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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 佳篇共賞 - 余雄飛:沃爾賽的“維京時代”與19世紀丹麥民族主義

余雄飛:沃爾賽的“維京時代”與19世紀丹麥民族主義
來源:世界歷史編輯部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23] 瀏覽:

內容提要 丹麥與德意志于19世紀40—60年代圍繞石勒蘇益格的領土歸屬問題爆發了兩次戰爭。德意志的勝利與丹麥的戰敗促使丹麥民族主義的發展基本擺脫了“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影響,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由丹麥著名學者沃爾賽創造的學術概念——“維京時代”是丹麥學術界對這一變化的應激反應。這一概念將“維京時代”塑造成丹麥古代歷史中的“黃金時代”,使丹麥民族在戰后的低迷狀態下尋覓到了精神上的寄托與文化上的認同感,并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丹麥按照符合自己民族與國家利益的發展路徑繼續前進。同一時期的挪威與瑞典的民族主義發展也受到了“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帶來的文化影響,也選擇了適合自己國情的文化認同道路。同時,“維京時代”概念的誕生不僅為學界開啟了一片新興的研究領域,更是對歐洲中世紀以來的歷史進行的又一次重塑。

關鍵詞 丹麥 維京時代 沃爾賽 民族主義 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

 

 

“維京時代”(Viking Age),既是國際學界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史前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考古學與歷史學概念,也是探討歐洲中古社會整體歷史進程中所經常使用的一個學術概念。它所指代的是約公元800年至1000年這一相對古老的歷史時段。在其所涵蓋的三百余年時間內,丹麥人、瑞典人和挪威人等三個北歐部族,駕駛長舟,頻繁南下,亦商亦盜,對歐洲大陸北部、不列顛群島乃至地中海沿岸、黑海沿岸各地頻頻發起沖擊,對中古時代歐洲的歷史進程產生了極大影響。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塑造中古歐洲文明整體面貌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在19世紀之前,“維京時代”這一學術概念卻并不存在。從其于1873年由丹麥著名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延斯·雅克布·阿斯穆森·沃爾賽(Jens Jacob Asmussen Worsaae,1821—1885年)在《維京時代的丹麥文化》(De Danskes Kultur i vikingetiden)一書中首次將其作為學術用語正式提出,到它為學界所接受和普遍使用也僅僅只有近150年的歷史。沃爾賽在19世紀70年代創造了這一概念后,法裔美國學者保羅·拜洛尼·杜·夏于(Paul Belloni Du Chaillu,1831—1903年)在他1889年的著作《維京時代:英語民族祖先的早期歷史、風俗與習慣》(The Viking Age: The Early History,Manner and Customs of the Ancestor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Nations)中直接使用了“維京時代”一詞作為題目,隨后,這一概念隨著該書的出版被大眾所逐漸熟知。

客觀地講,對作為一個古老歷史時段的“維京時代”的研究,國內學界雖有一些論著問世,但總體而論,尚處在一個缺乏深入系統探究的狀態之中。而對于沃爾賽所提出的“維京時代”這一學術觀念本身,國內學界更是鮮有論及。故而,本文試圖將沃爾賽及其創設的“維京時代”概念置于一個宏闊的歷史視閾之下,從19世紀歐洲歷史的變局、斯堪的納維亞民族主義運動的萌發、丹麥與德意志的民族與國家沖突、丹麥民族主義思想的變遷和沃爾賽個人思想歷程與學術活動等維度和層面,對其產生的緣由和“維京時代”概念對丹麥民族主義的影響加以探究,對其基本內涵加以梳理,對其學術價值加以辨析,以期能對其學術思想加以準確地把握,進而拓展對“維京時代”這一古老時段的歷史認識,從而豐富對西方文明發展進程的總體認知。

一、 19世紀歐洲的政治變局與沃爾賽的早期民族主義思想


當沃爾賽于1873年提出了“維京時代”(vikingetid)這一概念之時,他將其視為一個“強大的丹麥時代”(Danevældets tid)。通過對時間與空間范圍的限定,并對“維京時代”的內涵加以定義,沃爾賽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學術概念,一個屬于維京人的時代,并使丹麥民族與國家的屬性與之緊密相連。而歐洲19世紀的特殊時空背景為沃爾賽的早期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歷史語境,并為他的學術創新創造了機遇。

(一)19世紀歐洲政治局勢的巨變與“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勃興

19世紀對于歐洲來講是一段激烈的歷史變革期。拿破侖戰爭結束后召開的維也納會議使歐洲的政治力量經歷了一次重新洗牌,普魯士與俄羅斯的實力大為增長,奧地利、丹麥、瑞典這些曾經不可一世的歐洲列強卻已是日薄西山,歐洲中北部地區的政治生態環境因此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無論是戰敗的丹麥還是戰勝的瑞典,此時都已無力獨自應對當時歐洲列強的威脅。斯堪的納維亞地區陷入新興的德意志邦聯與崛起的俄羅斯對其構成的兩面夾擊的不利局勢之中。

歐洲在19世紀不僅經歷了一段烽火連天的崢嶸歲月,還發生了思想的變革,即新的思潮對歐洲傳統思想體系的沖擊。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思潮在戰后歐洲各地開始生根發芽,使民族成為歐洲現代政治的決定性因素。拿破侖在戰時對德意志邦國的控制喚起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識,一種以共同的語言、文化、社會關系紐帶等要素為基礎的,追求建立統一的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泛日耳曼主義”(Pan-Germanicism)逐漸成形。

面對“泛日耳曼主義”在德意志邦聯的興起,丹麥、挪威、瑞典三國的知識界開始在追溯自己過去的道路上尋找著未來的方向。三國在14世紀末至16世紀初曾以“卡爾馬聯盟”(Kalmar Union)的形式將斯堪的納維亞整合在同一個政治屋頂下,成為歐洲歷史舞臺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基于這一歷史前提,聯盟成為眾多學者推崇的最佳選項。然而,在民族主義的語境中,一種政治抱負要想成為全民為之奮斗的目標必須建立在與之相對應的文化認同之上。一個通過中世紀王室家族聯姻形成的聯盟,顯然不具備足以支撐這一政治目標的文化根基。得益于三國相近的語言和從17世紀就受到重視并加以整理的眾多薩迦(Saga)文學作品,北歐的民族主義者從這些講述他們“共同”的祖先——維京人的傳奇故事中發現了被世人所忽視的寶藏。盡管維京人在當時人們眼中的形象仍是無惡不作的海盜,但這并不妨礙學者們通過不斷地翻譯、出版,重新構建與提煉維京人的歷史形象,并以此為基礎勾畫出一幅誘人的歷史場景:在上古時期,高貴的維京人披盔戴甲,從峽灣駕長船出發,以武力與智慧征服了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等地,并建立起一個個強大的王國。這種充斥著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的“征服者”形象正是北歐民族主義者所追尋的目標,他們力圖以祖先們“共同的”豐功偉績與文化傳統為基礎,構建一種涵蓋所有斯堪的納維亞人的“大民族主義”。期望通過重構三國民眾在族群層面上的集體記憶,在政治層面上達到三國自覺聯合的目的,以此來解決目前所深陷的困境。在“泛日耳曼主義”向北擴張的壓力下,“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Pan-Scandinavianism)應運而生。“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支持者們“相信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擁有著一種建立在中世紀的薩迦與《埃達》(Edda)的詩歌之文學基礎上的共同文化,即擁有‘共同的社會形態、共同的語言、共同的信仰’”。他們試圖用“斯堪的納維亞人”這種族群稱謂替代丹麥人、挪威人、瑞典人這類具體的民族稱謂,以更為寬泛的族群文化論壓制有嚴格邊界的民族文化論,使后者成為前者的次生文本。

“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出現是北歐諸國知識分子對歐洲19世紀民族主義思潮的回應,尤其是對“泛日耳曼主義運動”興起的一種應激反應。同時,它們彼此具有同構性,均為大民族主義思想在不同族群和地區中的變體。它的出現與發展是北歐知識界對大民族主義思想的一次實踐。

(二)沃爾賽的生平與他早期的民族主義思想

身處歷史變革期的沃爾賽,其自身經歷也與所屬的時代相互印證著。他本人的學術成長經歷就如同丹麥這一階段的歷史一樣,由外向逐步趨于內斂。其中,沃爾賽早年的學術和游學經歷為他提供了堅實的學術基礎與開闊的眼界,并為日后其創造“維京時代”這一學術概念奠定了基礎。

1821年,沃爾賽出生在丹麥瓦埃勒的一個富裕家庭,其父官居郡司庫一職,同時也是“王家北歐古物學會”(Det Kongelige Nordiske Oldskriftselskab)的會員。優越的家境使沃爾賽從小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受其父影響,自少年時代起便已展示出對考古學的濃厚興趣。1838年至1841年,他進入哥本哈根大學主修考古學。在大學期間,沃爾賽就以助手的身份與丹麥著名考古學家、國家博物館首任主管克里斯提安·J.湯姆森(Christian Jürgensen Thomsen,1788—1865年)共事,并在學識上得到了后者的真傳。1843年,在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Ⅷ,1786—1848年)親自舉薦下,王家北歐古物學會正式吸納他為會員,并讓其獨立負責丹麥考古學介紹書目第二版的編纂工作。沃爾賽在一年內便完成了此項工作,出版了《考古發現與墓冢所反映的丹麥古代史》(Danmarks Oldtid oplyst ved Oldsager og GravhΦje)一書。在此書中,沃爾賽大膽地呼喚讀者在檢視過去的同時還要從中尋找到自己民族與文明在今日的立身之本:


一個尊重自我與自身之獨立的民族不可能只滿足于對現狀的思考。這個民族的關注點必然會被引導至對過去歷史的審視之上,并以一種探尋的視角來追問自己血統的起源、與其他民族間的關系,追問本民族是否在上古時期就定居于此還是遷居于此以及由此揭示的民族命運又是如何;從而以此探知形成本民族今日特征與狀態的原因。只有在了解了這些事實之后,民眾才對本民族的特征有一個清晰的認識,他們才能擁有保衛本民族獨立的動力,并在進步中爭取勝利,從而提升自己國家的榮譽感和幸福感。


但沃爾賽并沒有嚴格遵循當時頗為流行的“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思想軌跡,將丹麥與瑞典、挪威在文化層面進行橫向的聯結,反而是將它們按照地域與民族的差別區分開來,他寫道:


丹麥人、瑞典人與挪威人之間的聯系雖然緊密,但這種情況并不能證明他們擁有著同樣的體系、行為與習俗。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各國間存在不同的自然環境與氣候,都在上述各方面于當地居民中形成了重要的差異,這一推論已經被無數事實所證明。


在沃爾賽看來,考古發現、歷史文獻,甚至地貌特征均可以成為構建民族獨特性的工具被加以利用。如果說,“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在文化層面上構建了丹、挪、瑞三國的文化共同體,那么,沃爾賽于1843年的論述就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嘗試著將丹麥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從“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所構建的同質性外皮下剝露出來。這是沃爾賽對大民族主義思想的一次大膽的解構,他所追求的是利用相同的資料來建立一種可以追溯至上古時代的民族“傳承論”,在不肢解“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文化共同體的基礎上,來凸顯丹麥民族的特殊性。雖然早在1843年,沃爾賽就將自己對于丹麥民族的獨特思考首次呈現在世人面前,然而在丹麥成為一個真正的民族國家之前,“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三國文化同質論在當時的丹麥知識界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思想和學說。

1845年5月,沃爾賽在丹麥王室的資助和蘇格蘭薩瑟蘭公爵的邀請下,赴英倫三島對不列顛丹麥人遺跡進行考察。此次學術考察,對于沃爾賽的學術觀點主張的闡發和思想變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初到英倫,沃爾賽除在倫敦出席學術交流活動外,還參加了丹麥駐英國大使弗雷德里克·D.雷芬特洛夫伯爵(Frederik Detlef Reventlow,1791—1851年)與普魯士外交官克里斯蒂安·C.J.馮·本生男爵(Christian Charles Josias von Bunsen,1791—1860年)進行的外交會晤。沃爾賽很有可能在此期間獲得了更多的關于丹、普兩國在日德蘭半島南部的政治矛盾、邊界沖突的信息。

6月19日,沃爾賽北上蘇格蘭,在當月底到達愛丁堡。他與“蘇格蘭考古學會”(Scottish Archaeological Society)開展了學術交流活動,并感受到了一股特殊的學術氣息。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這些愛國的蘇格蘭人無法忘記自己的國家曾經擁有過的獨立地位,在方方面面均要強調、保留純正的蘇格蘭性。……而且他們熟知斯堪的納維亞人,尤其是挪威人與蘇格蘭人在蘇格蘭北部與西部地區的聯系,我發現他們愿意傾聽,并且可以毫無障礙地理解關于丹麥—挪威元素在不列顛群島上的含義。”沃爾賽之所以能夠在蘇格蘭學者中找到“知音”,蘇格蘭的民族主義情緒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很可能在精神層面上,沃爾賽的丹麥民族主義與蘇格蘭民族主義產生了共鳴:丹麥與蘇格蘭均為飽受外族欺凌的小民族,對抗外敵的壓迫是它們之間的共同點。

11月,沃爾賽抵達了愛爾蘭首府都柏林。在此期間,愛爾蘭的古文獻內容給沃爾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對這些單純的文字是否能夠清晰地闡述真實的歷史表示懷疑。而對民族歷史的浪漫想象,在身為考古學家的他看來,民族世系起源這種事關重大的問題應以有力的實物證據和嚴謹的邏輯推導為基石進行構建,而并非是像愛爾蘭學者威廉·邊沁(William Betham,1779—1853年)在《伊特魯利亞凱爾特》(Etruria Celtica)一書中那樣毫無根據地“嫁接”和“意淫”。沃爾賽在此時否定了“浪漫”,但當他在日后對丹麥維京人形象進行塑造時,“浪漫”卻成了成功的關鍵。

4月3日,沃爾賽結束了不列顛之行返回丹麥。不列顛的訪學經歷所取得的成果大大超過了他的預期,用沃爾賽自己的話說,這次“旅行……就像一次考古學意義上的維京入侵,其目的不光是在不列顛群島上建立起斯堪的納維亞的影響力,還要傳播一種對丹麥和挪威遺跡的更好的認知”。作為此次旅行的總結,沃爾賽將這期間的所見所聞以及自己在相關方面的整理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集合成冊,并于1851年出版了一部報告式的著作,即《丹麥人與挪威人在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的記述》(Minder om de Danske og Nordmoendene i England, Skotland og Irland)。

另外,對大量海外出土文物與歷史遺跡的考察進一步豐富了沃爾賽對維京人歷史文化的認識。在他筆下,維京人的形象開始從野蠻海盜開始向農夫、商人以及熟練的手工藝者等多維度的歷史角色發展轉變。他對簡單地將維京人視為野蠻人的觀點進行了反駁:“……丹麥是如此之強大,以至于波羅的海都成為她的內湖。我們很難如古代修道院的編年史家那樣,只是出于對斯堪的納維亞異教徒的恐懼與痛恨就將挪威人與丹麥人視為野蠻的維京人,便認為后者通過強大的武力在西方國度站穩了腳跟。”最為重要的是,維京人在書中被刻意地“丹麥化”,并以征服者與統治者的形象出現在沃爾賽的結論之中,他總結道:


丹麥人以及他們的繼承者諾曼人并沒有將他們自己局限在暫時性地顛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統治,而是將其永遠地終結了……甚至連英格蘭王室都混合著丹麥人的血統。盎格魯—撒克遜人,無論高低貴賤,都在逐漸地走向沒落;但與此同時,在經過兩個世紀的擴張與殖民的積淀后,受益于海盜國王和四處劫掠的維京人所奠定的基礎,統率規模龐大的船隊的丹麥國王得以完全地建立起了自己的統治。


此刻,曾一度被沃爾賽摒棄的“浪漫”在關鍵的歷史主語的身份問題上取代了實證主義,一個被冠以“丹麥人”稱謂的民族世系個體代替了維京人的群體,并將他們描繪為在不列顛殖民地范圍內仍保持著“純正的丹麥法律、傳統和習俗”,還在英格蘭的歷史時空內塑造了一個征服、統治英格蘭,并代代相傳、綿延不斷的“丹麥王朝”。這種移花接木式的敘事手法使“丹麥人”在英格蘭的歷史中反客為主,成就了一段能夠讓所有19世紀丹麥人感到無比自豪的歷史。沃爾賽對“丹麥維京人”當時建立的“偉業”的描繪仿佛是在為19世紀的丹麥雪恥,讓丹麥人從往昔歷史中挽回了些許的顏面與自尊心。在諸如此類的種種形容描繪中,一個屬于維京人,或者說一個屬于“丹麥人”的時代觀念已經初具雛形。

二、 沃爾賽民族主義思想的轉變與“維京時代”概念的誕生


19世紀中期,丹麥與德意志邦聯的沖突進入最為激烈時期。雙方最終圍繞著石勒蘇益格與荷爾斯泰因兩個公國的封建繼承和歸屬問題,分別于1848年和1864年爆發了兩次“石勒蘇益格戰爭”(the Schleswig Wars)。丹麥先勝后負,最終丟掉了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與勞恩堡地區的統治權。在勝與敗的旋渦中,“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由盛轉衰,面對種種殘酷冰冷的現實,作為一個富有愛國情懷的知識分子,沃爾賽一直沒有停止對丹麥民族存亡、國家興亡進行的思考,并最終為丹麥民族在歷史中尋找到了立身之本。

(一)兩次石勒蘇益格戰爭與“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失敗

在沃爾賽生活的時代,丹麥還并非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它的一只腳已經邁入了現代國家的行列,但另一只腳仍被封建法束縛在中世紀的秩序之中。一方面,受到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丹麥在1848年進行了政治改革,以不流血的方式廢除了絕對主義制度,轉向了君主立憲制,并開始制定自由憲法;另一方面,丹麥在封建法理上依然對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與勞恩堡三個公國擁有統治權。但在這三個公國內居住有大量的德意志人口,并且隨著“泛日耳曼主義”在德意志邦聯中的不斷傳播,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思想早已蔓延至該地區。丹麥與上述地區的民族矛盾直接導致了雙方兩次短期戰爭的爆發。可以說,正是這兩次戰爭直接決定了丹麥與德意志作為民族國家的歷史走向。

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始于1848年,由于丹麥王室面臨絕嗣危機,公國內的德意志居民希望借機通過民族起義的方式擺脫丹麥的統治,但在大國的干預下并沒有得到德意志邦聯的完全支持,1851年被丹麥軍隊鎮壓。對丹麥人而言,這是進入19世紀以后丹麥首次在與德意志的對抗中取得勝利,其重要意義不言而喻。當時“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運動正值頂峰,丹、挪、瑞三國同仇敵愾的氛圍在1848年戰爭爆發前便已在丹麥彌漫開來,沃爾賽也因此受到了感染。當他得知志愿者從丹麥全國各地奔赴半島南部加固“丹麥墻”(Danevirke)防御工事一事時,他感慨道:“新生的斯堪的納維亞不會也不能允許石勒蘇益格落于德意志人之手。勇敢的人們,前進吧!歷史必將銘記,自由、強大的斯堪的納維亞必將銘記,來自丹麥、挪威和瑞典的戰士們,心中滿是自豪與欣喜,他們有史以來第一次肩并肩為了丹麥墻而戰斗!”瑞典—挪威聯合志愿軍在戰時對丹麥的象征性支持也使“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支持者們歡欣鼓舞,同時這也給丹麥的民族主義運動注射了一針迷幻劑,令丹麥的民族主義者認為,歐洲大國與整個斯堪的納維亞都站在了自己的身后,使得他們在與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對抗中不斷自我膨脹,為丹麥在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的戰敗埋下了伏筆。

1864年,隨著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Frederick Ⅶ,1791—1863年)的駕崩,丹麥奧爾登堡王室絕嗣。王國對三個公國的繼承問題再次成為沖突的導火線。新國王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1818—1906年)出身于王室旁系子嗣的丹麥—德意志格呂克斯堡支脈,這就造成了丹麥國民對于新國王的政治傾向持懷疑態度。為了緩解壓力,國王在民族自由主義者內閣的威逼利誘下通過了新的憲法,在法理上將公國納入到了丹麥政府的治下。這激起了當地德意志居民的強烈反彈,并最終導致丹麥與德意志邦聯間于1864年1月爆發了戰爭。但歐洲大國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量并沒有對沖突進行干涉。沒有了列強的支持,瑞典—挪威也對獨自奮戰的丹麥無動于衷。孤軍作戰的丹麥根本無力面對以普魯士與奧地利為首的德意志邦聯的進攻,戰敗的結局在戰爭開始時便已注定。1864年7月14日,日德蘭半島全境被德意志邦聯軍隊占領。同年8月1日,丹麥國王宣布放棄他對公國的所有權利,將其轉交于普魯士與奧地利管理。

對于丹麥而言,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無疑是一次災難。她失去了占全國人口總數約40%的領土,其軍隊在戰時也被徹底趕出了日德蘭半島,導致丹麥在戰后出現了嚴重的民族危機。此外,瑞典—挪威沒有像第一次戰爭那樣派出遠征軍或以任何形式對丹麥表示支持,這使得“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從發展頂峰瞬間跌落至谷底,從此一蹶不振。但一切事物都是具有兩面性的,雖然丹麥不得不吞下戰敗的苦果,但失去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后,丹麥在民族成分上變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單一民族,丹麥王國在一夜間完全失去了歷史上的封建領地,從此不再受封建政治結構遺存的拖累,走上了民族國家的發展之路。

丹麥在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的戰敗也使沃爾賽猛然間意識到,丹麥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威脅,而目前的當務之急是尋找到一種可以維系丹麥民族賴以存在的歷史合法性的依據,使丹麥人民可以從中汲取必要的營養,從而重新喚起民眾對本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榮耀感。于是,曾在歷史上揚名海外的維京人在此時成為他進行“再創造”的范本。

(二)沃爾賽民族主義思想的轉變與“維京時代”概念的誕生

丹麥在1864年戰敗的結果導致國家遭到“閹割”,從一個占據整個日德蘭半島的多民族王國被迫變為一個單一民族的“小國”,領土和人口的縮減讓整個國家的前途籠罩上一層陰霾。政府也因此出現更迭,曾經被推崇的積極對外政策被當作罪魁禍首遭到摒棄。新的一屆政府認為,正是這種沒有認清自我的激進主義才帶來了今日的惡果。正如丹麥歷史學家克努特·J.V.耶斯佩森(Knud J.V.Jespersen)在《丹麥史》(A History of Denmark)中所述:“……丹麥明智的政治家應使他們制訂的政策適應這樣的事實,即丹麥要參加級別超過自己體重的拳擊賽時,事情總會辦砸。”因此,新的政府承認了丹麥此前的失敗,并根據新的實際情況 采取了一種更為務實、有效的政策來保障丹麥在日后歐洲事務中的安全。但這導致丹麥的對外政策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所鼓吹的聯合復興理念被獨立內斂的自由中立政策所取代,丹麥對待外部壓力的策略從強硬對抗逐漸向妥協綏靖靠攏。然而,丹麥民族從15世紀開始積累、傳承并在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被喚醒的勇氣與自信正在崩塌。此時的丹麥只能寄希望于在更為久遠的歷史中去尋找傳統文化的精神依托,并以此構筑民族和國家賴以生存的合法性。

為了達到這一目標,丹麥的民族知識分子開始從文化上對丹麥進行一系列的改造與重構。在戰前,對北歐神話傳說頗有研究的路德宗新教神父尼古拉·弗雷德里克·塞韋林·格倫特維(Nikolai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年)和他的支持者們便一直致力于推動丹麥的教育改革事業,并在社會中掀起了“格倫特維運動”(Grundtvig Movement),主張打破社會階級的壁壘,大力發展國民教育。這一運動促使丹麥政府建立起了一種選擇性的國民教育體制。在戰后,政府依舊堅持通過對民間學校的財政支持,進一步加強對丹麥歷史、文學等方面的教育力度,從而建立起一套可以傳播格倫維特文化觀的機制,發展丹麥的民族身份認同觀念。它通過可以被國民接受的民族文化教育建構出一種被民眾所共同接受的民族身份,讓國民教育成為連接民族與國家之間的橋梁,其中對丹麥歷史文化的強調開始在民眾中催生出一種丹麥民族文化的同質性概念,而這也正是丹麥的民族認同產生質變的前提。

建構丹麥民族文化同質性的最終目的是解決丹麥要“去向何方”這一問題,但這一建構過程首先要解答的是:“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的基礎性問題。1873年,沃爾賽所著《維京時代的丹麥文化》一書在哥本哈根刊行問世。該書雖然只有41頁,但無論從其書名醒目的位置中,還是在圖文并茂的內容中,沃爾賽皆對“維京時代”加以刻意凸顯和詳盡闡釋,并將“維京時代”植入丹麥文化的歷史之中,從而回答了上述問題,為丹麥民族選定了“古老的英雄祖先”,構建了一段“輝煌燦爛的歷史”。他在書中對“維京時代”概念的邏輯構建可分為兩個部分。

其一,界定“維京時代”的時空范圍。沃爾賽將“維京時代”的時間界定在公元800年至1000年間,將其空間范圍界定在包括斯堪的納維亞、英格蘭、法蘭西等國家及地區在內的歐洲。雖然其本人沒有在書中對此進行說明,但根據他考古學家的身份以及他在不列顛訪學的經歷,筆者推測,這一時間段的設定很可能是沃爾賽通過將他在不列顛實地考察的經歷與其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的考古工作經驗相結合后得出的結論,而且是將英格蘭的歷史作為首要參照系來界定的時間范圍。此外,沃爾賽也從數量眾多的歐洲中世紀編年史中獲取了大量的關于維京人的信息,同樣也為他對“維京時代”時空范圍的界定提供了相對可靠的依據。

其二,確定“維京時代”的主導力量以及這一歷史時段的性質。沃爾賽在此部著述中將丹麥人作為這一歷史時期的主角,并對丹麥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強調。盡管他在書中也提及了同樣將維京人視為祖先的挪威人與瑞典人,也將他們視為丹麥人的兄弟,以與歐洲其他的民族區別對待,就如他在書中所寫:“早在古代,明顯的差異便已將我們(筆者注:丹麥人)以及北方的族人們同歐洲的其他民族區分開來。”但在闡述“維京時代”的發源地之時,他卻寫道:“雖然挪威人和瑞典人也在西歐和東歐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因為丹麥的位置最為靠近歐洲的文明國家,且自然環境更為適宜,所以丹麥在此時理應排在首位,所扮演的角色比其他北方國家都更為重要,因此這個時代應該被稱為‘強大的丹麥時代’。”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沃爾賽的丹麥民族主義思想體系中,他對“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后者的影響依然在發揮著作用,但僅僅是停留在相近的族群文化層面上。因為沃爾賽在此時已經將丹麥的歷史與文化置于丹麥民族主義思想的中心位置,將其作為構建丹麥民族特殊性的基礎,從而阻止了文化沙文主義在丹麥民族中進一步的發展。正如他在書中所述:“我們的工作是針對這些歷史時代做出公正的評價……尤其是屬于不同族群的歷史,而我們的人民傳承著特殊的丹麥文化與生活方式。”“這是關系到民族特征問題,我們要將外來的古代習俗與那些源自丹麥及斯堪的納維亞的本土習俗加以區分。”或許,沃爾賽并非當時丹麥學界最了解維京人歷史的學者,但他卻是首位將維京人的歷史作為一個特殊時代引入丹麥民族建構過程中的第一人。

從思想角度來看,“維京時代”作為一個學術概念乃是沃爾賽因政治理念的改變而導致其學術風格發生轉變的產物。如果我們將薩迦視為中世紀斯堪的納維亞人對他們維京祖先歷史的第一次重構,那么沃爾賽所從事的工作便是近代丹麥人對維京人的歷史進行再一次重構,使其最終變為了一種經疊累而成的民族身份符號。這便需要從事此項工作的學者具備多種學科的素質、深厚的理論學養和高深的哲學功力與廣博的文化見識。由此而論,僅憑堅實的考古學根底尚顯不足。然而在不列顛之行中,對蘇格蘭、愛爾蘭等地充滿浪漫色彩的學術見聞和感受以及親歷丹麥在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的戰敗,都令沃爾賽的治學風格逐漸發生轉變。在丹麥戰敗后,沃爾賽不再高呼丹、挪、瑞三國戰士為了“丹麥墻”共同戰斗,進而摒棄了“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不切實際的政治訴求,但又保留了其中對維京人歷史、文化的浪漫塑造。他將維京人轉化為丹麥民族的精神圖騰,將“維京時代”定義為丹麥民族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丹麥人武備精良,且經常衣著華美,駕駛著裝備齊全的龐大戰船……”,“在西歐與東歐諸萎靡不振的族群中注入了一股新鮮的力量。沃爾賽將這一歷史時期描繪為一個丹麥人殖民英格蘭、法蘭西等歐洲強國的時代,一個古代丹麥文化迸發出耀眼光芒的時代。這是沃爾賽的政治與治學理念對丹麥國內政治風向轉變的呼應。它向世界宣告著一個曾經為歐洲文明發展做出過重要貢獻的丹麥民族存在于世的正當性,并鼓舞著丹麥人民堅持自己現在的民族發展道路,哪怕前途充滿著坎坷與荊棘,祖先的精神仍然會指引丹麥人走向光明的前景。

三、 “維京時代”與維京歷史文化對19世紀


丹麥民族國家的作用及影響19世紀對于歐洲國家而言是一段分裂與整合并存的歷史時期,民族主義成為歐洲當時的主流意識。身為歐洲國家的丹麥、挪威、瑞典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沖擊,并在全新的大國政治中尋求著賴以生存的空間。丹麥作為斯堪的納維亞三國中直接與德意志對抗的陣地自然而然地承受了更多的壓力,但也正是這種壓力促使丹麥演變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并在文化重構的過程中尋覓到了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與動力。

(一)維京人的歷史與文化于丹麥民族主義思想發展過程中的獨特性

在“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體系建構中,尊崇以維京人為代表的上古歷史與文化占據著其文化理念的核心位置,這對丹麥、挪威、瑞典三國的浪漫民族主義運動均造成了深遠的影響。與以丹麥的民族主義運動類似,挪威、瑞典的民族主義學者在重構自身民族歷史之時也不斷對上古歷史、文化加以不斷的重塑與利用,試圖在這一過程中對自己民族的“輝煌過去”與“英雄祖先”進行定位。但部分挪威和瑞典的學者并沒有遵從“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價值導向,將維京人的歷史與文化作為自己的選擇,而是根據各自不同的國情,分別擁抱了不同的“祖先”。

挪威的民族主義運動興起于19世紀初。但由于長期處于附庸地位,當地知識界缺乏對本土文化的認知,這令其無法在“自我”文化層面上尋覓到著力點。因此,在19世紀中期,挪威的民族主義者或倒向“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或傾向某些獨樹一幟的新興觀點。而相當一部分的挪威民族主義者曾在當時熱情地接受了“泛日耳曼主義”的理論,將挪威人視為日耳曼人的后代。按照此理論,在歷史中,日耳曼部落曾對丹麥、挪威以及瑞典的部分地區開展過殖民活動,并在之后的歷史中逐漸向南擴張,在征服了哥特人(Goth)之后將斯堪的納維亞文化傳播到了丹麥地區。這種理論被后世學界稱為“挪威學派”(the Norwegian School),其根本目的是在政治上與宗主國相切割,與后者進行政治上的分離,極力謀求在文化層面上借“泛日耳曼主義”之口來瓦解、奪取掌握在丹麥和瑞典手中的話語霸權,進而獲得與之平等的政治地位。這種理論在今日看來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在當時的挪威民族主義語境中有著極廣的受眾面。

瑞典的民族主義運動同樣興起于19世紀初。1809年,瑞典在與俄國的戰爭中失去了對芬蘭的統治權,這促使浪漫民族主義運動在瑞典興起。1811年,“哥特學盟”(Götiska förbundet)在斯德哥爾摩成立,這是由瑞典浪漫民族主義知識分子所組成的學術社團。他們將歷史中的哥特人視為自己的祖先。從19世紀初至19世紀中期,以他們為代表的瑞典學者更加注重對中世紀鄉土文化的挖掘,努力構建出一種詩歌般的田園文化,進而將古代瑞典塑造、歌頌成一片人間樂土,而自由的農民與勇敢的維京人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在他們眼中,前者代表著民族文化的本質,體現的是自由的靈魂;后者是民族文化的表象,反映的是勇于探索的精神。瑞典的民族主義學者還將這種文化建構與歐洲大陸的封建文化進行對比,認為正是“這些人民的性格”在日后于歐洲廣泛傳播,且塑造了歐洲未來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不難看出,此時的瑞典民族主義依舊沒有走出對當年“北方雄獅”的追憶,仍然期待瑞典能夠與歐洲諸強并駕齊驅。

與挪威、瑞典學者在各自民族主義運動中所塑造的祖先相比較,以沃爾賽為代表的丹麥學者在1864年后對于維京人祖先的重構存在著特殊的前置語境,這也使維京人的歷史與文化在丹麥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具有了特殊的位置。首先,丹麥作為直接與德意志發生沖突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所承受的壓力和損失是挪威和瑞典無法比擬的。丹麥在戰后被迫放棄了對富庶的荷爾斯泰因與石勒蘇益格地區的統治權,國力一落千丈。而瑞典雖然丟失了芬蘭,但瑞挪合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其在物質和心理上的雙重損失。其次,失去了挪威、荷爾斯泰因、石勒蘇益格以及勞恩堡的丹麥已經變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構建有別于德意志和“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民族認同感已是迫在眉睫之勢。而瑞典和挪威還保持著聯合狀態,二者沒有形成實質上的民族國家,缺失本土文化的挪威可以選擇去擁抱“泛日耳曼主義”,瑞典亦可以保持著對17世紀歷史的追思和留戀。最后,丹麥在卡爾馬聯盟解體后便一直處于國力的下滑期,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的戰敗結果進一步加深了丹麥民族的悲觀情緒,而且對卡爾馬聯盟的“美好記憶”也隨著“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失敗而灰飛煙滅,丹麥在中世紀末期的“成功”經歷因近代的失敗而失去了利用價值。但丹麥在當時急需一針“強心劑”來挽救陷入恐慌與絕望之中的民族自信心,這使得沃爾賽筆下的維京人在此時的丹麥民族主義運動中具有了特殊的實際意義。一個以上古時期的“維京人”命名的歷史時代被正式地創造出來,它呼喚著丹麥人民回顧自己祖先的偉大成就,以祖先的智慧和勇武向他們昭示著丹麥光明的前途。這是沃爾賽對“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一次成功解構和繼承。即將被推下懸崖的丹麥民族抓住了這根名為“維京時代”的救命稻草,并得以重拾信心,邁出了通往成功彼岸的第一步。

(二)“維京時代”概念對丹麥民族和國家發展所起的作用及影響

1848年至1864年,在與德意志的沖突中,丹麥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現實中都走向了失敗。

第一,在1848年革命成功的作用下,浪漫的政治氛圍讓丹麥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產生了錯覺。丹麥是少數不經流血便完成了政治制度變革的歐洲國家之一。君主立憲制取代了絕對主義君主制,并為丹麥人民帶來了象征著自由與民主的資產階級憲法。與歐洲其他國家因革命運動而爆發的流血沖突相比,社會制度的和平演變使丹麥的民族自由主義者興奮無比,進一步增強了他們對于丹麥政治的影響,依靠著“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鼓吹大丹麥民族主義,將其視為能夠使丹麥再次強大的靈丹妙藥。

第二,在激進民族主義的作用下,丹麥全國被急功近利的思想所支配,而忽視了與他國在物質方面的差距。從西方先行歷史發展的軌跡來看,雖然在政治改革的競爭中丹麥領先于南方的德意志邦聯,但在民族主義情緒的盲目影響下,丹麥忽視了現實中國家間的實力對比。君主立憲制改革后的丹麥在政治制度上看似更為先進,其在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的勝利似乎也給人以一種類似的錯覺。然而,戰爭最終的走勢從來不由政治制度的先進與否所決定,而是由國家綜合實力的強與弱所決定。1864年戰爭的結果最終如同杜波戰役的結果一樣:使用前膛槍的丹麥軍隊在面對裝備了后膛槍的普魯士軍隊時毫無招架之力,丟盔棄甲,一敗涂地。

然而,萬事皆有利有弊。戰爭的失敗對于丹麥而言固然是一次難以估量的民族失敗,但失去傳統領土的丹麥也因此從一個多民族的、被封建制度遺產所累的王國變為一個民族國家,這對于丹麥而言是一次痛苦的但卻是通往成功的轉折。同時,在文化與政治層面上,具有現實意義的“泛日耳曼主義”成功地擊敗了在文化上孤芳自賞且夜郎自大的“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也使丹麥走出了激進思維的影響。丹麥民族主義以失敗為代價,找到了自己在歷史時空中所能達到的極限,丹麥國家的發展路徑也因此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維京時代”概念的誕生是丹麥因戰爭失敗與國內思想意識發生變化后所體現出的重要結果之一,它對日后丹麥民族主義思想和國家現代化發展的影響頗為深遠。

其一,“維京時代”概念的誕生為丹麥民族樹立起了文化上的自信心。它是沃爾賽在民族危亡之際,為行將倒塌的丹麥民族自信尋獲到的精神寄托,將維京人的形象提升到了民族象征的高度,將維京時代塑造成丹麥的輝煌往昔。在大歷史的背景之下,沃爾賽顯得如此之渺小,但他竭其所能為丹麥民族植入了對“英雄祖先”的回憶,他所提出的“維京時代”滿足了戰后丹麥民族主義對民族合法性的渴求,他讓丹麥民族重新找回了文化上的自信。

其二,“維京時代”這一概念成為丹麥民族認同感的重要來源。沃爾賽在“維京時代”的概念中為丹麥塑造的共同祖先與歷史,并借助丹麥民族文化教育的普及成了被丹麥人民所認同的民族文化概念,進而推進了丹麥的民族文化同質性的形成,促進了國家內部的團結,提升了丹麥人民對所選的發展道路的認同感。時至今日,在筆者與丹麥人交流的過程中,但逢提及“維京時代”之處,丹麥人必言“我們”,足見其在丹麥人民心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其三,“維京時代”概念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了丹麥的意識形態日后向極端思想的偏移。沃爾賽筆下的“維京時代”概念為丹麥的民族主義思想圈定了基本的界限,“維京人”成為丹麥人專屬的祖先和歷史代名詞,沒有被盲目地泛化成為大民族主義極端思想的溫床。在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衰落之后,“維京時代”將丹麥從大民族主義的思想窠臼中解救出來,呼應了新興的內斂型政策,使丹麥的政治走向沒有因民族失敗的經歷而滑向追求“純正血統”的種族主義等極端思想的深淵,保衛了丹麥在1848年革命中所取得的政治現代化成果。反觀德意志,由于大民族主義的不斷膨脹,統一的德意志變得野心勃勃,逐步走向了帝國主義的爭霸道路,但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民族的失敗與大民族主義特有的自我文化陶醉逐漸使德意志民族主義向種族主義的深淵跌落,而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同質性則被扭曲成了“優秀種族”的部分標準。德意志大民族主義成為對外擴張的噱頭,在歷史中上演了“吞并蘇臺德地區”“德奧合并”等一幕幕以“民族統一”為“遮羞布”的丑陋歷史劇目,并最終生成了納粹的德意志第三帝國這一人類文明中的怪胎,將世界拖入戰爭的旋渦之中。

結語


19世紀是丹麥歷史中的變革期,丹麥民族的發展在此期間經歷了一段痛苦卻又為日后的生活帶來無限希望的階段。在1848年的第一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中,丹麥官兵奔赴前線與德意志人決一死戰。丹麥人在此時第一次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民族中的一員,為了同一個目標而奮戰。丹麥的民族認同感也正是在此時萌發。如果說此時的丹麥民族還對封建王朝的遺產有一絲留戀,將石勒蘇益格視為己出,那么,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則使丹麥民族與之徹底決裂。丹麥民族的起點正是以石勒蘇益格的丟失為標志的。它是建立在與“他者”的區分之上的,從南向北重新劃定丹麥民族的精神與文化邊界。南面的德意志,北面的瑞典—挪威。前者是丹麥的威脅,后者則是對丹麥的背叛。卡爾馬聯盟的余暉與“泛斯堪的納維亞主義”的幻想在戰后已不復存在,什么才能支撐起丹麥當時殘破的河山?沃爾賽創造的“維京時代”在此時扛起了這副重擔,它讓丹麥人擁有了共同的祖先與文化,以及輝煌的歷史,在丹麥歷史最黑暗冰冷的時刻,生起了一團爐火,讓丹麥人在圍之取暖時能夠以“我們”相互稱呼。沃爾賽用“維京時代”對丹麥的歷史進行了重新的解讀,將丹麥民族與其周邊的民族進行了嚴格的界定與區分。正如耶斯佩森所言:“一國人民對他們自我形象的看法跟歷史上任一時期他們現任的樣子在許多方面都有著密切關聯。對過去歷史占主流地位的解讀大體上就決定了這一國家人民對他們自己的看法,決定了他們地區和他們國家與周邊環境的關系。”

另外,在對沃爾賽“維京時代”學說得以創建的時代文化背景予以理解,并對其基本內涵加以把握的同時,我們還必須以嚴謹、客觀的態度,從宏闊的文明史時空視閾來看待這一概念的時效性和局限性。應當說,沃爾賽的“維京時代”觀念及相關學說所體現的是現代丹麥這一北歐民族、國家對往昔歷史的一種認知和重塑,無論其丹麥其本土具有何種時代含義和價值,它僅僅只是丹麥一個民族,從北歐一個空間維度所得出的所見所識。而在當今,在我們對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的整體認識過程中,如何評價這一觀念和學說,特別是如何將其科學地運用于具體的學術研究之中,則當謹慎對待。其中,一方面,需要以文明互動理論對其加以關照,既要看到維京人在三百余年間對西歐和東歐各個地區的所產生的作用,也要看到當時不列顛、歐洲大陸各個地區對北歐地區的影響。另一方面,須從更為廣闊的文明時空理論的維度上來對“維京時代”加以把握和運用,尤其應當看到在當時的北歐、西歐地區,“維京時代”并非是唯一的歷史存在。在當時不列顛正處于“七國時代”,而西歐大陸則為法蘭克的“加洛林時代”。這三個時代既相互并存,又彼此作用、影響,形成一種相互疊加的復雜歷史狀態和充滿各種矛盾沖突的歷史運動過程。而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古代維京人實現了自身的文明化和基督教化,而整個西方世界也完成了進入中世紀時代以來的又一次重塑。

最后,對于今日的學者們而言,誕生于1873年的“維京時代”雖與古維京人及其歷史活動有千年之久的時間距離,然而卻是歐洲歷史分期中唯一一段以一個族群命名的歷史時段,它的出現為日后的維京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時空維度。《維京時代的丹麥文化》一書的出版可以說是奠定了現代歐洲歷史學和文明史關于維京研究的基礎。在歐洲史學的學術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雖然現代學者們對“維京時代”的理解各有不同,存在著爭議與分歧,但不可否認的是,通過在19世紀對“維京時代”概念的創設與界定,沃爾賽為后世的學者們開辟了一片新興的知識領域,搭建起一座嶄新的學術研究平臺,維京研究的視野也因此變得豁然開朗。在為后世學界留下一筆寶貴財富的同時,沃爾賽也成就了自己在丹麥歷史與維京研究史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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