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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 學人風采 - 馬克垚先生訪談錄

馬克垚先生訪談錄
來源:中國世界史研究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20] 瀏覽:

一、 治學經歷

 

馬先生在家中的書房里,熱情地接待了我們。我們的話題是從他談自己的治學經歷開始的。馬先生說:我于1932出生于山西省文水縣。父親是學采礦專業的,畢業于山西大學治金采礦系,曾擔任過采礦工程師。因出生于知識分子家庭,我從小對學習就有很高的興趣。在小學和中學,我的成績一直是不錯的。1952年,我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我在北大讀了四年書。當時的歷史教學采用的是蘇聯模式,強調全面、系統。兩大通史(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是重點課程,占了很多課時。選修課不多,更不能跨系聽課,限得很死。按這種方式培養出來的學生,知識面一般都比較窄。在北大學習期間,我覺得受啟發最大的還是選修課。如張政烺先生講殷周制度,汪篯先生講均田制,旁征博引,史料分析之細致,觀點論證之周密,使我大開眼界。聽了這些選修課,我漸漸悟出了一些治學的門徑。

 

 


大學畢業后留校工作,我原想從事中國古代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但系領導認為我外語較好,要我去教世界史。我服從分配,師從著名史學家齊思和教授學習世界中古史。齊先生是一位學貫中西的長者。他留學國外學的是美國史,國學功底又相當深厚,尤長于治春秋戰國史。從齊先生問學時,他談的最多的不是外國史,而是中國史,尤其是清代學術。后來我對外國史了解多了,才知道齊先生的良苦用心。按當時的資料、圖書等條件,世界中古史幾乎是無法研究的。齊先生委婉地啟發我了解這點。可是,我沒有領會齊先生的意思,中國史的書雖讀了一些,但一門心思還是放在世界中古史的研究上。


在研究世界中古史之初,我感到困難重重,幾乎無從下手。后來,我試圖從中國史上的問題為出發點,來研究西歐中古史。50年代后期,國內史學界對土地制度的問題討論很熱烈。我發現,不少治中國史的學者對西歐史缺乏了解,對馬克思、恩格斯以西歐史為根據做出的論斷并沒有真正的理解。然而侯外廬先生的文章《關于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普遍原理》則使我受到很大的啟發。從這篇文章中,我了解到土地制度的法律形式的重要性。于是,我決定從這方面來研究西歐封建土地制度。我借了羅馬法以及西方法制史、法律史等方面的書來讀,經過一番十分艱苦的研究,寫成了《關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討論中的幾個問題》一文。文章從介紹西方法學概念入手,對土地所有制與所有權之區分作了較深入的討論。此后,土地制度問題成為我研究的重點之一。后來,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在國內翻譯出版,要對這本書進行批判。我應邀寫一篇文章,即《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對多年來研究土地制度所得出的看法作了總結。我認為,生產資料所有制是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同時也包含著人與物的關系。或者說這種人與人的關系在許多方面是通過人與物的關系體現出來的。而在階級社會中經過法律的核定使之成為所有權。不同的社會生產關系不同,所有制不同,因而所有權觀念也不同。絕對的所有權觀念雖然發端于古羅馬,但它真正的完成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那時所有權消除了其政治的和社會的附屬物和混合物,而采取了純經濟的形態。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不管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其土地財產往往重疊著國家的、公社的、封君的等各種權利。世界古代各國的土地國有制,并不是一種所有制形式,它只是附著在土地財產上的政治附屬物。


我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在"文革"期間進行的。1971年林彪反黨集團垮臺,"左"的情況似有些改變。我們接受編寫一部簡明世界史的任務,有機會和書本打交道。在查閱塵封日久的外文報刊雜志后,我發現六、七十年代世界史壇上再次興起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討論。于是,我借編書為名,收集了不少材料。對這些材料作出分析后,我認識到這次討論比二三十年代的討論更為深入。這時,亞非拉諸國的歷史研究已充分展開,過去以西歐歷史為根據的史學理論模式受到多方面的質疑和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根據西歐歷史所作出的論斷,尤其是對非歐洲歷史的看法,有些不一定正確。更為重要的是,我認識到,作為偉大的思想家,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未把自己的理論教條化,而是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和歷史研究的新成果,對自己的理論作出修改。這次研究,使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的解放。當然,這些認識還只能深埋于心底,不敢與人言及,更不要說寫文章了。


"文革"結束后,我國思想界活躍起來,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是討論的熱點之一。由于有前一段時間的思考,我對討論中出現的問題看得較清楚。例如,有的學者花大力氣研究馬克思的亞細亞概念的涵義,而國外學者已做了這方面的工作。有的學者為亞細亞生產方式是何種社會形態而爭執不休。其實,這是馬克思自己都沒有想過的問題。對亞細亞生產方式,馬克思只是在涉及與資本主義有關的問題時才去關注,并未形成理論體系。我覺得,討論社會形態方面的問題,重點應放在具體問題的研究上,從中探索新的理論。為此,我寫了《羅馬與漢代奴隸制比較研究》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我指出,對奴隸社會形態、奴隸階級不能僅從定義上來理解。我國史學界認為是典型奴隸制的羅馬奴隸制也有其不"典型"的方面,它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羅馬與漢代奴隸制有很多的相似之處。

 

 

通過研究封建土地制度和亞細亞生產方式,我對社會形態問題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于是,我想對封建社會諸形態作出全面的研究。這項工作在"文革"后期就開始了,當時是偷偷摸摸地干。"文革"結束后,我才得以放手進行,于1985年出版了《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一書。做這樣一個大課題的研究,我注意從三方面入手:首先,有關封建社會的一些概念大多是十九世紀西方學者(魏德、洛特、伊納姆斯托爾涅等)提出的。他們是從法學定義入手,根據西歐少數典型史料作出概括的,史料研究不夠充分。現在新的史料不斷出現,地方史的研究已深入展開,既使對西歐而言,他們提出的概念有些也應加以修正。其次,我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社會形態有一定的了解,可用來與西歐比較,以提出問題并在研究時作參考。再次,對法律形式與經濟事實之間的關系,我也有較深刻的認識,研究時既強調兩者的區別亦注意兩者之間的聯系。因為有這些方法論上的新出發點,這部書對西歐封建社會的一些概念,如封臣制、莊園制、農奴制、公社、城市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對過去流行的不盡確切的說法作了匡正。例如,過去以為中世紀西歐典型的農業組織是莊園。這一看法是對九世紀的幾個大修道莊園進行研究后得出的。實際上在中世紀西歐,這種村、莊合一組織嚴密的農奴制大莊園只占少數,大多數莊園只是一種松散的組織,有的地方甚至沒有莊園。而且莊園本身也在不斷變化,有的衰落瓦解,有的重新興起。我認為,莊園可以作為封建主經濟的一種形式來研究,但中世紀西歐農業的基本組織仍是鄉村。鄉村是我們研究農業經濟的基本點。由于這部書對西歐封建社會諸形態做出了一些新的解釋,受到了史學界普遍的關注。


對西歐封建經濟形態問題作出研究后,我計劃對全世界的封建社會諸結構,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作綜合的研究,寫一部真正世界性的封建主義理論著作。因為在長期的研究過程中,我一直感到史學上東、西方的問題遠未解決,世界歷史上的理論、方法基本上是西方的;世界歷史舞臺也以西方為中心,其他地方只是西方的附庸和邊緣。我認為,研究全世界的歷史,以封建社會而言,至少應綜合中國文明、伊斯蘭文明和歐洲文明的諸結構和規律,才能得出真正世界性的封建社會的模式。國內有關伊斯蘭文明的材料較少,語言上的困難也很大。我決定先從中西封建社會比較入手。我雖未長期專門研究中國史,一下難以窺其幽微,但做中觀性的概括也是有可能的。可是稍深入下去,就發現中國和西方的歷史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在社會史方面。西方學者對封建社會諸形態都有深入的研究和概括(盡管有不少需修正之處)。而中國史則缺乏這方面的概括。中國史的研究多以王朝為中心,經濟的興衰、人口的升降、政治的治亂得失、文化的昌明式微,無不以王朝的命運為轉移,對封建社會的一些形態和結構,如農民、莊園、城市、市場、王權等等都沒有綜合性的結論。在做研究時,我確實感到困難重重。后來得遇中國史專家姜伯勤教授,他對我的研究工作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姜先生后來參加了我們的比較研究工作,對中國經濟史方面作了許多綜合性的概括。


時至今日,我的綜合性比較研究還僅在封建、王權、城市等方面作了一些探索。通過這些探索,我深深地感到,古代各國歷史的發展有其特殊性,然而透過這些特殊性,是可以看出其共性的。在生產力水平、經濟發展大致相同的條件下,其經濟、政治、社會諸形態和結構大體上應是相同的。例如,中國和西方的封建社會往往被認為頗有差異。這是因為西方學者的封建概念指的封君封臣制。他們的封建只包括9-11世紀,甚至只是11-13世紀的歷史。這一時代是原始日耳曼人立國不久的時期,生產落后、文化荒蕪、政治原始,于是依附關系的統治、農奴制、莊園制、自然經濟、中央權力微弱便被當作西歐封建社會的特征。實際上,,它只是一個很短的階段。而另一方面中國的歷史又未能做出社會史上的總結,表現為王朝循環史。這自然會南轅北轍、窒礙難通。這是方法論造成的結果,并不反映歷史的實際進程。


隨著比較研究的不斷深入,遇到的問題會越來越多,困難會越來越大。但是我認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是有其規律性的,這是已經被證明并將繼續被證明的真理。所以我對自己的研究工作是充滿信心的,將繼續把這項工作進行下去。

 



二、 歷史研究的幾點體會



 

馬先生談了治學的經歷后,我們請他談談做學問的門徑。馬先生十分謙虛,笑著說:"談治學之道,我可是最膽怯的。雖然摸索了這么多年,但仍覺得沒有摸出什么門道來。"在我們的再三請求下,馬先生說,只能說有一些做學問的體會,我看主要有以下五點:


1、知識面要廣博


從事歷史研究,知識面要廣博。社會歷史本來就是一個整體,只是我們研究時把它分割、分類進行了。這是研究工作所必需的,但隨之也帶來很多問題,如認識簡單化、片面化,對復雜的現象難以弄清楚等等。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有多方面的知識。研究世界史的,對中國史應有比較深入的了解;研究中國史的,對外國史也應比較熟悉。其他學科,如政治、經濟、法律等均要有所涉獵。知識面寬廣,視野就開闊了,思維空間也就大了。在研究時,調動多方面知識去攻某一個問題,這樣就能深入下去。


對于如何擴大知識面,馬先生有很深刻的見解。他說,求知識之廣博,并不是亂讀書,什么都知道一點,成了"萬金油"。"博"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應與自己研究的問題結合起來。隨著研究的問題不斷增多,知識面就不斷擴大了。由于與研究相結合,是主動地吸取知識,有一番思考,這樣吸取知識,就能融會貫通。知識多而求其通,才是真正的博。馬先生說,我研究土地制度是從區別土地所有制的法權形式和經濟事實入手的。當時讀了不少法學方面的書,讀得相當苦。但經過這一番艱苦的學習,我對法學方面的知識有了較多的了解。在研究封建工商業經濟問題時,我知道西方學者是用資產階級經濟學原理來作研究的,討論的多為物價、貨幣、信用、市場等等,應對西方古典經濟學有所了解。可是他們的研究方法也有問題,物價、市場、貨幣等在封建時代所起的作用與資本主義時代是不同的。這些不同在哪里?這又涉及到資本主義萌芽,封建與資本主義的區別等問題,又要對這些方面作出了解。這樣,隨著研究的問題增多,知識不斷地積累、貫通,從而為全面研究封建制度打下了基礎。


2、準確地理解、把握概念


研究歷史會涉及到諸多概念,對概念的理解一定要準確。史學上不少爭議往往是由于對概念理解上的分歧而引起的。國內學者對中國封建社會是否有莊園產生過激烈的爭論。我看,這與對莊園概念的理解有關。中國人所說的莊園,一般是指一個實體,一塊地產,如我們所說的地主莊園。西方人的莊園概念則不同,有時是指封建主對其領地的管轄權,即行政、司法等方面的權利。學者們所依據的莊園的概念不一,對莊園的認識自然會產生分歧。


準確地把握概念,還應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對概念所依據的史料作出分析。我們引用的概念一般都是前人提出的。他們的概念依據的史料是什么,是否有道理,應作辨析。封建社會史上很多概念都是十九世紀西方學者提出的,現在新的史料增多了,有些要作出修正,不能隨意引用。一是注意概念與事實之間的矛盾。概念是對具體東西抽象后得出的,是靜態的;而事物是不斷發展的、變化的,變化的事物與概念的定義往往有不同。在政治學上,對專制王權所下的定義是:王權強大、王權無限,國王擁有立法、司法、行政、軍事等等權力。


然而,歷史上的許多帝王并沒有如此之大的權力。在西方,"王在法下"的情況并不少見。中國封建帝王的權力也并非都是無限的。他們往往受到禮、法、習俗和官僚制度的限制,一些帝王甚至是宦官的玩偶、權臣的傀儡。從中國王權發展的趨勢來看,它不是越來越強大,而是越來越受到限制。我覺得,歷史上也許只有暫時的獨裁者,而無專制主義的王權制度。當然,這個問題可以進一步討論。在研究歷史時,對靜態的概念與動態的事實之間關系的理解是十分因難的,但這又是必須要把握的。


3、重視從比較的角度研究問題


研究歷史時,要重視比較的角度。從比較的角度做研究,視野開闊,有益于發現問題,找出解決問題的途徑。當然做比較時,不能亂比,應對比較的對象有深入的了解,它們所處的歷史時代、內容、特點等等,都應把握好。


我研究西歐封建土地制度,是從有關中國土地制度的討論中受到啟發的。在研究西歐封建城市時,我了解到西方有一種較流行的觀點,以為西歐封建城市有自治權和城市法,是一個特殊的團體。它們是經濟的中心,進步的淵藪,自由的泉源。而中國封建時代的城市則沒有自治權之類的東西。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情況?對兩者作比較后,可以知道中國中央集權制的傾向一直比較明顯,所以中國歷史上不存在一個城市自治的時期。而西歐城市的自由、自治也只是在王權微弱、封建主割據獨立的時期出現的,只存在于一個較短的時期。后來王權強化,城市的自治便消失了。中世紀西歐城市也是長期受封建國家、君主、貴族主教控制的。過去中國史學界討論農民戰爭問題,不少學者以為農民受的壓迫越深,反抗就越大。農民是在無以生存的情況下,鋌而走險起來反抗的。可是,西方農民起義并不是這么回事。英國起義的農民不是最窮的,而是較富裕的。他們是在生產發展受到了阻礙的情況下才起義的。俄國農民起義的主力,不是農奴,而是哥薩克。哥薩克是自由人。這樣就有問題了,為什么中國和西方農民起義的原因有不同之處?這就值得深入研究了。


從史學的發展來看,比較研究或從比較的角度研究問題將越來越受重視。我聽到不少外國學者說,研究古代中世紀史太難,材料研究得差不多了。古希臘羅馬史上,作微觀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要靠考古的材料。現在西方出現了婦女史、性別史等等,就是因為過去這些方面研究不夠,還有研究的余地,現在西方學者很重視比較研究,從比較的角度提出問題,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希望,中國的史學工作者要高度重視比較研究的意義。


4、要重視學術思想史


做研究工作,我們要參考前人的成果,在分析前人的觀點時,除了作史料方面的辨析,還應從學術思想史方面作出考察。因為學術觀點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當時的學術思潮和環境的影響。


我們知道,西歐的"封建"概念是后起的。中世紀的西歐人沒有這一概念。至12世紀,羅馬法在意大利復興。西方學者用羅馬法來看中世紀西歐的土地制度,發現兩者有很大的差別。羅馬法規定,一田不能二主,財產私有權比較明確。而中古西歐的土地層層分封,一塊土地上有多個主人。因此,西方學者從法制學方面作出解釋,認為封建是一種封君封臣制。從學術思想史上考察"封建"概念的形成,也就不難理解西方把封建作為一種政治、法律制度的傳統。

從學術思想史上考察中、西歷史研究方法的不同之處,也是很有意義的。西方學者重視社會史的研究,對社會諸形態有明確的概括。而中國則缺乏這方面的研究和概括。有的西方學者如魏特夫說,這是因為東方實行的是專制制度,國家比社會強,國家把社會壓跨了。然而研究一下學術史,就知道此說極其荒謬。西方的社會概念也是后起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資產階級以第三等級的名義,以社會的名義,反對暴政,反對國家,才把對社會的思考、社會概念引發出來,后來逐漸興起了社會學、社會史等學科。而中國歷史的研究,缺乏這樣的階段,所以也就沒有對這方面的研究和概括了,分析前人的觀點時,從學術思想史上作出考察,對辨明其是否合理是很重要的。


5、學術觀點的確立要慎重


歷史學是一門科學,一種觀點的提出,需要經過慎密的思考,對大量的史料作出論證。一種有價值的學術觀點確立是很不容易的。現在有人做研究,不細致分析材料,甚至對前人研究的情況都不作了解,從書中引來一、兩條理論,從文獻中找出一些與之有關的材料,湊在一起就得出"新見解"。我看,這樣的"新見解"是沒有價值的。


我主張治學要有從書中"鉆出來"的精神,對文獻史料要作認真的考訂,不僅要準確理解文本的意思,而且要從學術思想發展史上探究作者的思想。學術觀點在史料、理論上都要有充分的依據和理由。我的一些文章發表后,有的同志評價說,在某方面只是提出了問題,但沒有解決問題。這些評價是對的。其實我何嘗不想下結論,確立自己的觀點,難啊!做研究時,我下結論是十分慎重的。研究土地制度時,我閱讀了不少法律、法律史方面的書,花費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得出的看法卻是法律與經濟、法律形式與經濟形式是分不開的。按當時收集到的史料、所作的思考是可以寫一篇文章的。但是,我覺得還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于是,我又閱讀了一些書,如蘇聯人維尼狄克托夫的《社會主義國有制》等,作了艱苦的思考,才確立封建土地所有制與所有權是有區別的觀點。我的《羅馬和漢代奴隸制比較研究》一文發表后,有人認為我持魏晉封建說。實際上,我只是從史料和理論上分析羅馬與漢代的奴隸制之同異,說明它們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并沒有討論奴隸社會的分期問題。我覺得,奴隸制、奴隸社會是否普遍性的問題,還應進一步思考,不要匆匆下結論。


歷史研究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有時做了大量的史料分析工作,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深入考察后,還只能發現一些問題,而不能加以解決。我認為,這已經很不容易了。能發現問題,已表明你的認識比前人更深刻了。

 



三、 對21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思考



20世紀剛剛過去,人類社會邁進了一個新的世紀。在這新舊世紀相交之時,馬先生對中國史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有著深刻的思考。我們請馬先生談談自己的看法。

 

馬先生沉思片刻后,十分感嘆地說,中國史學在世界史壇上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啊!你們看看《劍橋中國史》,西方人引用了不少中國人的著作,可人家用的是材料,中國學者的思想、觀點極少引用。此書的唐代部分,僅提到陳寅恪一人。中國的世界史研究就更不用說了,西方人幾乎不放在眼里。中國是一個史學大國,史學研究的成果十分豐富,為什么在世界史壇上的地位不高呢?我看,這不排除有外國學者的偏見,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史學自身存在著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國史學沒有建立系統的史學理論體系。


最近我寫了《時代呼喚第三世界史學的勃興》一文(載2000年3月17日《光明日報》),對第三世界國家,當然也包括中國的史學未建立理論體系的問題作了分析。我認為,近代西方經濟發達,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產生了近代西方社會科學。西方學者用科學的方法結合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的成果,對歷史作了深入的研究,使歷史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立了史學理論體系。可以說,史學的理論,如概念、定義、范疇、社會分期乃至各種方法論主要來自西方。西方史學理論有一些普遍性的真理,但也有僅適合西方的特殊性的東西,還有對非西方國家歷史的誤解和污蔑。西方人眼中的世界史是以西方為中心的,其他地方的歷史只是西方的附庸和邊緣。第三世界諸國的新史學是后起的,是學習西方史學而形成的。可是它們向西方學習時,不僅吸取其普遍性的真理,往往也把其特殊性的東西,甚至對非西方國家的誤解、污蔑也帶來了,而沒有根據自己的歷史總結出系統的史學理論。直至今日,第三世界的史學理論還只是在西方史學理論的框架下發展,缺少自己的獨立性。


在20世紀,我國史學家為建立自己的史學理論和方法是作了很多努力的。梁啟超的歷史研究法、王國維的兩重證據法,確立了一些歷史研究的新方法。陳寅恪學貫中西,熟悉多種西方文字且對西方宗教文化有較深入的了解。這些在他的史學研究中多有表現。胡適大力倡導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可是,陳寅恪對西方的經濟學、社會學等似不太注意,所以他的發明多在中國政治、文化、民族諸史中。胡適的科學方法只不過是杜威的實用主義,所以也整理不出理論體系來。新中國成立后,史學工作者重視理論,然而多數人并不了解19世紀西歐的社會科學,誤認為哲學上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史學理論本身,出現以論代史空論太多的情況。改革開放后,學者們致力于批判"西歐中心論",但也沒有從理論體系上提出問題、解決問題,主要在哪里西方少寫一點,東方多寫幾句的史料安排上下功夫。所以我認為,盡管中國學者作了種種的努力,但沒有建成系統的史學理論體系。


21世紀是人類社會大發展的時代。第三世界國家政治上獨立,經濟上不斷發展,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將越來越大。在文化上,將對西方文化發起沖擊,以自覺地顯示自己的價值。史學的情況也是如此。在這一偉大的歷史時代,作為中國的史學工作者,最迫切的任務是:建立嚴謹、系統的史學理論體系!

對于如何建立中國的史學理論體系,馬先生有十分深刻的思考。他說,當今的史學理論主要來自西方,我們對其應采取揚棄的態度,取其之優長,棄其之糟粕。做到這點,首先應對西方史學理論的史料根據作出考訂,辨明其根據是否有道理;其次,明辨西方史學理論中的普遍性的真理、特殊性的東西及其糟粕。另一方面,根據普遍性的真理考察中國歷史乃至其它非西方國家的歷史,以見其特殊性;又從特殊性中通過比較,在更深的層次上見其普遍性。在此基礎上總結出適合全世界歷史的普遍性的規律,形成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


中國史學理論體系的建立,還要有一批史學新人。他們甘于寂寞,不為世風所動,潛心于歷史學的研究;他們有很強的文獻研治能力,能作深入的微觀實證研究,而且又有很高的宏觀理論思維能力;他們通曉本土的文化,而且也熟悉西方及其他非西方國家的文化。我很高興地看到,這樣的一代新人正在成長。國內史學界一批四、五十歲的學者,在學術上已取得相當的成就,正努力朝這些方面發展。當然,中國史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我相信,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國家的繁榮和富強,史學新人將一代勝過一代,中國的史學理論體系一定能建立,21世紀的中國史學必將迎來一個輝煌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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