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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 佳篇共賞 - 吳于廑: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

吳于廑: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
來源:歷史學考研和就業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8/11/24] 瀏覽:

一、引 言

歷史這門學科之所以引人入勝,原因之一在于這門學科研究的對象,即人類的過去,常常要求人們對它進行再認識。對歷史進行再認識之所以必要,其一是基于哲學的原因,如歐洲中世紀基督教史學家認為歷史由于天定,18世紀啟蒙史學家認為人的理性可以改變歷史,唯物主義者認為物質生產的進步是歷史演變的基礎,隨著哲學觀點的改變,對歷史的認識也要求更新。其二是有決定意義的史料的發現,如19世紀西亞楔形文字泥版文書的發現,20世紀初克里特線形文字的發現,我國甲骨文、敦煌文書的發現,以及重要古代文明遺址的系統發掘等等,對這些發現的研究,促使人們重新認識歷史。其三是時間因素的作用。某種歷史事件在發展上蘊蓄著潛在的力量,但在一定時期內只能發揮到一定的限度,因而一定時期內的歷史觀察者不能充分認識其意義。隨著時間的推移,潛在的力量發揮得愈來愈充分,影響愈來愈明顯,這就要求后一時期的歷史研究者對前人已經考察研究過的同一歷史事件進行再認識。例如18世紀中葉,英國人瓦特發明蒸汽機,這是工業動力的一次革命。但在當時,這也不過作為一項新奇事物看待而已。可以說,當時沒有一個歷史觀察者能夠認識到這一事件觸發了意義深遠的產業革命。過了六七十年,即1837年,法國人布朗基首次提出“工業革命”這個概念,以工業革命與法國革命并稱,這才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一次再認識。又過了半個世紀,英國人阿諾德·湯因比對工業革命作了比較深入的考察,作了多次學術演講,后來他的門生把他的論述、講稿匯為一書,題為《英國十八世紀工業革命論集》,這才對由瓦特的發明而肇端的工業革命,進行了又一次更為深入系統的再認識。如果不是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歷史發展,要從一開頭就能充分認識由瓦特的發明而引起的工業生產上的巨大變革,任何有預見之才的歷史學家恐怕也不能做到。

還有一種原因,一時還找不到恰當的說法,姑且稱之為觀察歷史廣度的變化。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這就是說,歷史之成為世界歷史,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由各民族、各地區、各國家之間相互閉塞的歷史,發展到有聯系以至于密切聯系為一體的世界史,是歷史自身漫長發展的結果。在歷史尚未發展成為世界史之前,曾經存在于各民族、各地區間長期閉塞的狀態,必然影響人們對歷史觀察的廣度,不是限于這一國、那一國,就是限于這一地區、那一地區。這個影響至今存在。要使世界史這門學科真正做到以世界全局而不是任何一個局部作為歷史考察和研究的對象,那么研究者就必須突破舊的局限,擴大視野,以求達到對世界歷史的新的再認識。

本著這樣的想法,我試圖從放大觀察廣度著眼,談談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關于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各自的社會發展階段問題,兩者本身的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問題,都不在這次討論范圍之內。盡管如此,涉及的問題還是很廣泛。疏漏謬誤的地方,必不能免,請與會同志們指正。

二、亞歐大陸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形成與并立

距今約1萬年前,由舊石器時期向新石器時期過渡,開始發生了農耕。大約與此同時,也發生了畜牧。從這個時期起,人類開始由食物采集者轉變為食物生產者,包括以種植谷類為主的農業生產者和以繁殖畜類為主的牧業生產者,這是人類歷史上生產發展的一次飛躍。

由此開始,世界上先后出現了幾個各具特色的農耕中心。最早的是西亞,在美索不達米亞周圍地帶,馴化了野生麥類,發展為種植小麥、大麥的農耕中心。其次是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東南亞。中國的黃河流域可能是一個獨具特色的農耕中心,因為這里培育稷,即小米。《詩·豳風·七月》“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句中的“禾”就是小米,這點清代學者陳奐已經指出。中國長江以南以至東南亞、印度恒河一帶,則是以培育水稻為特色。1973年冬至1974年春,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遺址發現秈稻谷種,說明早在6700年前,中國長江以南已經栽植水稻。還有一個農耕中心是墨西哥,約在7000年前培育了玉米。這個農耕中心是約2萬幾千年前由亞歐大陸通過白令海峽的陸梁進入美洲的印第安人開拓的。由于冰川北退,陸梁消失,這個中心和亞歐大陸完全斷絕聯系。秘魯可能是另一個發展種植玉米的中心,和亞歐隔絕的情況與墨西哥相同。還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內陸,可能也有獨自發展起來的農耕中心,也是長期處于和外界隔絕的狀態。我今天講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地理范圍大體限于亞歐大陸,有時要講到北非,在年代上不會涉及公元14、15世紀以后。海道大通之后的世界形勢,不屬這次討論的范圍。下面談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墨西哥、秘魯以及非洲內陸都不包括在內。

農耕中心形成之后,農業生產技術就緩慢地向其他宜于農耕的地方擴展。目前考古學在這方面提供較多知識的,是西亞這個中心向外圍諸地逐步擴展的情況。大、小麥的培植,很早由美索不達米亞向東西兩翼擴展,向東,一條線到達伊朗中部和北部,可能更延伸到阿富汗境內;另一條線偏南到達俾路支,遠及印度河流域。向西,最早進入愛琴海諸島和希臘,然后大體沿扇狀分線深入中歐、南歐和東歐;偏北一線由巴爾干進入多瑙河流域和萊茵河流域諸地,又向東分入烏克蘭平原,向西越海分入不列顛島;偏南的一線沿地中海岸進入南歐諸地,包括今意大利、法國南部和伊比里安半島。埃及和北非之種植小麥,大概是經由巴勒斯坦傳過去的。把這些麥類種植傳播所及的地區和前面講到的中國和東南亞培植小米、水稻等地區合在一起考察,就亞歐大陸而言,經歷了好幾千年的發展之后,中國由黃河至長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亞、中亞由安那托尼亞至伊朗、阿富汗,歐洲由地中海至波羅的海,由不列顛至烏克蘭,還有與亞歐大陸毗連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為農耕地帶。這個地帶綿亙于亞歐大陸兩端之間,形成一個偏南的長弧形。我們不妨稱此長弧形地帶為亞歐大陸上的農耕世界。

農耕世界的經濟是以農為本的經濟。它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具有狹隘的地方性,彼此閉塞,盡管這種閉塞并非是絕對的,在不同社會歷史階段、不同地區,在程度上也并非是一致的。農本經濟可以發展到較高的水平,包括手工業、商業,以及市集、城鎮等的發展。各個以農為本的地區之間,也可以發生不同程度的交換和交往,并且發生不同程度的相互影響。但是,只要還是以農為本,就總不能徹底改變各個民族和地區之間的閉關自守狀態。可以這樣說,在前資本主義的各社會形態里,凡屬農耕地帶的各個地區,其基本情況都是這樣,都是以農為本,彼此之間存在著相對閉塞。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曾經這樣提到:“在從事定居耕作——這種定居已是一大進步——的民族那里,在古代社會和封建社會,耕作居于支配地位……”這些話,盡管不是針對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講的,但為理解這里所講的前資本主義不同社會階段以農為本的問題,重溫一遍極有意義。

當農耕最初出現于歷史的時候,它往往與畜牧相結合,許多由考古發現的最初農村遺址說明了這點。但是,由食物采集者轉變為食物生產者的人類,逐步沿著兩條不同的道路發展,一條是從植物的馴化到農耕,另一條是從動物的馴化到游牧。雨量充足、河渠充盈、土壤肥沃的地帶,逐漸發展以農耕為主,形成上面所說的一個橫亙亞歐大陸偏南的農耕地帶。雨水很少,但是草原遼闊,冬季白雪覆蓋的山巒,到了夏季,山坡上卻牧草叢生,像這樣的地帶,就逐漸發展以游牧為主,形成了游牧地帶。在亞歐大陸,宜于農耕的地帶基本偏南,即上面所說的從東到西的長弧形農耕世界。宜于游牧的地帶基本偏北,幾乎和農耕地帶平行,東起西伯利亞,經我國的東北、蒙古、中亞、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羅斯,直到歐洲東境,也是自東而西,橫亙于亞歐大陸的居中地帶。對這個地帶,不妨也援前面提出的農耕世界之例,稱之為游牧世界。在這兩個世界之間,從亞歐大陸的東頭說起,興安嶺、燕山、陰山、祁連山、昆侖山、興都庫什山、薩格羅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歐洲境內的喀爾巴阡山,大體上構成它們的分界線。

亞歐大陸兩大并列地帶形成之后,它們的歷史發展的前景不一樣而又相關聯。農耕生產的增長率,大于游牧生產的增長率。農耕之必然趨向于定居,又使它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文化方面的發展,有較大的和較為穩定的連續承襲的可能。食物生產豐饒以后,就有可能分出一部分或更多的社會勞動力從事于農耕以外的活動,例如手工制造、金屬開采和冶煉、建筑、開鑿河渠、貿遷有無、社會管理、宗教祭祀等等。總之,較快地誕生了文明,較早地出現了階級分化和公共權力,也在較大范圍內形成了有利于擴大再生產的社會秩序。由于管理、防衛和交換的需要,還逐漸興起了城市或社會分工較細的居民密集點。這就使農耕地帶富庶并且文明了起來。東西方古典文明,中世紀東西方各國的封建文化,都誕生、發展于這個偏南的長弧形農耕世界。與此相比,游牧地帶的生產當然也在發展增長,但增長得緩慢,不能或很少能分出較多的社會勞動力用于游牧以外的各種活動。也有社會階級分化,但分化很有限度。原始部族制度牢固存在,停留于一種淳樸的然而是落后的狀態。這兩個并列存在的世界一個富庶先進,一個貧瘠落后;南農北牧,南富北窮。兩者之間的南北劃分,當然不是絕對的。農耕世界偏南,在偏南的地方,也有從事游牧的部族,阿拉伯半島上的游牧部族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游牧世界偏北,在偏北的地方,也有從事農耕或半農耕的部族。《史記·大宛列傳》記載漢朝出使西域的張騫的見聞,中亞一帶既有“行國”,也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的農耕民族。希羅多德《歷史》第四卷第十七章述及草原上斯基泰人的經濟生活,其中也有類似的記載。

農耕世界形成國家之后,在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接壤地區,并不存在一個明確的、不可逾越的界線。古代國家的疆界,去中心越遠越模糊,不能用近代的有精密地圖為據的國界線的概念去看古代國家的疆界。總有一個兩方都可出入的、兩不相屬而又兩皆相屬的所謂邊界。邊界對于古代國家,是一個沿其領域而延伸的狹長的面的概念,而非線的概念。就在這個面里,發生和發展著兩個世界間的各種交往和矛盾。交往常常是通過和平的方式,不過,交往不總是和平的、田園詩式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說:“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在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之間,同樣存在著以暴力書寫的歷史。

三、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三次大沖擊

亞歐大陸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的矛盾,爆發為暴力的形式,自古代起,直到公元13、14世紀,可以總括為游牧部族向農耕世界三次沖擊的浪潮。

游牧世界在生產發展水平上,在人口數量上,都不如農耕世界。它在這兩方面不具備優勢。但是在某些重要的、關鍵性的生產技術方面,許多游牧部族與農耕世界各族的差距不大。金屬冶煉和武器制造就是這樣。農耕世界具有的金屬武器,游牧部族也能具有。活動于亞歐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斯基泰人就善于鑄劍。源出游牧部族、后來進入西亞邊緣的赫梯人,最早冶煉并鍛造了鐵器,傳播到游牧世界。因之游牧世界使用金屬武器,起初是青銅武器,后來是鐵武器,并不落后于農耕世界。既然雙方使用武器的水平大體相當,一旦出現其他因素,如農耕世界的國家因內部矛盾包括統治階級內部的和對立階級之間的矛盾而出現力量衰落的情況,毋寧說,游牧世界諸部族在這種時機向農耕世界進行沖擊,完全有可能占據優勢。

游牧世界諸部族具有農耕世界定居者無法與之比擬的一個特點,這就是他們的流動性,他們有相對于農耕世界定居者的較高的機動能力。在軍事上,這個特點非常重要。有了這個特點,機動性強的少數就能制勝安土重遷的農耕世界的多數。自從戰車和馬進入歷史之后,游牧世界的各部族本來就已具有的機動性,更其成倍地增強。由此而形成的沖擊力量,往往使農耕世界的文明先進的國家,特別當它們因內部矛盾而陷入衰落時期,處于難以防御的地位。

現在知道的最早的戰車,是公元前27~前26世紀蘇美爾人的戰車。這種戰車見于從烏爾王陵中發現的“烏爾軍旗”上鑲嵌的圖像,四個實心車輪,由已被馴化了的野驢拖拉,非常笨重。蘇美爾人不知有馬。不僅他們不知有馬,就是過了八九百年,到漢謨拉比時代,公元前18世紀,農耕世界比較先進的兩河流域也不知有馬。漢謨拉比法典的條文中,多次提到牛、羊、驢、大小牲口,但沒有一處提到馬。連馬都沒有,更不用說用馬拉的戰車了。馬駕的戰車出于何時何地,不清楚。有的學者認為可能出自高加索一帶的山地游牧部族。不論怎樣,約當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外高加索進入小亞細亞的赫梯人,就已經知道用馬駕車。赫梯法典從第58條起一再提到馬,駕車的馬,還提到馬勒和駕具。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一些沖入兩河流域和埃及的來自北方的游牧、半游牧部族,都已使用了馬駕的戰車。這種車雙輪,車輪有輻,一般是6輻,不是實心的。每年載兩人,一個御者,一個戰士,用弓箭,比蘇美爾時代的驢拉的四輪車,輕便快速,具有遠為超越的機動性能。公元前17世紀從西亞經巴勒斯坦長驅直下埃及并加以征服的喜克索斯人,用的就是這種戰車。公元前16世紀初大掠巴比倫的赫梯人,稍后入侵巴比倫并且建立長期統治的迦喜特人,在兩河北部立國的米丹尼人、胡里特人,大都已知馴馬,并且有馬駕的戰車。在兩河流域偏北一帶,和上述諸族先后敵對并又彼此敵對的烏加爾圖人和亞述人,也都使用戰車,以此強化他們的戰斗力量。古代世界兩個農耕文明發達最早的中心,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都抵擋不住以戰車武裝起來的來自北方游牧世界諸部族的沖擊。到公元前1000年代,斷斷續續由高加索山區南侵的西密里安人和斯基泰人諸游牧部落,不僅有大群牧馬,而且已經使用騎兵了。

同時期內,即公元前2000年代中葉,在美索不達米亞東西兩面,都有來自北方的印歐人部落向南沖擊。東面,雅利安人沖入印度,有馬有戰車。而早于他們的印度河流域上的哈拉巴諸城邦,這時也是不知有馬。哈拉巴的車是牛挽的車,顯然不是戰車。只有牛挽的車的哈拉巴人,抵御不了擁有馬駕的車的雅利安人。在西面,另一支印歐種人,即最早一批的希臘人,沖入希臘半島。文特里斯釋讀成功的邁錫尼線形文字乙,證明他們有馬、有戰車,后來他們進入愛琴海文明中心的克里特。這批最早南下的希臘人,在荷馬史詩中也有反映。荷馬史詩所追憶和歌頌的屬于這個時代后期的英雄人物,就是駕著戰車去打仗的。

公元前2000年代中葉,亞歐大陸東端的中國,也經歷著商朝取代夏朝的變化。消滅夏朝的商人從哪里來?是個可探討的問題。《中華文史論叢》第7輯,金景芳先生有一篇論證商人來自北方的文章,我覺得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關于戰車,夏朝有沒有,不能光靠后代的文獻記載,現在只能存疑。至于商代,考古發現已經使人信而有征。商都附近的大司空村,孝民屯大墓的發掘,從隨葬的車馬坑證明有車有馬,而且車是雙輪,用雙馬,還有御者。很有可能,如果商人確如金景芳先生所說,來自北方,則他們利用的雙輪車也會是從北方來的。至于商克夏的鳴條之戰,是否以戰車取勝,還無從回答。如果講到約5個世紀后周武王伐商末王紂的一戰,則回答是可以肯定的。《史記·周本紀》記牧野之戰說:“諸侯兵合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4000之數,可能有夸大。《孟子·盡心》中說:“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這大概沒有把諸侯來會的車包括在內,可能接近真實。不論怎樣,看來這是一次規模頗為可觀的車戰。

由上所說,在古代亞歐大陸整個農耕世界,約從公元前2000年代的中葉開始,都經歷了由北方來的以戰車為武裝的各個部族的入侵。這是游牧世界向農耕世界第一次沖擊浪潮。當然,在中國滅掉夏朝的商,不能說是還處于游牧狀態的部族。卜辭反映了它們已經經營農耕,雖則畜牧還占很大的比重。可以引起注意的,是他們也有馬駕的戰車,并且還有人提出了他們來自北方的看法。

這里不打算談由戰車發展為騎兵的問題了。只指出一點,即在亞歐大陸的東邊和西邊,都是先有馬駕的戰車,然后才有乘在馬上的騎兵。騎兵比戰車的優越性,只舉一點就明白了。戰車在西亞是1個御者,1個戰士,每車2人,駕御和作戰分工。也有1車3人的,如赫梯戰車,戰士、御者之外,還有1個持盾兵。中國是每車御者1人,戰士左右各1人,共3人,也是駕御和戰斗分工。騎兵1人1馬,下肢駕御,上肢戰斗,人力配備少,而機動性能大為加強。和戰車相比,還不大受地形的限制。早在游牧世界各部族發動第二次沖擊浪潮之前,即在第一次沖擊的后期,他們已掌握了騎兵戰術,鐵兵器也早已代替了青銅兵器。

當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第二次沖擊浪潮將臨未臨之際,亞歐大陸東西兩端興起不久的兩大帝國,即漢帝國和羅馬帝國,對具有騎兵優勢的北方游牧、半游牧或已趨于農耕的部族,都基本上采取戒備防御政策。公元前200年,漢帝國的開國之君漢高祖,到今大同東南的平城,匈奴冒頓單于“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于白登七日”,如不是向單于的閼氏納了重賄,幾乎脫不了身。北方游牧部族第一次顯示出來的騎兵威力,不得不使漢朝統治者對北方邊界的防備高度重視起來。漢武帝之所以把長城一直延伸到敦煌以西玉門關,置河西四郡,沿邊置烽燧,隨時報警,目的就是防止游牧世界的各族南下。西邊羅馬帝國采取類似的防備策略。它把多瑙河、萊茵河當作自然邊界,兩條河上游的空缺之處,它筑起城寨來堵住這個缺口。在進入不列顛島之后,又在蘇格蘭、英格蘭之間筑了一道城,號為哈德良城,幾乎是和漢朝把長城向西延伸同時。東西方兩大帝國這樣做,以為可以把北方游牧、半游牧以及一些已經營農耕的部族阻止于農耕世界的邊線之外。漢文帝曾經說:“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漢文帝是一位躬行黃老之術的言行謙慎的皇帝,這些話說得婉轉而和解。他很想把長城作為南農北牧的一道屏藩,彼此相望而不相犯。但是,從古以來亞歐大陸兩個并列地帶的矛盾運動遠未結束。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求從南方富庶的農耕地帶取得他們所需要的財富、物產,特別是他們部族中的上層。漢文帝時,一個投到匈奴去的中行說,后來成了匈奴統治上層的代言人。《史記·匈奴列傳》曾經記下他說過的一段話,用現代漢語說,就是:你以農耕為本的漢族,要拿足量的上好的絲布糧米給我游牧的匈奴,否則,等秋天你們田里的谷子熟了,我們的騎兵就來搶收。還有傾向于農耕的要求內居,獲得比北方肥沃的土地。南方農耕世界國家的統治者,當條件具備的時候,也要開疆拓土,移民實邊。羅馬的愷撒就曾推進到萊茵河外。漢朝的武帝也曾進入朔方,并且“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司馬遷用“稍蠶食”3個字,是站在農耕世界國家的立場落筆的,實質上是侵奪了游牧世界的土地。還有,為了強化自己的兵備,也要向游牧部族取得馬匹。和平的辦法是市馬,或是像漢武帝對烏孫那樣,允許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宗室女江都翁主。這其實也是“市”,則以婚聘禮儀掩蓋起來的“市”。這是和平的辦法,但有時也要用暴力手段去奪馬。也是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逼迫大宛拿出馬3000多匹。總之,兩個世界之間的矛盾遠遠沒有結束。以后的歷史是大家所熟知的。東漢竇憲把北匈奴驅逐到中亞以后,在亞歐大陸的東端,即中國,北匈奴趕走了,南匈奴內遷。接著原來在匈奴之東的烏桓、鮮卑以及拓跋諸部,跟蹤而來,在他們之后還有東西突厥。后來他們推翻了西晉,在長江以北先后成立了十幾個政權,完全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地圖。這個局面直到唐朝才算結束。在亞歐大陸的中部,被匈奴趕過去的大月氏,其5部之中有一部是非印歐語系的貴霜,可能源出塞人或突厥人,進入大夏、印度,建立貴霜國。在公元1世紀迄二三世紀,其統治范圍南達印度的北方邦,接近恒河流域。還有一支匈奴人和大月氏人的混合種噠人,稱白匈奴,約在公元5世紀初由中亞南下,到5世紀后期,占有伊朗東部和印度西部的大部分,迫使一度強盛的笈多王朝勉強保持殘局。直到6世紀中葉,白匈奴才退入克什米爾,結束了對印度的沖擊。

亞歐大陸西部羅馬帝國在大體同一個時期所面臨的游牧世界各部族入侵的形勢,比東部和中部先后所臨遇的還要困難。漢和魏晉之際的中國也好,笈多時期的印度也好,薩珊波斯也好,入侵的北方部族主要是匈奴人、突厥人,少量是由匈奴和操印歐語的吐火羅人混血的白匈奴。羅馬帝國所面臨的,除了精于騎兵戰術、強悍善戰的匈奴人外,有東西哥特和其他各支日耳曼入,斯拉夫人;還有從中國北部被突厥人趕到西方并與他族混合的柔然,西方史書中稱為阿瓦爾人。可以說,在橫亙亞歐大陸創建各古典文明的長弧形地帶,當游牧世界各族,包括處于游牧和農耕兩個世界邊緣的已從事農耕的部族,向它作歷史上第二次大沖擊的時期,西半壁受到的壓力最為沉重。以后的歷史也是大家所熟知的。在由阿姆河一帶席卷而西的匈奴人的進逼之下,處于農耕世界西部邊緣的東西哥特人最先突入羅馬帝國的邊境。公元378年阿德里亞堡之戰,哥特入殲滅了羅馬的主力兵團,東羅馬皇帝瓦倫斯戰死,說明羅馬已經無力阻擋北方各部族的南下。此后,匈奴人,尤其是受匈奴人牽動的日耳曼人各族,一批又一批波濤相逐,涌入羅馬帝國的西部。劫掠、征服之后,日耳曼人各族的統治隨之建立,使歐洲的政治地圖也大為變樣。東部羅馬在阿瓦爾人和斯拉夫人的沖擊下,龜縮到巴爾干半島的南部。有點像中國的東晉,印度的笈多,保持一個偏安的局面,這就是拜占廷帝國。

公元7世紀,還有從亞洲西南角沖入農耕世界的屬于閃族的游牧部族,這就是也精于騎兵戰的阿拉伯人。騎兵在什么時候引入阿拉伯,現在不清楚,但最早恐怕要在公元1世紀或稍后。公元前5世紀,波斯皇帝薛西斯向受他轄制的各部族征集兵力,阿拉伯人帶去了騎兵。不過這些騎兵騎的不是馬,據希羅多德所記,是和“馬一樣快的駱駝”。自從馬引進了阿拉伯的草原地區,阿拉伯就組成了一種特別的馬和駱駝相配合的騎兵。馬用于奔馳作戰,駝用以載運輜重。在行軍缺水的時候,還可以宰殺駱駝,從駝囊中取水飲馬。阿拉伯人在出擊后的1個多世紀,占有了亞歐大陸包括北非農耕世界將近一半的地區,建立了地跨亞、非、歐3洲的阿拉伯帝國。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第二次大沖擊隨之結束。

第二次沖擊后四五個世紀,到了13世紀,又爆發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沖擊。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圍最廣的一次。發動這次沖擊的主要是蒙古人,投入沖擊成為主力的還有大量的突厥人。沖擊的范圍包括東亞、中亞、南亞、西亞、東歐和中歐。在第一、第二次沖擊中作為主力的印歐人和閃人,原來是駕馭戰車或馳馬彎弓的部族,這時大都已接受了農耕世界的定居生活。時間有好幾個世紀以至一兩千年之久了,他們不但不再是沖擊力量的主體,而且變成了受沖擊的客體,成為農耕世界的防御者。發動這次沖擊的蒙古人,各部族估計在內,總人口大概不出100萬人,其兵源最大限額不出十二三萬人。如果沒有眾多的突厥部落與之聯合,沒有動機性極高的騎兵,就很難設想他們能把兵力作如此大范圍、大幅度的有效分布。蒙古騎兵戰馬日馳一百四五十公里,大弓射程可達180公尺,作戰時善于分兵突襲,圍殲人數遠遠超過已方的敵軍。其攻擊力的旺盛,使分散的俄羅斯人、德意志人,衰落中的南宋和哈里發帝國,都對之難以形成有力的防御。松散的、不穩固的蒙古帝國形成之后,到13世紀后期,第三次沖擊高潮漸漸平息。14世紀,自稱是成吉思汗后裔的突厥首領帖木兒對中亞、西亞、印度的入侵,只能算是這次大沖擊的余波。帖木兒帝國在他本人死后也就隨即瓦解了。

對游牧世界各部族對農耕世界的三次沖擊浪潮作了歷史回顧之后,可以看出,三次沖擊的部族構成有明顯的變化。卷入的部族最多的是第二次,有匈奴、鮮卑、拓跋各部、突厥人、塞人、白匈奴、阿爾瓦人、西部印歐種人的日耳曼各支、斯拉夫各支、閃族的阿拉伯人等。第三次則大大減少,主要只是蒙古人和與之聯合的突厥人了。為什么會這樣?我的初步解釋是:每一次沖擊浪潮的結果,來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傾向于農耕或開始從事農耕的部族,很多被吸收、融化于農耕世界之中。從而,在卷入部族最多的第二次沖擊高潮之后,第三次沖擊的范圍雖然很廣,但卷入的部族卻很少了。而在第三次沖擊之后,來自游牧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多已融入了農耕世界,雖然這里、那里還有游牧部族存在,但已再也發動不了向南沖擊的浪潮了。農耕世界雖然在受到沖擊時軍事上處于劣勢,但它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先進終于顯示出優越性,顯示出吸收、融化打進來的北方游牧、半游牧和已從事農耕的各部族的能力。公元前后共約3000年南農北牧矛盾的這一歷史運動的結果,是農耕世界的日趨擴大,游牧世界的日趨收縮。

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第三次大沖擊結束的時候,世界歷史已進入14、15世紀之交。亞歐大陸上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的歷史矛盾運動終止,世界歷史的發展將面臨新的形勢。現在,我們應當討論一下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幾次大沖擊對于歷史發展為世界史的過程起了什么作用,而這些作用又有怎樣的歷史限度。

四、三次大沖擊對于歷史成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歷史限度

我這樣覺得,有一種民族的、種族的、植根于農耕世界文明的偏見,往往使關于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幾次沖擊歷史意義的考察受到不應有的局限。在近代工業文明出現以前,農耕世界孕育了人類歷史上最高度的文明,文字的創造就是農耕世界的驕傲之一。有了文字,才能有歷史記載。而農耕世界的歷史記載,幾乎都打上了農耕世界思想觀念的烙印。在近代以前,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是出自農耕世界。因此,很少例外,農耕世界的歷史學幾乎都對游牧世界帶有歧視,都把以戰車和騎兵武裝起來的、使農耕世界屢次吃了虧的游牧部族、半游牧部族,看作是歷史上的破壞力量。這種歧視的影響一直傳到近代,有些西方人給他們所厭恨并懷有敵意的人加上“匈奴”的謚號。德意志作家施托爾貝格(1750~1819年)反對法國革命,就把革命的法國人稱為“西方的匈奴”。這種歧視、偏見不破除,就不可能客觀地、如實地考察游牧世界諸部族沖擊農耕世界在歷史發展為世界史過程中的意義。

我們之所以要講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的問題,是因為、而且完完全全是因為,自人類由食物采集者發展成為食物生產者之后,這兩個世界必然并列形成,而且又必然發生各種矛盾,發生由于各自內部階級分化而趨于激化的矛盾,而對于由此矛盾產生的游牧世界諸部族向農耕世界的幾次大沖擊,必須從超越地區和國別的廣度,來考察它們在歷史之所以成為世界史這個漫長過程中的意義以及這種意義的限度。

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沖擊,為歷史之發展為世界史帶來了不少有積極意義的影響。首先是兩者之間擴大了通道,彼此都向對方學得自己所缺少的某些技術。喜克索斯人駕著雙輪戰車沖進了埃及,統治埃及100多年,埃及原有的統治階級卻從征服者手中得到了制造和使用戰車的技術。18王朝的末帝吐坦哈門駕著十分華美的戰車的場景,保留在1922年所發現的他的墓中殉葬物的裝飾畫面上。中國的趙武靈王曾經從北方胡人那里學得了騎射之術,強化了他的國家的守備。而入侵農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則從農耕世界接受了更多的東西。即便是打了就跑、破壞之后就引兵他去的,也學到了東西,并且往往是重要的東西。斯基泰人從農耕世界學會金屬冶煉,不但自己學會了,而且傳播給草原上的其他游牧部族。蒙古人和突厥人的入侵,是歷史上游牧部族對入侵地區破壞最強烈的一次。即使如此,蒙古人和突厥人在大肆破壞之后,還把有技巧的工匠帶走。成吉思汗遠征花剌子模時對攻陷的城市是這樣做的,帖木兒對所征服的中亞、西亞也是這樣做的。他們帶走工匠的目的,是為了供應生活和戰爭的需要。但是,發展著的歷史卻通過這一點,當事者的他們所無從意識到這一點,向游牧世界散布農耕世界經濟文化的影響,為多少打開各個民族的閉塞,向程度越來越大的世界史發展盡到了他們自己意識不到的力量。

在大舉沖擊之后在農耕世界定居下來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其發展的前景就更值得重視了。他們是以征服者的地位定居下來的,其上層統治者成為被征服地區的新的統治者,其一般士卒成為有某些特權的階層。開頭,他們鄙視農耕,認為游牧高于農耕,挽弓優于扶犁。阿拉伯的貝杜因人認為只有游牧、狩獵、劫掠才是大丈夫的事業,農耕無異損害他們的尊嚴。根據《元史·耶律楚材傳》所載,蒙古進入長城以南之后,就有這樣的統治人物,主張把漢人趕走,把耕地全改為牧場,如別迭等。但是,相對于游牧而言,農耕這一先進經濟的吸引力是抗拒不了的。進入農耕世界的游牧、半游牧部族,到頭來很少例外,大都走上農耕化的道路,從以游牧為本的經濟走向以農耕為本的經濟,至于已經營農耕的部族則更不待言。一旦走向農耕化的道路,他們就按照他們進入農耕世界時社會發展所達到的階段和水平,逐步采取和適應了定居地的生產技術、生產方式、社會階級制度、道德規范、思想、學術、文藝等等。他們還會利用被征服地區原有的統治階級,沿襲原有的制度,把農民的生產作為他們的租稅俸祿之源,從而把他們的統治建立在農本經濟的基礎之上。他們有的建立了大帝國,強大的王朝,越是能夠適應農耕世界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就越能維持他們的統治。這和農耕世界在不同社會階段中自身崛起的強大國家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前面所考察的發動和卷入三大沖擊浪潮的來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包括半游牧和已從事農耕的部族,如赫梯人、胡里特人、米丹尼人、迦喜特人、喜克索斯人、匈奴人、塞人、突厥人、鮮卑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等,基本上都逐漸融入農耕世界,一批又一批地成為農耕世界歷史發展中的新因素,使農耕世界的范圍越來越擴大,越來越顯示它在經濟文化上相對于游牧世界的優勢。蒙古人建立的大帝國,在客觀上促進了亞歐大陸東西之間的陸上交通。阿拉伯人的帝國除發展了亞歐兩大洲之間的陸上交通外,還發展了連接紅海、印度洋、西南太平洋的海上交通。大食商人在我國唐代東南地區的活動,是大家熟知的。所有這一切,都有利于在某種程度上打破各民族間的閉關自守,在歷史發展為世界史的進程中有著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但是,仍然應當看到,游牧民族進入農耕世界后建立的國家也好,農耕世界原已存在的國家也好,它們在前資本主義時期,在奴隸制的古代也好,在封建制的中古時期也好,如馬克思所說,都是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其經濟都是以農為本的。以農為本的經濟就是一種狹隘的、相對閉塞的、基本上屬于地方自足的經濟。就其在中世紀史所研究的封建社會階段而言,為國家生產賦稅、為地主生產地租、為農民自身生產口糧,就是這種經濟的根本。不是說地方和地方之間沒有交換,但那是處于附從地位的,改變不了相對閉塞這一基本狀態,不能徹底打破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閉關自守。這種以農為本的經濟,距離徹底打破各民族之間的閉塞,使歷史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世界史,還有一段必須跨過的行程。但在經歷了來自游牧世界第三次沖擊浪潮之后,這段行程也就在眼前了。15、16世紀,在亞歐大陸農耕世界的西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都開始有了新的變化。作為西方農本經濟基礎結構的莊園在瓦解,資本的原始積累在進行,海上交通在發生巨大突破,與亞歐大陸隔絕了幾萬年的地區,這時都因航海的發展而開始聯系起來了。從這時起,歷史才真正成為世界歷史。不是一直存在著的世界歷史,到這時才開始了它的存在。這些自然是越出本題之外的話了。

最后,應該指出,游牧世界各部族,包括其中趨向農耕的各部族對農耕世界的沖擊,無疑對遭受沖擊的地區和國家造成了破壞,有的破壞非常嚴重。這種破壞對被侵入地區和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在一個時期內,往往會發生促使停滯甚至倒退的作用。古代愛琴海克里特文明和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明的毀滅,原因何在,論者不一,但最早進入這兩個地區的東西兩支印歐人,即第一批希臘人和雅利安人,多少不能逃避破壞的罪責。公元1258年,旭烈兀攻陷阿拉伯政教和經濟文化中心巴格達,其殺戮之慘,焚掠之烈,是歷史學家常常用以說明蒙古人入侵西亞造成嚴重破壞的典型事例。末代哈里發穆斯臺爾綏木已經投降,事先他的使臣還向旭烈兀提出伊斯蘭信徒所能提出的警告,說,如果殺害哈里發,就會造成天地之間的大混亂,太陽不出,雨水不降,草木不生。但這個游牧民族的頭目對此全不相信,在哈里發投降后10天,把哈里發連同他的官員、親屬,與盈千累萬的被殺害的人們一樣,全都處死,繁榮的巴格達幾乎變成了一座荒城。從一個地區、一人國家的歷史來說,像這樣的野蠻破壞必然會帶來發展中的嚴重挫折。但在歷史發展為世界史的漫長過程中,游牧、半游牧部族入侵農耕世界,從遠古直到公元13、14世紀,問題就不止這一方面。世界史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常與暴力相伴隨。游牧、半游牧部族以暴力進入農耕世界之后,一旦扎根定居下來,那么,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卻又往往抵制不了他們所曾破壞過的經濟和文化的吸引。隨著時間的延續推移,他們自己,包括他們的后代,也就構成遭到破壞后的農耕世界歷史繼續發展的因素之一。第一批希臘人進入希臘,不但奠立了帶有克里特文明風貌的邁錫尼文明,而且,在克里特文明毀滅之后,邁錫尼文明還持續發展約兩個世紀之久,成為后來更高水平的古典希臘文明的前奏。進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所創造和發展的文明,與被破壞的哈拉巴文明之間,有無某種承續關系,現在還不清楚。有些學者認為,在宗教信仰方面,雅利安人可能吸收了哈拉巴文明的某些因素。至于對巴格達肆行破壞的旭烈兀,在接受被征服地區先進文明的影響上,看來也不例外。伊兒汗國建立后,旭烈兀不但接受伊朗文化的熏陶,而且加以扶植。他的后代皈依了伊斯蘭教。合贊汗的統治,事實上也就是以伊斯蘭教為國教的伊朗封建主階級的統治。由此而論,從世界歷史的全局著眼,來自游牧世界的各部族被吸收、融化于農耕世界,一批又一批接受農耕世界的先進經濟和文化,也應該認為是歷史的一種發展,盡管這種發展往往是經過野蠻破壞才獲得的。不能設想,世界歷史上游牧世界和農耕世界的長期矛盾運動,可以杜絕或避免破壞,聽從人們的理性要求,遵循人們的道德準則,和和平平地向前發展下去。

前幾天去西山,在攀登龍門的中途發現了一副石刻對聯:“置身須向極高處,舉首還多在上人。”這既是描述攀登龍門半途上的情景,也反映了作聯者的一種人生哲學。但在歸途中,我忽然又想到世界歷史。對于從事世界歷史這一學科研究的我們,我覺得上聯很有意義,當然不是作聯者的意義,而下聯的意義卻很難契合。我借用上聯,另擬下句,將此聯改為:“置身須向極高處,放眼通觀大世間。”這里說的極高處,是指馬列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極高處。把自己置身于這一理論的極高處當然不容易,但我們可以有志于此,所以說是“須向”,就是應當向極高處努力。能夠站得高一點,就便于放開眼界,開闊視野,對這個廣大世界的歷史加以通觀,進行全局的考察。從舊詩詞的用字來說,“大世間”的這個“大”字有點生。但也無妨,要表達一點新意思,就不妨用一個生字眼。不過,通觀必須以對一個一個的關鍵問題進行具體深入的研究為前提。我們自己要研究,還要熟悉別人專門研究的成果和著述,盡管他們不一定是從較為寬闊的廣度來進行考察的。沒有這個前提,通觀就會流于模糊,不清不楚,就不會是一種比較透徹的、在大小輕重之間能夠取舍得當的通觀。要做到這點,還必須付出認真的、艱苦的努力。

1982年10月,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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