W. Herren, “Latin and the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F.A.C. Mantello and A.G.Rigg, ed., Medieval Latin: An Introduction and Bibliographical Guide, Washington,D.C.: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96,pp.122-129)。更重要的是,拉丁文學和用拉丁語寫作的歷史、哲學、法律、宗教、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學文獻,為歐洲人民超越不同地區的方言提供了一個途徑,養育了歐洲共同的思想文化,孕育了文化的歐洲共同體(Jan M. Ziolkowski, “Varieties of Medieval Latin Literature,” in Medieval Latin, pp.505-509)


這一文化共同體也具有高度相似的經濟制度,即以農奴和莊園制度為典型特點的封建經濟;具有高度相似的政治制度,即以封君封臣制和城市貴族統治為基礎、社會控制觸角能夠延伸到基層的封建君主制度。顧炎武在明末竭力倡導又未能實現的政治理想,即“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世紀盛期歐洲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狀況。回看民國時期就已經被翻譯出版的海斯的《世界史》(英文原版出版于1932年),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的說法是,封君封臣制度“把國王和其他可能成為暴君的人的權力分散到許多封臣手中以遏制他們的權力,這樣也就長期推遲了民族的統一以及在廣大疆域上建立起穩固的政府”。在2002年出版的《中世紀盛期的歐洲》中,喬丹教授對封君封臣制度下的德意志、英格蘭和法蘭西政治的描寫集中在第10和第11章,對封建政治的正面陳述比較突出。不論是德意志農奴出身的封臣還是法蘭西和英格蘭的領主和騎士,都在地方社會的治理中發揮重大作用,也在國王處理得當的情況下成為協助君權使之得到強化和發展的積極元素。歐洲政治的這一特點,因為是晚近學界的共識和常識,所以歐美學者最近的中世紀歷史,尤其通史和教材類著作,會做出交代,卻不會刻意強調,是中國讀者在瀏覽中容易看輕甚至忽略的。

 

比利時學者皮朗思想新銳,對法國年鑒學派的出現和發展有關鍵影響。他的《歐洲史》是國內學界一直不太重視的經典作品。他指出,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不單單是封建貴族、教士和市民對王權的限制,而且表達了他們積極參與整個王國管理的愿望。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政治參與與其說是近代意義上的民主,不如說是意味著地方貴族、教士和市民在支持王權的同時,借助這一文件,力圖禁止王室官員在地方上濫用權力,捍衛了他們自己對領地、城市和教區的維護和管理權力,即地方的統治階級在當地加強他們精心和細致地處理基層社會事務的權力。西方學者往往覺得這一點是不言自明、不需要仔細說明的,而我們往往會疏忽之。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世紀歐洲在封建制和王國的統一之間建立起了和諧、相互促進的關系。這也就是顧炎武所說的,“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


在封君封臣體制下,歐洲貴族、教士和市民對國王和皇帝的支持,對西方基督教世界這一“一統天下”的認同,在十字軍運動中表現得尤其突出。《中世紀盛期的歐洲》對此有精彩的講述,也對通行整個西歐的基督教戰爭與和平思想做了詳細介紹。也就是說,在教宗扮演道德領袖的歐洲,指導軍事活動的思想和倫理標準是統一的。用喬丹的話說,“11世紀晚期時,精英階層中的大多數人都認為,攻擊非戰斗人員是不合法的,除非這些人是敵人的密探,或是藏匿敵人、為其提供給養的人。人們會特別保護非戰斗人員中在他們看來力量最弱的群體,也就是婦女和兒童——特別是寡婦和孤兒,還有神父、修士、修女、老人和弱者。”不過在當時,這種具有現代性的觀念是與對異教徒的迫害和不寬容并存的。


中世紀關于十字軍運動的設想是在教宗領導下提出,得到整個西歐的各個階層的認可。最初的很多十字軍成員甚至都不是騎士,而是農民和其他窮人。這些十字軍隊伍紀律松懈,對歐洲本土的猶太居民肆意劫掠和屠殺。之后由王公貴族組織的軍隊在1099年6月攻占了十字軍運動的主要目標耶路撒冷,并殺戮了那里眾多的穆斯林平民。第一次十字軍以及此后多次的十字軍征戰都由歐洲的大貴族甚至君王領導,包括德皇腓特烈一世,英王“獅心”理查,法王路易七世、腓力二世。第三次十字軍遠征包括了德英法君主率領的封建騎士武裝。中世紀歐洲文化和政治的統一性的確也表現在暴力和迫害矛頭的指向是同一的,即猶太教徒和穆斯林等異教徒,以及基督教社會內部的異端分子等非主流人群。

 

丹教授的專長是社會史。他不是制度史專家,對中世紀社會發展的兩個特殊方面語焉不詳,一是歐洲城市所具有的獨特制度和氛圍,另一是歐洲歷史上關鍵的法律和政治思想變化。在這兩個方面,中世紀盛期歐洲對西方乃至世界未來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不過喬丹還是用精煉的筆墨寫到了城市的自由和特權以及城市對地方事務的有效管理。在教宗和教會對整個西歐和中歐社會保持統一和強有力的道德及宗教領導地位的同時,歐洲“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上也維持著高度的同一性。貴族、城市市民和鄉村居民的團體一方面在財政和道義上支持國王,認可他的最高統治權威,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領地和村鎮保有不同程度的自治特權,能夠傾力打造精細和扎根基層的地方社會秩序,并在根本上鞏固了各個王國和整個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和文化的穩定性。這一狀況可能就是布羅代爾那句名言所指:“封建主義打造了歐洲。”(布羅代爾,《文明史》,中信出版社,2014,頁337)


同樣是美國學者的布萊恩·蒂爾尼出版有《西歐中世紀史》,其中有大約三分之二的篇幅覆蓋喬丹此書所敘述的歷史時期,凸顯了所謂“中世紀盛期”在歐洲歷史上的重要性(蒂爾尼,《西歐中世紀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作為法制史專家,蒂爾尼將這一時期逐漸強大的王權界定為“封建制君主”,即在封君封臣制的基礎上實施國王的權力,協調君主與貴族和城市之間互動和互相支持的關系。他同時也注意到,在13世紀,全國范圍的或者地方上的代議制度在英法德以及西班牙、意大利、西西里和匈牙利等地出現了,使得封君封臣制下的自治、協商和維護王權的政治被系統地制度化。


當中國讀者在閱讀《中世紀盛期的歐洲》的時候,我們面對的是千年以前遙遠的外國歷史,難免有霧里看花的感覺。不過如果我們讀到顧炎武在《郡縣論》里面對封建制度的精辟論說,讀到他呼吁將社會治理重心下移至基層社會的慷慨激昂聲音,我們其實也就讀懂了歐洲的中世紀歷史。他在批評了明代“郡縣之弊已極”之后說:


然則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所謂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弊可以復振,后之君茍欲厚民生,強國勢,則必用吾言矣。


也就是說,應該讓各個地區都能夠發揮各自的積極性來加強地方治理,并在這一基礎上加強國家統一和君主的最高統治權。這就是顧炎武筆下的“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這也是歐洲中世紀盛期封建主義政治和社會的大致意思。


柳宗元說,“封建,非圣人意也”,恐怕是說錯了。封建,也許恰恰是遠古圣人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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