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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剛:當代西方史學的幾點觀察(下)
來源:隨讀隨寫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24] 瀏覽:

第二個層面的內容,我想講的是,歷史的綜合與歷史學的碎片化的關系問題。怎么來看這個問題?通常的說法中,有“通人”和“專家”的分別。通人和專家誰優誰劣,不同的時候,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如今好像是專家更吃香。我自己就不止一次,聽到有人頗為自得地說:“我哪有能力寫什么通史!”特別是我們國內的學術氛圍,如今仿佛是專家更有自信的時代。

可是我個人倒更贊賞、敬佩錢鐘書的說法。他說人文學科的研究對象彼此相連,交相呼應,我們之所以不得不讓自己的視野變窄,把自己變成某個領域的專家,那是因為我們受到了生命和智力的“嚴峻局限”,人的壽命受到自然的限制,我們的智力有局限,這是不得已的事。他的意思,仿佛是說,這不是值得當作什么好事來夸耀的。我覺得這話說得真好。專家和通人之間,對某個領域的更宏觀透辟的見識和細致入微的專門學問之間,歷來是有一種張力存在的。19世紀后期歷史學的職業化和專業化,帶來了歷史學生態的很大變化。這以前18世紀的歷史學家是些什么樣的人?休謨、伏爾泰、吉本、孟德斯鳩……這些人同時還是政治家、商人、法官、哲學家等等,都是知識范圍和興趣領域極為廣泛的文人雅士。19世紀后期開始,歷史學家成了歷史學教授,到了年底,要統計你發了多少篇核心期刊論文,查查你的引用率,決定你明年能否上崗或者上什么崗。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歷史學專業化之后的發展方式,是朝著越來越專門化的領域在走的。所以在比我們今天哀嘆碎片化還更早得多的時候,人們就在感慨在歷史學領域,也和別的領域中是一樣的情形,人們變得對越來越小的事情知道得越來越多。這是一個麻煩。

雖然,專家與通人、宏觀與微觀、綜合與碎片化之間的張力,在歷史學領域早已有之,但是從前的問題不像現在這么困難。為什么?因為此時和彼時歷史學科所預設的前提不一樣。從前,或者甚至可以說一直到20世紀中葉,人們都有這樣的信念:我們都是研究范圍非常具體而有限的專家,你研究埃及的土地制度,他研究鴻門宴,我研究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我們不看彼此的論文,很可能也看不懂。但是我們相信,我們研究的是同一個歷史。我們遵循歷史學的家法,我們動手動腳找材料,要將相關材料一網打盡,我們各自在做似乎漠不相關的專題研究,但卻又好像是在一起做一個游戲,要完成一個巨大的拼圖。這個拼圖最后出來是什么樣,現在誰也不知道,但肯定是一個有意義的圖案。我們是在為一個宏偉的事業添磚加瓦,我拼出一小塊,你拼出一小塊,終有一天,這拼圖的大概模樣能夠展現出來,整體的人類歷史會展現出來。這個信念有點像雷鋒的說法,那就是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當中去。雖然每天做的事很有限,但那是在為了一個最值得投身其中的宏偉事業做貢獻。這是一個極其堅定的信念。

所以,在那個時候碎片化、專業化不是問題。為什么不是問題?因為最后有單一的、統一的整體歷史(a single unified History)的存在。說過“權力就是腐敗,絕對權力要絕對腐敗”這句名言的阿克頓勛爵,既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也是重要的歷史學家。現在陳恒教授所主持的若干重大工程中,又增加了最新的多卷本《劍橋世界史》。劍橋系列歷史的開山祖師就是阿克頓,他在主持編寫《劍橋世界史》的時候就在講,歷史學家們各自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耕耘,各自清理人類歷史的某一個極其有限的局部,經過若干代、若干人的持續努力,我們最后一定能夠達到那個終極的歷史。

講到這一點,讓我想起在微信上經常可以看到的圖片。一開始是銀河系、太陽系、地球、一塊陸地、一個城市,然后是一個人、一個人的皮膚、構成皮膚的細胞,一直到更加微小的微觀世界。參照系的不同尺度之間,反差無比巨大,但是反映的是一個統一的世界,細胞本身變成了一個微宇宙,但這個小宇宙從屬于更大的宇宙,各個宇宙本身是統一的。為什么碎片化在西方,自20世紀80年代以后成了一個大問題?你還在伺候你的一畝三分地,可原來你的一畝三分地是構成某個偉大事業的一部分,現在你卻不知道你那一畝三分地能不能和別人的一畝三分地發生有效的關聯,這若干個一畝三分地最終能不能構成一塊整體的大陸。為什么?因為認為人類有一個單一的、統一的歷史的那樣一種觀念,受到了質疑,或者說它現在hold不住了。啟蒙運動以來,各種各樣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great story)講的是歷史朝著什么方向走。現在沒有這個東西了,或者人們不相信這個東西了,宏大敘事失去效力了。對后現代思潮有著各種不同的界定,最能達成共識的,似乎還是法國學者利奧塔所說的“宏大敘事的解體”。以前人們對專業化導致的碎片化,也有質疑和憂慮,但總認為,人們是在從事同一項事業。

當代著名的史學理論家安克斯密特有一個說法:現代史學,仿佛是很多人一起建一個大教堂。每個人干著不同的活兒,你在搬磚,他在開挖掘機,還有人在制造彩色玻璃,每個人干的活兒各不一樣,別人也隔行如隔山,不能互相替代。但要建造一個宏偉的大教堂,這么一個統一的目標是大家都認可的,也是每個人個別的工作的意義所在。而當前史學的情形,照安克斯密特的說法,就仿佛是一個大都市,歷史學家們就像是波德萊爾筆下的漫游者,他們各走各的路,彼此之間沒有關聯,也沒有統一的目標可言。所以,碎片化在過去和現在的含義是不一樣的。那時人們普遍相信,歷史學的宏觀的、整體綜合的一極與微觀的、高度專業化的另一極,終究能夠整合成為一體。對從前的歷史學家來說,還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但是現在這個前提被根本動搖了。碎片化的研究意義何在,才真正成了問題。

可是,歐美史學這幾十年來的發展,在越來越專業化、越來越碎片化的同時,也有朝著另外一個方向的趨勢和變化,那就是人們要從整體上觀察歷史的愿望越來越強烈,也取得了諸多值得我們尊重的成就。這方面的情形,岳老師可以有更專業的討論。力圖對整個人類歷史做出更宏觀的把握,這樣的努力,從前的人們嘗試過沒有?當然有過,這可以說是人類智慧的本能,奧古斯丁就有過這種努力,黑格爾也有過這樣的努力。可是從前的那些努力經常被嘲笑,是不為正經本分的歷史學家所接受的。湯因比本來被認為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可自從他寫了要解釋整個人類歷史的《歷史研究》,似乎就不再被當作歷史學家了。人們經常會把這種歷史,稱作鴿子籠式的歷史學。你做好了一個鴿子籠,然后強行把豐富多彩、流變不居的歷史現象塞到你那個模式里面去,那是傳統的歷史哲學。可是現在的全球史、現在的整體史,當然有其種種缺陷,但是我們很難把它們歸為從前那種高度模式化、思辨化的歷史哲學。

全球史、整體史給我們提供的對人類歷史的解釋,其框架和過往很不一樣。前一段我看過一本小書,以色列一個年輕歷史學家寫的《人類簡史》,很多人推薦,我看了,的確很好。它設置不同的參照系,在很短的篇幅內,講從智人開始到現在為止,對于人類文明成為今天的面貌,哪些因素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這幾十年發展起來的全球史,包括所謂的“大歷史”,都在做這樣一種努力,要從更宏觀的角度,從人與自然之間、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關聯,來考察人類整體的歷史。比如說美國歷史學家克里斯蒂安的“大歷史”,要把人類歷史放到更大的背景下看,他的背景是從Big Bang——宇宙大爆炸——開始的。他寫的歷史把時間拉回到了130億年前的宇宙創生。他的《時間地圖:大歷史導論》這本書,花了極大的篇幅來講宇宙演化。我覺得這不是歷史。現在有人反對人類中心的歷史,但畢竟歷史不能沒有人。你把人類的歷史過程放到整個宇宙的大背景來看,這沒有問題。但是你寫一部歷史書,從科學家那兒弄來那么多東西,不說創造性,連可靠性都成問題,那是另外一回事。

參照系不一樣,尺度不一樣,人們可能關注到的構成歷史過程的要素,也就有很大的不同。傳統的歷史學所不曾考慮到的或者并不大在意的各種要素,就可能被納入對整體歷史的關照中。大家所熟悉的,從長時段來考察氣候對于歷史過程的影響,就是一個例證。整體史的一個例證,來自一個完全不屬于歷史學家之列的學者——那位寫《槍炮、病菌與鋼鐵》的戴蒙德,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原本是一位研究人的胃黏膜的專家,研究了好幾十年,是這方面的權威學者。可是他不愿意自己的視野完全被胃黏膜占據。《槍炮、病菌與鋼鐵》要解釋的是,現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明,為什么是這樣的命運?在他眼中導致人類不同群體的歷史進程出現差異的因素,是在傳統歷史學家的夢想之外的。他強調,不是人種之間的優劣,也不是文化間固有的差別導致現代以來西方占有優勢、非洲處于貧困混亂之中。被他放在最為重要的地位的,是那些對于特定文明或民族來說,仿佛是先天的因素,在他那里尤其是指發展起來了不同文明的各個區域的生物稟賦。如此一來,他與布羅代爾的傾向相當接近。

布羅代爾到了晚年,更加明確地講,在他的內心深處,認為人類是其環境的囚徒;人們自以為是自由的,實際上90%的人類事務,是被此前的因素所注定了的。這是布羅代爾的說法。戴蒙德沒這么說,但是布羅代爾的那些話,完全適用于戴蒙德解釋歷史的框架。人類文明要發展起來,農業、畜牧業要發展起來,首要的條件是得有適合被馴化的動物或者是植物的品種,比如牛、馬、豬、羊、犬等動物,以及大米、小米、小麥、水稻、甘薯等植物。當今中國的農作物當中,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品種來自美洲。每塊大陸具有的物種的稟賦是不一樣的,仿佛老天爺的賜予并不平等,有豐厚的,也有很吝嗇的。再就是,每塊大陸天然的形狀不一樣,有的跨越的經度很長而緯度相對較短,有的跨越的經度不長而緯度相對較長。亞歐大陸和非洲大陸就分別是這樣的情形。物種在相近的緯度上跨經度傳播比較容易,而跨越較大的緯度的傳播則比較困難。照這個思路,老天爺就注定了亞歐大陸和非洲大陸的不同命運。不管人們對戴蒙德的解說有什么樣的看法,我們這里想說的是:一方面我們在感慨歷史學的碎片化,但是另一方面,近年來又有諸多的論著,表明人們依舊企圖對宏觀而廣泛的歷史進程,達成有效的理解。在感受到這樣一種巨大的學術抱負和熱望的同時,我們也看到了若干值得尊重的成就。

有關碎片化的問題,我們也應該看到事情的另外一面。我看到英國歷史學家彼得·伯克有一個挺漂亮的說法,他說歷史學家既要關注宏觀,也要關注微觀,我們應該像物理學家玻爾那樣,善于互補,能夠把宏觀的長波和微觀的粒子結合在一起。這講的是物理學當中的波粒二象性。他說,歷史學家也應該把宏觀和微觀兩者結合起來。這話很好聽,但是到底如何落實啊?照彼得·伯克的說法,有的研究是在不斷地往返于宏觀和微觀的不同層面之間,比如說史景遷研究知識分子與中國革命的《天安門》就是如此,個體化的經歷與更為宏觀的進程交織在一起。

彼得·伯克還講到,有些研究特別注意選中間人(brokers),比如說某一個最早的時候偶然有了在西方游歷的經歷的中國人,某一個處于兩種文化中間的人。你選擇好某一個節點或是一個很小的入口,就可能展現更為宏觀的東西。他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我們都知道最近幾十年,若干微觀史的著作具有了超出歷史學界之外的影響力。比如《馬丁·蓋爾歸來》,就是微觀史著作中的佼佼者。可微觀史的最杰出的研究者戴維斯等人,在不同的場合都反復講,微觀史遠不是找到一批材料、講出一樁好玩的故事那么簡單。你剛好運氣特別好,走入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夢境中。突然發現了一批豐富的、沒有被人使用過的材料,那就是歷史學家的夢境。

達恩頓就講他走進過歷史學家的夢境。他在英國留學時,想要研究啟蒙運動里面的某一個人物,要找這個人的通信,就找到了瑞士靠近法國的一個小城市納沙泰爾的一個檔案館,這個檔案館有一家印刷公司從18世紀以來的所有檔案,涉及啟蒙運動中最為重要的文獻之一——狄德羅主持的《百科全書》。那些檔案就包括了伏爾泰、狄德羅他們怎么要修改《百科全書》,別人告訴他們要怎么樣才能通過審查,是哪些人要訂購《百科全書》,讀者有些什么樣的反饋等各種各樣的材料。他最后寫出了《啟蒙運動的生意》一書,涉及《百科全書》的方方面面,來考察啟蒙運動實際發生的情形。

微觀史的確經常都是在講很好玩的故事:馬丁·蓋爾的故事多有趣,《蒙塔尤》《奶酪與蛆蟲》里的故事也很好玩。所以很多人就覺得,所謂微觀史,就是你剛好找到了一個材料,你最后講出一個有趣的故事就好。所以也有人擔憂,說微觀史凈講小人物的故事,嘩眾取寵,重要的人物、重要的歷史進程就被忽視了。曾經就有歷史學家非常擔憂地說,這年頭的事情我搞不懂了,馬丁·蓋爾居然變得比馬丁·路德還出名了。這樣的疑慮當然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像戴維斯這樣的歷史學家,從來就強調,微觀史雖然講述的可能是一個具體的、很小的事件,涉及最為尋常不過的個體,可是這個小事件、普通個體的經歷、故事發生所在地的一個小村莊,要把這些東西和更為廣闊的世界聯系在一起。大家看一看《檔案中的虛構》這本書,看看岳老師所主持的劉北成老師他們前些天的一個對談,你就會看到這樣一個個小的個案、微觀史精彩的故事研究里面,會觸及那個時候的司法制度、社會觀念、婚姻制度、財產關系等等。它入口確實很小,如果你沒有更廣泛的興趣,沒有更寬闊的視野,沒有更宏大的眼界,你所能寫就的就只不過是一樁逸聞趣事。現在,出色的微觀史著作,的確做到了像是英國詩人布萊克所說的那樣,從一粒沙中見出整個世界。所以專業的、細致的研究怎么包含一個宏大視野,這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的同學做論文時,經常被教導要“小題大做”。“小”在何處?你的入手要小,要在你有能力推進的范圍內。什么叫“大”?你要有超出你主題之外的廣闊的視野和關懷。

整體史與微觀史、綜合與碎片化之間,有很多糾結的地方。但是,我們今天究竟該如何看待這兩者之間的關系?要照阿克頓的那種“終極的歷史”的理想,這個問題比較好辦。微觀的研究、碎片化的成果,終究可以被納入整體和綜合之中。大道理管小道理,大歷史管小歷史。最后的大拼圖,終歸可以把零零碎碎的小拼圖都放進去;最后修成的大房子,總是可以將之前完成的小部件都收納進來,都給裝進去。可是眼下,這種看法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我們世界史領域的前輩學者吳于廑先生和劉家和先生,都說過這樣的意思:真正的世界史,不可能是工筆畫,而只能是寫意畫。寫意畫可以是萬里江河圖,展示的是極其宏觀的格局,工筆畫是把每個細部都給你畫得極其的細致,可是寫意畫和工筆畫之間的關系,不會是工筆畫總能夠作為哪怕再細小的局部而被整合到寫意畫中。可是,人們對于宏觀的全球史、整體史和歷史綜合,總是期待著,它雖然未必能夠囊括萬物,其視野和解釋框架,卻應該在足夠宏闊的同時,而又能夠包容廣大。就仿佛萬里江河圖必定無法窮盡每一朵浪花,但峽谷湍流、水勢巨變,卻總是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麥克尼爾的全球史經常遭到的批評,就是由于將文明之間的互動視作歷史演進的主要動因,而未能充分考慮文明內部的特質和重大變化。目前全球史研究中對文明比較所展示的各文明內在因素的重視,或許就是對此的修正。或許,對于歷史綜合、宏觀史,我們最好不要理解為,那是要修一個大房子,把所有的東西都容納進去。這樣說也許更好:那是要洞開一個窗戶,透過這個窗戶,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不同的景致。洞開的角度更大的窗戶,能夠讓我們看到更多的景致。這樣的宏觀史、整體史,具有更大的解釋效力。這個問題,我還需要繼續考慮。但無論如何,歷史綜合與碎片化這兩者之間,既不是前者終歸可以涵蓋后者,也肯定不是簡單的對立關系。

最后,再簡單地講一講當代史學發展的多元化的問題。我所能夠跟大家交流的,只不過是我的閱讀印象,相當于旅游日記。

說到當代史學的多元化的現狀,我就想起福克納的一部名著的書名《喧嘩與騷動》。的確,當代史學充滿了喧嘩與騷動。眼下,還有不少人在講歷史學的危機。其實沒多少危機,熱鬧得很。你要說危機,在我看來,至少在我們國內,這個古老的學術行當吸引最優秀的智力資源的能力,眼下處于比較低下的狀態,這可以算是個危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說,無論在歐美還是中國,歷史學是前所未有的興旺發達、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前所未有的充滿生機。這里說的多元化,和我們剛才談到的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有重疊。

多元化、多樣化的態勢,在20世紀史學的發展過程中,是在不斷地發展、不斷地加劇的。為什么?你可以找出很多原因。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多元的社會,現在的世界是一個多元的世界。照歐美左翼學者的說法,以前的歷史主要是白種的、男性的、死了的人寫的。那理所當然地,針對西方中心的歷史,就該有非西方中心的、后殖民主義的歷史;針對男性視角的歷史,就會有從女性視角出發的性別史;針對只關注人類活動而忽視了自然的歷史,就會有環境史;針對關注精英的、處于優越地位的人的歷史,就會有讓從前沉默的大多數發聲的歷史,就會有賤民的歷史、少數族裔的歷史。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歷史學總是現在跟過去之間的對話,當下的社會越來越多元,歷史學也會隨之變得越來越多元。

再就是,各種各樣的學科花樣百出,歷史學要接納不同的學科的影響,接納不同學科內部越來越花樣繁多的不同學派和取向的影響。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歷史學發生的變化和各種“轉向”,就被不少人解釋為,從前歷史學家接受的更多是來自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政治學、心理學等學科的影響,而在這個時候,人類學的影響來得最大。總的說來,當代歐美史學完全不像100多年前那樣,對于接納來自別的學科的影響是否會危及歷史學的自主性充滿疑慮,而是更為主動、積極地吸納來自不同學科的滋養。各個學科以及學科內部的多元的影響,對于造就歷史學的多元化局面,也功不可沒。

以前的科學史,主要把科學史看作人們不懈地探求和揭示科學真理的歷史,后來的科學史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傾向于把科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具體的社會關系、權力關系聯系在一起來考察。循著同樣的思路,我們也可以說,歷史學呈現出多元化的態勢,也有很現實的原因。剛才我提到,正在寫作的歷史學家比從希羅多德到湯因比加起來還要多。這么多的歷史學從業者,要在職業階梯上不斷攀升,要保住自己的飯碗,就要不斷地做研究,發論文。眼下的學術界,不論中西,都有“創新”強迫癥,所以歷史學家也得不斷地創新,不斷地開拓新的領域。最近幾十年,歐美才穩定下來的一個歷史學術語,叫作“早期現代”(early modern),大致指的是15、16世紀歐洲的情形。這種涵蓋特定歷史時段的術語,之所以出現和得到認可,有很多學理上的原因。可我不止一次聽人說,如果只有古代史、中世紀史和現代史,歷史系能夠提供的教席太少,所以我們得制造出一個早期現代。這個說法雖然不足為訓,但是現代史學的多元化,的確還有可以說是要從知識社會學的層面來加以解釋的原因。

對于當前歷史學的多元化,可以從不同的側面來描述。比如說,歷史學的寫法就越來越多元了。海登·懷特和安克斯密特都說,19世紀的歷史學的寫法,受到了19世紀的文學的影響,主要是受到現實主義小說的影響。他們都倡議說,現代文學中的諸多手法和技巧,完全可以吸納過來,在不違反歷史學家法的情況下,創造新的歷史寫作的方式。這種嘗試真的有人在做。史景遷、西蒙·夏瑪的史學寫作方式,也是跟此前很不一樣的。

對于各種各樣的多元的發展,人們有很多不同的描述方式。有關歷史學最近幾十年來的變化、發生的“轉向”,就有“文化的轉向”“敘事的轉向”“語言學的轉向”等說法,各自側重點不同。這些“轉向”意味著什么?新的取代了、淘汰了傳統的、舊的取向嗎?恐怕不好這么理解。種種轉向在不同程度上的確是存在的,比如說由關注社會政治經濟到關注文化,由關注群體的物質生活到關注他們的觀念世界,由關注社會的結構到關注個體是怎么來經歷他自己的生活,等等。這些變化,有的時候它們表征的,是大的學術潮流的轉移。

比如說年鑒學派到了第三代,的確有很大的變化——他們自己所說的“從地窖到閣樓”的變化。在布羅代爾那里,個人和事件沒有值得關注的價值,是被束縛在結構和局勢之下的囚徒。那個時候,布羅代爾的很多追隨者,把自己的研究室叫作實驗室。為什么?非得叫作實驗室才能說明我現在從事的是一門科學,雖然和自然科學不一樣。那個時候各種各樣的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的結合極其緊密,尤其是量化史學的方法,在美國和在年鑒學派手上高度發展起來。這樣一種量化方法處于極盛的時候,是個什么景象?

舉個例子:后來講故事很成功,被視為新文化史或者微觀史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勒華拉杜里,寫《蒙塔尤》的那位。他在寫《蒙塔尤》之前是干什么的?都是寫沒有人的歷史的。他寫過一本書,用各種歷史數據來講1000年來的氣候史。他還寫過一本《朗格多克的農民》,講的是從15世紀到18世紀法國某一個區域的人口變化。后來別人把他寫的歷史稱作“不變的歷史”或者“沒有人的歷史”,因為歷史過程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不變的、超出個人之外的結構性的因素。在他看來,被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和農業生產模式所決定的糧食供給,決定了人口消長的狀況。這樣一些根本性的因素,在4個世紀中幾乎沒有變化,因此,這4個世紀的西歐歷史就沒有大的變化可言。傳統史學所要濃墨重彩地來講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法國革命這些東西,對他而言仿佛并不存在。他的研究,要大規模使用量化的方法,來了解氣候的變化、土地的生產能力的變化、糧食價格的變化。勒華拉杜里也是最早玩計算機的,他宣稱:將來,不能成為程序員的歷史學家將一無所是。你編不了程,就干不了歷史學的活兒。那個時候說這個話,顯得有點突兀,但也不會讓人看作太離奇古怪。可是你回過頭來看,后來寫了《蒙塔尤》的這樣一個人,當年居然說過這樣的話,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歷史學的多元化,一方面的確是史學潮流的一些大的變化導致的結果,但是,另一方面,它并不意味著,新的東西對舊的東西的全方位的重新覆蓋和替代。傳統的歷史學當然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總會不斷地受到沖擊、發生變化。后現代主義思潮在史學領域的沖擊,就產生了多方面的效應。但是很多傳統史學的東西,依然會存留下來。我個人很喜愛研究美國史的美國權威史家貝林的一句話,他說,歷史學有時是一門藝術,從來不是一門科學,始終是一門技藝(craft)。一方面,歷史學在長久發展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家規、家法和技藝,終究是它的立身之道。懷特也講歷史學是一門技藝性的學科,在研究領域和寫作方式方面無論多“新潮”、多“激進”的學者,都沒有,也不可能走到那樣一個地步,要否定史料對史學研究的支撐和制約作用。另一方面,就像18世紀保守主義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針對政治問題所說過的,只有能夠適當進行變革的國家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歷史學也只有不斷吸納新的要素、不斷變革才能永葆活力。不斷產生的新方法、新取向,很可能在風行一時之后,人們會發現原先對它期望值太高,開始意識到它的局限、它的有效性的范圍。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就曇花一現,不復存在了。

剛才我開始講之前,陳老師提了一個問題:全球史還能活多少年?這方面岳老師是專家。但我覺得,它有可能火不了太長時間,風靡不了太長時間,但是它會一直活下來,因為它已經取得的和還有可能取得的成就,會得到廣泛認可,它的一些視角和方法,會長久地留存在歷史學傳統的武器庫中。比如說,量化的方法風靡了挺長一段時間,到了勒華拉杜里能說出那樣夸張的說法的地步,可是量化史學的發展后來讓很多人感到失望,對它的失望,是導致了后來的“敘事的復興”的一個重要因素。歷史學家要重新做一個講故事的人。量化的方法是不是就被摒棄了?不是,清華從事經濟史的老師們辦了好幾期量化歷史講習班,無論歐美還是中國,量化方法還在有效地運用于經濟史、社會史乃至文化史等領域的研究。比如,我的同事李伯重教授近年來就專注于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GDP研究,他為此專門學習了不少數學方法。他的同行和學生中,有人主要依據從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大學生的學籍卡等資料,來研究在不同時段,是些什么社會階層、社會背景的人,在接受大學教育,獲得更多向上的社會流動的機會。歐美史學中,量化方法不是消失了,而是在意識到它能夠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的同時,發展得更加精致,使用得更加普遍了。

歷史學越來越多元化,歷史學也應該越來越多元化,對此我們應該有一種開放的心態。100年前新史學的開拓者們,呼吁要將歷史學和其他各個學科相結合的時候,很多人在擔憂,那樣一來,歷史學會不會變得不是歷史學了。今天,歷史學家應該是更多自信而更少疑慮了。無論怎么變,歷史學都是一門經驗性的學科,但它的發展離不開歷史學家的理論自覺和理論素養,離不開歷史學家的技藝和歷史學的家法。多元化的發展,會讓歷史學變得更有魅力,讓它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和強大。以上我所講的,是閱讀當代歐美史學的一些初步的觀感,沒有來得及做仔細的準備,非常抱歉,謝謝大家,歡迎各位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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