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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剛:當代西方史學的幾點觀察(上)
來源:隨讀隨寫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24] 瀏覽:

先講講歷史學這門學科中理論和研究的關系。歷史學是要依賴過往人們的活動所留存下來的痕跡來研究過去的,它注重史料,注重人類現實的生活經驗,是一門經驗性的學科。歷史學歷來是各門學術性的學科當中,最具有反理論的傾向乃至于本能的。這種情況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可是在某種程度上或者說從某些側面來看,它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昨天我跟岳老師聊天時還提到一個例子:好些年前在一個討論余英時先生的一本新著的場合,一位我很敬重的學者評論說,余先生在這本書里充分展現了一個歷史學家的想象力,然后他對此有一番很漂亮的解說。可后來一位在本領域也很出色的學者一上來就說,我是做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從來都是看材料,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我從來不會想,也不知道歷史學家要有什么想象力。這樣的情形,在中國史學界,我們隨處都可能看到。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這個學科的很多從業者對歷史學研究活動的基本看法:一個歷史學者要接受基本的訓練,他要朝著某一個主題不斷地收集爬梳史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論點,再以有條理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我也不止一次聽前輩學者教導說,我們這一行是要干嗎呢?就是要坐冷板凳,吃冷豬肉。你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將相關史料“竭澤而漁”。不斷地收集、考訂和閱讀史料,最后自然而然就會出論點,出成果。剛才提到的那位學者的說法,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這么一種心態:歷史學是一門經驗性的學科,它是靠材料說話的,你不要給我拿理論和概念說事,也不要給我談什么想象力,這些東西和純正的歷史學家法無關。

如果你參加一個哲學學科的會議,可能會看到那個學科的學者們,似乎會對將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史料上的歷史學頗為鄙視;可是如果你身處一群完全是歷史學者的場所,你就會發現他們經常嘲笑某個人說,這個人老談理論,不像是學歷史的,他應該去哲學系。雙方都對自己滿懷自信的同時,還都明顯表現出自身在學科上的優越感,這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實際上,我想,尤其是在20世紀西方史學的發展中,具有創造性的歷史研究領域的成就,都無法脫離理論素養、理論自覺和理論意識這些要素。如果要用大家現在都習慣用的語式,你甚至可以說,“無理論,不史學”。在什么意義上說這個話呢?我們可以先看看,對于歷史學來說理論意味著什么。

“歷史”(history)這個詞,我們都知道,無論在中文和西文里面它都有兩重含義。簡單說來,一重是指過去人類的經歷,相當于我們通常所說的客觀的歷史過程,或者說,就相當于常識上所說的“過去”。那么,我們是如何知曉這個過去的呢?我們通過收集、整理、考訂過往留下來的史料,來重建、描述、勾勒出人類過去的活動的某一個片段或者某一個面相。后一種情形所對應的就是第二重含義上的歷史。可以說,第一重含義上的就是客觀的歷史,第二重含義上的就是歷史學,就是歷史學家所做的工作。

相對于歷史的這兩重含義,有些人,比如何兆武先生在有的場合,就嚴格地區分了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什么叫歷史理論?它的理論考察的對象是整個人類的歷史過程,比如說,黑格爾有一套理論來告訴你從希臘羅馬到他那個時代的日耳曼,再一直到將來,人類的歷史過程是依照什么樣的軌跡來發展和變化的,它的內在動力是什么,它的發展機制是什么,它的演進目標又是什么;又比如,湯因比和斯賓格勒也各有一套模式,來說明人類不同文明的此消彼長,以及各個文明的興盛和衰落,是遵循著什么樣的方式來發生的。

針對第二重含義上的“歷史”(也即史學)來進行理論反思的,就是史學理論。史學理論是什么?文學理論要考察文學的特性是什么,文學創作的本質是什么,我們從文學當中獲得愉悅或者說別的收獲是因為什么,在讀解文學作品的時候發生了什么,作品的原意和讀者的理解之間是什么樣的關系,等等。文學理論會考察這一系列的問題。史學理論也要對歷史學這個學科本身來進行考察:歷史學家的工作意味著什么,史料的特性究竟是什么,人們憑借過往所留存的史料來企圖領會和把握過去的某個面相時,有哪些因素介入了歷史學家的精神活動之中……史學理論考察的是這些問題。可以說,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兩者考察的對象很不一樣。

這樣的區分當然很有根據,也很有用。可是,這樣的區分,你要用馬克斯·韋伯的術語來說,是一種理想類型,它不一定完全適用于現實的各種各樣的理論。比如,我們在座的肯定都很熟悉的,年鑒學派的尤其是經布羅代爾發展成熟而又得到系統闡述的理論。可以說整個20世紀的西方史學,沒有其他哪個學派的影響力和創造力能夠與年鑒學派相比擬,而這個學派的比較完整成熟的理論闡述是在布羅代爾手上完成的,最能體現這些理論取向和理論立場的經典研究也是在他手上完成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岳老師主持的北大出版社的一套書里面,有彼得·伯克有關年鑒學派史學的一本專著《法國史學革命》。其中談到他訪談布羅代爾本人,布羅代爾告訴他說:我唯一的問題、我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思考時間。布羅代爾的前輩、年鑒學派第一代的兩位創始人之一的布洛赫就已經說過,歷史學是研究時間中的人類的科學。歷史學當然注重時間,可是布羅代爾為什么說他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時間?因為他把從來是一元的、只有一個單一性質的時間,分解成了多元的、不同層次的時間。我們都知道,他把人類的歷史活動看作是沿著三個不同的時間層面來展開的。長時段指的是什么?幾乎是靜止而變化極為緩慢的地理條件、氣候條件、生物條件,還包括漫長的時間內不大發生變化或者發生的變化緩慢得讓人難以察覺的人的心理的積淀,或者說人的思維的模式,或者說某種文化心理的頑固格局。長時段的因素,被認為是對人類歷史的整個進程和形態起著決定性作用的東西。然后是中時段。相對于與長時段相關聯的結構,與中時段相對應的是局勢。局勢指的是什么?以25年、50年為周期而發生變化的一些東西,比如說價格的周期性變化,比如說人口模式的變化,等等。中時段的因素,相比于長時段來說不是決定性的,但是它直接地影響了人類的生活。而和短時段聯系在一起的事件,指的就是傳統的歷史學中最為注重的鐵馬金戈的戰爭、波瀾壯闊的革命、縱橫捭闔的外交內政、戲劇性的偉人生涯等等。無論是中國學者還是西方,各種各樣的傳統的史學所最注重的歷史事件、重要人物在過往的戲劇性的經歷,反倒被年鑒學派發配到了一個極為次要的地位。

布羅代爾雖然在他比較早的著作,比如說那本《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里頭,還用了相當大的篇幅來描述事件,可是他后來的著作里面基本不再涉及事件了。如果大家讀劉北成老師譯的那本布羅代爾的《論歷史》,會看到他很多類似的描述。比如說,布羅代爾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巴西工作,晚上在巴西某個地方的戶外看螢火蟲的燈火表演。螢火蟲飛過來,飛過去,不斷發出亮光,然后馬上又熄滅了。布羅代爾是怎么說的呢?他說,你要了解整個歷史過程的時候,事件就像是螢火蟲的閃光一樣,稍縱即逝,這亮光引人注目,可是它完全無助于你來了解處于幽暗之中的整個過去。我們也可以換一個比喻:水流表面的泡沫,似乎很喧囂熱鬧,仿佛標示了河流前進的方向和速度,可是真正決定著整個水流的基本特性的是什么?是它的河床,是更下面的深流。

年鑒學派的這樣一種理論,你說它是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兩者當中的哪一種?我們好像很難把它清晰地對應上。可是你說它包不包含和黑格爾、湯因比,乃至和馬克思相近的那些層面?當然有。對于歷史過程中什么樣的因素才最為重要,歷史演進的動力機制究竟是什么,它有這樣一些非常宏觀的看法,雖然其中并不帶有任何像是湯因比、黑格爾那樣的目的論的因素。但是,另外一個方面,這樣一種歷史理論又有極強的可操作性,它完全能夠落實到布羅代爾本人所帶頭踐行的年鑒學派的史學研究當中。我們看布羅代爾的著作,看受他影響的很多人的著作,都會看到這種層次分明的三分法。整個歷史分為三個層面,不同的層面所關注的是哪些因素,不同層面的因素在整個歷史架構里面具有什么樣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和寫作的路數都很清晰。年鑒學派的史學實踐和它自覺的理論建構是非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它必須有它的理論建構,才能夠有其影響巨大的史學研究的成就。

年鑒學派的最初興起,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期遍及歐美的新史學浪潮。19世紀德國的蘭克學派,成了后來歐洲各國競相效法的歷史學的研究和寫作的模式。盡可能地利用尤其是官方第一手的檔案材料,高度關注歷史人物和事件,以政治、外交、軍事為中心來理解人類過往的經歷,是這一路數最顯著的特點。可以說,這是19世紀后期歷史學成為一門職業化的學科以來,從德國那里得到的最大的一筆遺產和傳統。可是20世紀初期,這樣一種傳統遭到了普遍的質疑,為什么?新史學的倡議者們認為:一方面我們考察歷史的范圍應該更廣泛,應該包含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單純的政治、外交、軍事不足以涵蓋人類的過去;另一個方面,其他的學科尤其是各種社會科學發展起來了,我們應該對歷史現象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性的研究。

100年前的這場新潮流中,和我們這里的論題最相關的一點是什么呢?那就是年鑒學派第一代的費弗爾和布洛赫都提出,要以問題史學來取代敘述史學。我們都熟悉“文史不分家”這樣一句老話。中國的傳統史學基本上是一種講故事的、敘述的史學,西方的歷史學一直到19世紀大體上也是一種講故事的、敘述的史學。隨著20世紀初那一場遍及歐美的新史學運動而出現的年鑒學派,在其誕生之初,他們提出來的史學革新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以問題史學來取代敘述史學。問題史學、敘述史學這樣的說法,直到現在為止人們還經常使用。因為到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有所謂的敘述的復興。什么叫作敘述的復興或者敘事的復興?講故事的、敘述的歷史寫作方式在一度沉寂之后,又活過來了。但是敘述的復興和問題史學是什么樣的關系?是不是說敘述史學就只要講故事?比如說我們講述了楚漢相爭這樣一個格局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我再告訴你,有這么一場鴻門宴,然后有垓下之圍,然后有霸王別姬,我給你講故事。為什么要提出“問題史學”這樣一個概念?如果你認同年鑒學派的基本觀念,你就會知道,敘述史學講的故事,只涉及事件,而事件對于整個人類歷史過程、對于你想要有效地理解人類過往的經歷來說無關宏旨。我們需要的是以分析的方式,了解形成過往歷史過程的各種復雜而交互作用的因素,并且判定不同的因素具有什么不同檔次的重要性。要做到這一點,歷史學就應該是一個提問題然后想辦法來回答問題的學科。

也就是說,在年鑒學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那里,問題史學是對原來的講故事的歷史學的一種反彈,強調的是問題導向。這就讓我們回到了剛才的論題。歷史學研究中,問題從哪兒來,問題怎么解決?你必須有足夠的理論意識,你必須有足夠的理論自覺才能夠提出有效的問題。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歷史學和許多學科一樣,最杰出的研究者都是最善于提問的研究者。你怎么來提出有價值的問題,你怎么來了解哪些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哪些問題可能是無法解決的呢?當代的科學哲學、認知心理學甚至科學史研究都會談到,任何認知實際上都是帶著各種預設來進行的。我們觀察一個自然現象時,在很大程度上,你只能夠看到你想看到的東西。比如說,我相信我們在座的耳朵都很靈敏,現在我提醒大家一下,空調在響,剛才我們有沒有人聽得到它的聲音?聽不到。我們的視覺、我們的聽覺、我們的觀察,實際上自覺不自覺地會屏蔽掉很多東西,它永遠不會是完全不加分辨、全方位地接納外在信息的。

歷史學家固然要坐冷板凳、吃冷豬肉,要去看史料,可是史料浩如煙海,你選擇的是史料的極其有限的一部分,你耗盡一生的精力能夠看到的東西也是有限的;而且同樣是看同一批有限的材料,人們提出的常常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一方面,歷史學家的工作永遠都面臨這樣的可能性,你所看到的史料修正甚至顛覆了你原來的設想;另一方面,過往的史料如同一片幽暗,歷史學家的問題意識和理論自覺,就仿佛是探照燈,決定了他的目光所投射到的,是那片混沌中的具體哪些層面。

岳老師一周之前還組織了劉北成等好幾位老師討論娜塔莉·戴維斯的一本書。這位戴維斯是普林斯頓的一位女歷史學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她的《馬丁·蓋爾歸來》,最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是她后來的一部著作《檔案中的虛構》的中譯本。很早之前,我們聊天時就在說,這個書名在中文語境里,很容易引起爭議,或者說引起很多實際上和這本書的主題不太相關的聯想。“檔案中的虛構”是在講什么?檔案里面有造假、有靠不住的東西嗎?比如說我們看到報道說,官員檔案材料造假,年齡是假的,入黨也是假的,學歷也是假的,只有性別是真的,最后發現連最后一條都不是。“檔案中的虛構”是不是這個意思?其實這本書研究的是16世紀法國司法實踐里面的一種現象,犯罪者為減輕刑罰或者得到赦免,要講述一個pardon tale——赦罪故事。比如說你犯了殺人罪,那個時代的司法制度里面,你可以自己動手或者請別人幫你寫一份悔過文書,如果這個文書能夠寫得比較成功,你就可能被赦免,至少可以免于一死。什么叫“檔案中的虛構”,這“虛構”的意思不是中文里面我們經常聯想到的那種意思。順便說一句,當代史學和當代史學理論領域里面的“虛構”這個概念,和我們中文里“虛構”的意思很不一樣。中文里的“虛構”仿佛就是無中生有,隨意編造。這個“虛構”在當代西方史學的語境里面,更多的是編排、建構、想象、加工、創造這樣的內涵。檔案里面的“虛構”所指為何,或許我可以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解說:有人講,中國古代縣官判案,用現代司法的術語來說對同一樁罪案是有著“自由裁量權”的。同一樁罪案,如果你想給判重,就說“雖然情有可原,畢竟罪責難逃”;如果想給他輕判,就說“雖然罪責難逃,畢竟情有可原”。簡單地說,赦罪書就是要把一樁罪案,解說成“雖然罪責難逃,畢竟情有可原”。這本書討論的實際上就是這個情形,檔案中的“虛構”,就是一樁罪案在當時是如何按照某些套路,被解釋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寬恕的。這位杰出的研究者戴維斯本人就說,檔案無窮無盡,歷史學家當然是要進檔案館的,要面對史料,可是看哪些檔案是有選擇的,從同一批檔案中看到些什么又是有選擇的,如果你沒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如果你沒有充分的理論自覺,你實際上是無法從檔案中有效地獲取相關信息的。

在不同層面的研究或者研究對象非常不同的領域里面,也是同樣的情形。比如在相對來說更為宏觀的社會史領域,人們必須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論框架,有充分的理論自覺,有一些概念工具,才能夠進行研究。比如說二戰之后,德國也逐漸發展起來了社會史,他們有人也稱之為“歷史的社會科學”。“歷史的社會科學”或者說社會史針對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描述個人、講述事件的那樣一種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敘事史學,而德國正是這種史學模式的大本營。社會史為什么要轉而研究結構,為什么要轉而研究更為廣泛的社會進程,為什么要轉而研究群體而不是個人?它得有一個說法,那就是:我們進入了一個工業技術社會,這意味著社會結構發生了變革,意味著在歷史過程中impersonal的——超出個人之外的——因素發生著重大的作用。現代社會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一方面,每個個體有更多的自由選擇的機會,另一方面,人們又感覺到被不可預知的各種力量裹挾,仿佛只能隨波逐流,這些力量有政治的,也有來自科技變革、外在的環境變化的。我們進入了不同的時代,要探討人類的歷史,不可能回到前現代,把個體的作用放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在不同的層面上研究的問題,需要有不同的思路。

這樣的例證實在是太多了,比如說英國一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家湯普森(E. P. Thompson),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他之前一個多世紀,恩格斯就寫過《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湯普森對他的研究中所涉及的至關重要的“階級”概念,有他獨到的理解。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從在生產關系中所處的地位來界定階級的;湯普森講的是,在工業社會的發展過程中,有一些人,他們有共同的經歷、情感,認識到他們作為一個群體有著共同的利益,產生了對這一群體的認同感,認定“我”是“我們”中的一員,“階級”的意識、情感和利益自覺就是如此生發出來的。湯普森是從這樣的角度來考察他的主題的。如果沒有對工人階級的概念的嶄新理解,這樣富有創造性的著作怎么可能出現呢?和別的學科的從業者一樣,出色的歷史學家也有多樣化的學術個性和學術特征,每個人的長處不一樣。但是,單就20世紀的史學發展過程而論,他們也都有著共同之處,那就是,鮮明的問題意識和高度的理論自覺。

還想舉一個例子,當今法國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學家,可算是年鑒學派第四代的羅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洪慶明老師翻譯了他的名作《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還有一位大家更為熟悉的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達恩頓,他的《啟蒙運動的生意》《屠貓記》等著作都有了中譯本。這兩位史家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們研究的興趣也高度重合,比如說他們都關注啟蒙運動,都關注啟蒙運動前的思想文化,都以書籍為載體來考察啟蒙運動的實際情形,等等。可是我有一次很驚訝地讀到達恩頓的一段話,覺得很有意思。他說:像我這樣的歷史學家是要進檔案館的,夏蒂埃就用不著了,因為他腦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想法。如果不知道他們之間很好的私人關系,看到一個歷史學家說另一個那么有才華,哪兒用得著辛辛苦苦看檔案,你肯定會覺得這是嚴重的譏諷。畢竟,文人相輕也是普遍的現象。可是,他們的確是彼此有爭議同時又相互欣賞、對對方有高度評價的。

夏蒂埃在專題的歷史研究之外,也有很多理論性的論著,腦袋里面各種各樣的想法的確非常多,而且不斷翻新,他很多的經驗研究是和他那樣一些完全不落尋常套路的思考聯系在一起的。達恩頓很謙虛或者很自得地說,自己是要進檔案館的,可是達恩頓本人那些出色的研究離得開他的理論素養、理論自覺嗎?不少人把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歷史學的變化,描述成此前歷史學主要是跟地理學、經濟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相結合,而在此之后,對歷史學產生了最大影響的學科是人類學。達恩頓對人類學頗為重視,他與寫作《文化的解釋》的著名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是特別要好的朋友,他的《屠貓記》就明顯地受到格爾茨的人類學方法的啟發。

達恩頓有時候會以很俏皮的方式談一些問題,讓你能夠清晰地判定,他腦袋里面老在思考超出經驗研究層面而又與經驗研究相關的問題。比如說他講到現在有很多年輕人越來越不注重史料,仿佛歷史學可以隨意使用史料,而像他一樣當過三流小報記者,天天要去報道搶劫、強奸、謀殺案的,就知道真有事實這東西。他的意思是說,如果你亂寫吃了官司,就知道這個世界上真有事實這樣一種東西。可是轉過頭來,達恩頓又會說:你從新聞里面看到的不是事實,是對事實的報道。能夠說出這樣的話的人,是只進檔案館而沒有idea(想法)的嗎?這樣一位極其善于從人類學和別的學科中汲取資源的史家,可能是缺乏理論自覺和素養的嗎?他只是和夏蒂埃干活的方式不一樣而已。

我們剛才講,問題史學是要由理論來引領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復興的講故事的史學、敘述的史學,是沒有問題意識和問題導向的嗎?沒有對現代早期法國司法制度、權力關系、鄉村社會網絡、個人認同、財產關系等問題的關注,《馬丁·蓋爾歸來》和《檔案中的虛構》就只是發生在過去的奇聞逸事,而不會具備更豐富的蘊涵和價值。歷史學的發展是不能排斥理論的,而必須是和理論齊頭并進;沒有足夠的理論素養和理論自覺,是不能造就出色的歷史學家和出色的歷史學研究的。

我們有的史學論文,你要仔細看來,沒有連貫的邏輯,前后討論的不是同一個或者相關聯的論題,論證也不合邏輯。歷史學思維有其特性,單單是思維合乎邏輯,不可能成就歷史學,但是不合邏輯是絕不可能成就歷史學的。對于歷史學來說,邏輯不是萬能的,但是不合邏輯真的是萬萬不能的。歷史學工作者也需要錘煉和檢視自己的理論思維。在當代西方史學的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來自不同學科和領域的理論對歷史學實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代的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方法、路徑的差異,很大程度上來自歷史學家吸納了不同取向、不同形態、不同領域的理論;另一方面,史學研究中一些新的領域、新的方法,也在不斷地刺激歷史學理論的發展。

這后一方面我們這里不多說,只舉一個例子。近年來口述史的興起,有著各種各樣的原因。有人想的是,我們要趕快搶救歷史,否則某一段歷史的那一批親歷者要沒了;有的情形是,對于某些歷史片段,我們只知道主流的意識形態、高高在上的精英們是怎么看待和講述的,而我們可以通過口述史來“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開啟和保全“自下而上的歷史”。無論初衷如何,人們對和口述史關聯在一起的歷史記憶是怎么看的呢?一個人經歷了一些什么事,聽說了一些什么事,他把有關的記憶保存在頭腦里面,像物品被存放在倉庫里面。有的倉庫條件好,恒溫恒濕,物品保存比較完好;有的條件不好,所以物品會發生磨損和變化。可是只要口述史的講述者不是有意歪曲的話,他就或多或少地是在告訴我們,過去究竟發生了什么。這仿佛是人們很自然的想法,可是差不多在相近的時候,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領域的口述史的從事者們,都在他們的實踐中碰到了一系列相似的問題。什么問題?記憶靠不住。經常會發生這樣的情形:講述者常常傾向于在無形之中提升自己所起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人們還常常會把自己解釋得更加清白無辜,把別人解釋得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等等。而且,人們會很驚訝地發現,在不同的時候給不同的人講述同一件事的時候,即使記憶力驚人的對象講出來的不同版本之間,也有巨大的差別。

所以,很多口述史研究者同意這樣一個說法:記憶之有關現在絕不亞于它有關過去。這一來,有關歷史記憶,甚至于有關歷史學的史料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重新修正。所以歷史學的經驗研究的實踐與理論之間,總是處在一個互動的過程中。歷史學永遠是一門經驗性的學科,要靠過去留存下來的各種各樣的史料,依靠我們所具有的歷史學的技藝,來理解人們所經歷的過去的某一個片段或面相。可是歷史學不可能脫離我們的問題意識,脫離我們的理論自覺而得到進步和提升。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層面的內容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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