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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鑾齋: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上)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2/1] 瀏覽:

摘要

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取得了學界矚目的成就,這可以通過視野、問題、方法、識見和理論五個方面進行認識。視野廣涉歐洲、中東、南亞、中國、遠東等地區的封建經濟,涵蓋相關研究的學術史。問題貫通從封建主義起源到資本主義萌芽的封建社會全史,重點在于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方法主要是比較史學研究,包括顯性比較和隱性比較兩種形式,同時注重法學、經濟學方法的借鑒和史學史、法學史和經濟學史等綜合學術史的探察。識見主要包括兩類,一類得自對常見問題的新探索,一類基于學術視野的拓展與考察。理論指向主要是突破歐洲中心論、構建封建經濟學和探索封建社會發展規律,特別是封建經濟學的建構,將中國的封建經濟史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關鍵詞

馬克垚;封建經濟史;封建經濟學;歐洲中心論;比較方法



《困學苦思集——馬克垚自選集》近期出版。本文擬結合他的《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英國封建社會研究》《封建經濟政治概論》等專著,探討他關于封建經濟史方面的研究。


一、視野


所謂視野,通常理解為視域的平面布展。但在學術上,視野應為一立體結構,除了面的布展,還須有點的深入。點的深入使面的布展呈現為一定的厚度。如果只有面的布展,所謂視野,只可能浮光掠影,而缺乏縱深和內涵。


馬克垚的學術視野即具有這樣的特點,既非常開闊,又呈現著立體的結構。學界多認為,他的研究方向是歐洲封建經濟史,因而一向以外國史史學家的身份稱譽學林,較少有人了解他對中國封建經濟史、中國封建社會史也有廣泛、深入的研究,他發表的一些中西比較研究的論文即可為證明。但他的真正的中國史基礎,多數讀者也許難以了解和認識,因為他的著述大多是在中國史的背景下進行的暗比或隱性比較,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以中國史的眼光研究世界史,特別是在那些限定于西歐封建經濟史的著述中,很少見到中國史的內容。隱性比較一旦成為基本方法,所謂中國封建經濟史的背景也就獲得了與歐洲封建經濟史同等的視野。而當將中國封建經濟史和西歐封建經濟史在一個平面上對比展開時,這種視野的壯闊感也就顯現出來。他的《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等著作以及眾多的論文,都是在這種隱性比較中撰寫發表的。還應指出,除了中國封建經濟史,他對南亞、中東地區的封建經濟史也有一定的研究和認識。而他構建封建經濟學的依托對象,即包括這些地區的經濟史。

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馬克垚不是單刀直入,直奔問題本身,而是首先考察和研究相關學科的學術史。對歷史學家來說,封建經濟史研究首先是歷史研究,所以學術史首先是史學史。而17、18世紀以來,封建主義主要是一個法學概念,我們所習見的封土制、封臣制、莊園、農奴、公社、城市等概念,以至整個學術話語體系,都是17、18、19世紀西方學者從法學定義入手概括、抽象和建立起來的,所以,法學史對封建經濟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時,經濟史屬于歷史范疇,也屬于經濟范疇,或者說兼具歷史和經濟的內涵,因此經濟學史對于封建經濟史研究也必不可少。這樣,封建經濟史研究便至少包括了史學史、法學史、經濟學史,至少涉及歷史學、法學和經濟學等學科。因此,如果學術史僅指史學史,在今天的學術界或無可稱道,因為這樣的視野僅僅局限于史學本身因而與其他學科沒有區別。但它包括了法學史和經濟學史后就不同了。法學史、經濟學史與法學理論、經濟學理論密不可分,研究西歐封建經濟史,既需要一定的法學知識和理論,也需要一定的經濟學知識和理論,以及一定的高等數學、統計學和概率論等知識和理論。這對于非專業特別是人文學者而言,難度是可想而知的。馬克垚的視野一方面突破了專業局限、跨越了學科鴻溝,擴展到法學、經濟學等非歷史學領域;另一方面又直抵學術史的縱深,進入17、18世紀的歐美蘇等國家和地區的學術殿堂,從而使他的視野縱橫拓展,形成了立體的結構。


需要說明,無論是面的布展還是點的深入,都是我們作為讀者的一種感受或解讀,就馬克垚本人而言,卻未必刻意而為。這對于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學者來說,或可獲得某種啟迪。


由于封建經濟史研究涉及領域多,具有綜合學科或跨學科的特點,這一研究也應包含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封建經濟史研究。也就是說,嚴格意義上的法學家和經濟學家的封建經濟史研究,除本學科或領域之外,至少還包括對歷史學和史學史的了解和研究。這就要求法學家和經濟學家也有相應的歷史學和史學史的視野。但實際情況似乎并非如此。我們讀過一些經濟學家關于封建經濟史的著作,無不感到經濟學的知識和理論素養鮮明突出,而歷史學或史學史的知識和素養明顯不足,相對于歷史學著作完全是另一種套路或范式,這就是缺乏歷史感。至于有沒有法學學者和經濟學學者讀過馬克垚的著述以及他們是否也有與我們同樣的感受,當然不得而知。但依據馬克垚對這兩個學科或領域相關知識的掌握,以及他的論著對相關理論方法的闡釋和研究來估計,應該較少存在這樣的情況。

二、問題


在西歐封建經濟史領域,馬克垚平時主要思考了哪些問題?這些問題又是怎樣提出來的?


馬克垚具有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特點和提出問題的敏感意識。他在充分利用開闊的學術視野以及對學術前沿的熟稔,在長期苦讀歐美和蘇聯史學家的著述,潛心研究西歐封建經濟的史學史、法學史和經濟學史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西歐封建經濟史研究的諸多問題,統而言之,即 “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


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可分為幾個層次,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可認為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這是一個面對國內外學術界提出來的極富挑戰性的大題目,是一個涵蓋交織著眾多原創性題目、而一個題目又包括多個問題的大系統。它在向國際學術界特別是那些馳名國際史壇的史學大家質問:究竟應該怎樣認識西歐的封建社會?封建制度的概念為什么將生產力、經濟基礎等因素排斥在外?西歐封建制度為什么是一個法學概念?何以必須用法學方法進行研究?應該怎樣認識西歐的封建化?封建化為什么要以農村公社作為起點?西歐資本主義萌芽究竟是怎樣產生的?古典經濟學、邊際主義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究竟是不是封建經濟得力的、合適的分析工具?應該怎樣建立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所謂重新認識,是指全面檢討已經形成的知識、理論體系,對研究對象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重新考察和研究。顯然,這些問題基本上覆蓋了西歐封建經濟史的整個領域。正是這些問題,構成了“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的大系統,使他的西歐封建經濟史研究呈現著突出的問題氣質。

在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的層次下,馬克垚提出和探討了若干在我們看來屬于中等層次的問題,這里以資本主義起源的理論為例,進一步認識他的問題意識。


在國內外學術界,資本主義起源問題早已成為歷史學領域的顯學。20世紀50年代,歐美學術界即掀起了對這一問題討論的第一次高潮。70、80年代,又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在國內,50年代以來一直進行著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80、9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這一討論再次掀起熱潮。由于資本主義的起源理論涉及如何認識中西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延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五種生產方式的理論體系、封建城市、小農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等當時學術界高度關注的問題,所以激發了人們濃厚而廣泛的興趣。由于討論的問題正屬于馬克垚的研究領域,于是,在前述廣闊的視野和相關學術史和研究動態的基礎上,他以《資本主義起源理論問題的檢討》一文向學界同行展示了他的問題和思考。之所以選擇這篇文章作為范例,是因為在筆者看來這是一篇幾乎由問題組成的論文,對資本主義起源本身并未展開研究,給出結論,而且最終仍以問題結尾。這樣的論文,無疑更能幫助我們認識馬克垚的問題意識。

文章縱論20世紀50年代以迄90年代中期即這篇文章撰寫時的學術史,其中包括歐美學者關于資本主義起源的大討論和中國學者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大討論,涉及的學者多達數十人。馬克垚認為,這些學者的理論觀點雖然影響很大,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以資本主義起源的兩條道路而知名的多布(Maurice Dobb)、希爾頓(Rodney Howard Hilton)等人的內部起源說和斯威齊(Paul Marlor Sweezy)的長途貿易說,以新人口論而馳名西歐封建人口史、經濟史領域的波斯坦(Moissey Postan)、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哈切爾(John Hatcher)等人的人口歷史動力論或人口起源說,都是以單一原因探索資本主義的起源。而布倫納(Robert Brenner)主要思考農民的產權問題,諾斯(Douglas C. North)主要思考領主的產權問題,兩者看問題的角度雖然不同,卻也都是從產權上探索資本主義的起源,也是由單一原因進行研究。在馬克垚看來,資本主義起源是一個錯綜復雜、涉及廣博的問題,僅由單一原因進行研究很難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而如果由此深入下去,及于經濟結構,則會涉及很多問題,例如,為什么同是西歐國家,起源的道路卻不同,而且發展的速度殊異?伊懋可(Mark Elvin)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以高技術平衡陷阱來解釋中國宋代經濟的停滯,但馬克垚認為,這一理論在本質上仍然是一種人口論,只是加上了制約技術進步這一曲折。針對國外學者大多認為中國經濟雖有發展,仍然難以建立資本主義的結論,馬克垚主張應以比較方法進行研究。國外雖已有學者用這一方法研究中國的資本主義起源,例如,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但這些研究存在很大的缺陷。在馬克垚看來,韋伯作為那個時代歐洲學者的自大心理遮蔽了他的視線和眼界,縱然有合適的方法,也難以超脫文明的偏見和由此產生的理論偏頗。他與同時代的大多數西方學者一樣,認為西方就是世界,就是歷史,沒有歷史的東方自然發展不出西方的資本主義。所以韋伯的比較方法并沒有解決上述學者留下的理論缺陷。瓊斯(Eric Lionel Jones)也用比較方法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起源問題,但與韋伯不同,瓊斯是從環境、人口、經濟、政治等方面進行比較,他雖然肯定了東方發展的可能性,卻仍然認為東方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在馬克垚看來,瓊斯的比較只是把各種因素松散地羅列起來,并沒有形成系統,因而沒有找到發展的根本原因。而且他偏重于地理環境的解釋,地理環境對資本主義起源當然有影響,但絕不會產生重要影響,因而使他無法認識發展的真相。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系》也對中國和西歐進行了比較,但在分析歐洲核心地區英國和荷蘭的資本主義起源時,他仍然強調了國際貿易的作用,與斯威齊無別。而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仍然采取習見的說法,并沒有大的突破。綜合看來,這些比較都“浮于表面”,因此,馬克垚提出了從社會經濟、政治結構進行比較的設想,特別是集中在小農經濟和商業經濟兩種結構上,以此來揭示東西方的內蘊,探討是否存在巨大差別,從而決定東西方發展是否迥然不同。學術界大多認為,小農經濟和商品經濟是資本主義的重要起點,可是法國比英國農民更早擺脫了農奴制的羈絆,為什么英國已經發生資本主義萌芽,法國卻沒有?而且到18世紀仍有大量小農存在?這里當然存在一個產權問題,可是,小農經濟是因為產權牢固不容易分化嗎?為什么人們都在強調產權對起源的意義呢?黃宗智先生以恰亞諾夫(Alersandr Vasilirvich Chayanov)的理論研究華北小農經濟的變遷,提出了一種“內卷化”的理論,力圖以此證明分化不出資本主義因素。可是“內卷化”并非中國獨有的現象,波斯坦的新人口論同樣證明英國小農也存在這樣的現象,希爾頓稱之為小農經濟的“自殺循環”。這是否是現代化技術改造以前小農經濟的習見現象呢?而就中國而言,幅員遼闊且各地發展不平衡,是不是直到1949年前仍然沒有擺脫“內卷”狀態?關于小農經濟中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國內學者有很多研究成果,可是在工業革命之前,西方國家也存在同樣現象,所以有西方學者稱這種現象為原工業化。他們認為,有的原工業化可以導致資本主義,有的則不能;有的原工業化地區的工業后來衰落了,為別的地區所取代。由小農經濟分化而至資本主義因素產生,中西并無不同,有的快,有的慢。英國快,法國慢;中國比英國慢,與法國比則慢得不很嚴重。而小農經濟只是社會的一部分,對此進行研究還應結合地主經濟、城市經濟、國家政權等因素進行研究,而不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與資本主義起源有關的另一個經濟結構是商業。西方學者過分強調它對資本主義起源的作用,皮朗即認為,歐洲在12世紀已經存在資本主義,布羅代爾甚至指出,直到18世紀,資本主義仍然主要存在于商業而不是工業。吳承明對中國和英國封建社會的市場進行了細致的研究,并進行了分類。希爾頓也對英國封建社會的市場進行了研究,也進行了分類。希爾頓的研究證明,兩者有共同之處;但是,吳承明卻認為,西方的鄉村是農業的,城市是工商業的,這種劃分顯然過于絕對,以致于將鄉村的手工業和商業全然掩蓋了,因而無法解釋原工業化問題。在這里,還應提出商業資本的流向和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問題,在馬克垚看來,這些現象在中西封建社會都存在共性,不宜進行過分的區別。


《資本主義起源理論問題的探討》一文充分反映了敏感的問題意識。面對上述大家和他們的著述,學術界通常做出的反應是它們的方法、視角、觀點和理論的新穎,繼而是引用、模仿、追隨,甚至不乏盲目崇拜。馬克垚則不同,他以問題的形式質疑了眾家學說,指出了它們的缺陷與不足,同樣以問題的形式指明了解決資本主義起源理論問題的途徑和出路。既然以單一原因探討資本主義起源的方法不能服人,我們是否需要進行多種因素的分析,從經濟、政治、社會以至意識形態諸結構的運動及其相互影響來進行探討呢?既然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并非一帆風順,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格蘭依次經過了萌芽、夭折、衰落和發展,那么,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發展不平衡,資本主義萌芽是否也必然經過幾多曲折或反復呢?

三、方法


綜覽馬克垚的著述可見,他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較方法;在學科層面上,除了歷史學方法,還注重借鑒和使用法學方法和經濟學方法。此外,他還特別注重學術史的考察和研究,這不僅是為了正確理解和認識西方學者的觀點,也在于準確把握法學方法和經濟學方法的內涵和意義,使之成為掌握非歷史方法的重要工具。


馬克垚對比較方法的使用,早在青年時代已經開始。他在1964年發表的《關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討論中的幾個問題》一文,就是用的比較方法。所以,他的很多著述都是用比較方法撰寫的。《困學苦思集——馬克垚自選集》輯錄了比較研究的部分論文,包括《如何認識封建生產方式的共同規律》《羅馬和漢代奴隸制比較研究》《中英憲法史上的一個共同問題》等。在筆者看來,這些論文都是比較史學的范文,所以,發表后都獲得了很好的反響。比較研究的專著可以舉出他的《封建經濟政治概論》和他主持、主編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的結項成果《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等。其實,他的一些看似沒有比較或比較不多的著作,也是用比較方法撰寫的,如《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和《英國封建社會研究》等。這里涉及比較研究的形式或分類問題。


從形式上看,他的比較研究可分兩種:一是顯性比較。上述論文使用的方法便是典型的顯性比較。如果以國家為比較單位,那么,這些成果或為一對一比較,如《中英憲法史上的一個共同問題》,僅將中國封建社會的“王在法下”和英國封建社會的“王在法下”的法律現象進行比較;或將多個單位多種現象進行比較,如《如何認識封建生產方式的共同規律》一文,即是將中國、印度和西歐諸國進行比較,比較的國家越多,涉及的問題往往也越多,也就越能體現作者運用比較方法的功力和技巧;或為一對多的比較,如將中國作為基本單位與西歐國家包括英、法、德進行比較。

一是隱性比較。隱性比較是指僅將比較的一方訴諸文字,而將另一方隱于文本之后。但實際上,這些隱藏的對象未曾一刻淡出作者的視域。顯性比較之外,馬克垚一向重視隱性比較的意義,他的“以中國史的眼光研究世界史”的主張,即表達和肯定了隱性比較的功用。這是他研究西歐封建經濟史多年經驗的總結,也是他使用隱性比較方法實踐的結晶。他的關于西歐封建經濟史的許多論文和著作,即都是基于對中國封建社會史的認識而提出來的問題,研究過程卻僅僅呈現西歐歷史的信息,求同論異都是如此。而既然是比較,就一定是雙向的,所以這里也暗含了可以用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國史的意思,只要西歐封建社會史的歷史知識和理論積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在西歐封建社會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史的問題并進行研究。事實上,馬克垚關于中國史的一些認識,如中國史學家觀察問題、研究問題大都以王朝為中心,缺乏對社會史的抽象和概括,就是在西歐歷史的觀照下形成的,這正是隱性比較的意義。


無論是顯性比較還是隱性比較,都是學術研究的得力工具。可以說,這些工具的使用貫穿了馬克垚的整個研究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比較方法首先用來提出問題。前文論述了他的學術視野,這當然是提出問題的重要條件,但在很多情況下,僅有開闊的視野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一定的方法。在視野開闊的條件下,通過一定的方法,才能提出新的、有價值的問題。所以,方法是提出問題的必要工具。他的很多論文如《中英憲法史上的一個共同問題》《關于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關于封建社會的一些新認識》《論家國一體問題》等,問題的生成和題目的選定都是通過比較方法完成的。他的看似沒有比較的論著如《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等,問題的提出和題目的選定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通過比較方法完成的。

問題的提出主要依靠比較方法,問題的解決同樣主要依靠比較方法。自選集輯錄的大多數論文和《封建經濟政治概論》《中西封建社會比較研究》等專著自不例外,《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也是如此。這部著作是他的比較研究的宏大計劃的一部分。早在20世紀60年代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大討論中,他已萌生了這樣的想法,即根據世界各主要國家和民族的歷史,綜合比較前資本主義社會的共同特征。這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深入亞、非、拉地區的古代社會,總結其發展的共同規律;一是將西歐學術史上形成的概念、定義與歷史實際進行比較,看它們是否符合科學的抽象,是否反映西歐的歷史實際。在此基礎上,再進行綜合比較。《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正是這一計劃的成果之一,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史的比照下撰寫完成的,是隱性比較的專著。他的另一部專著《英國封建社會研究》,也是在比較的視野中完成的。這部著作本來就是《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的補充,只是因為后者題目龐大,難以細論,又因為英國的資料相對集中,才獨立成書,所以,也必然以隱性比較作為它的基本或主要方法。綜覽馬克垚的成果可見,大多數著述都是通過比較方法完成的,而且其中的很多問題,除非用比較方法;否則,可能就無法得到解決。


但是,比較研究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與一般歷史研究不同,它首先必須解決研究對象的可比性問題,搜集和分析具有共性的不同事項和材料。繼而對兩個或多個研究對象分別進行考察分析,綜合歸納,形成觀點。比較研究的思考歷程僅在比較的環節上,即可能需要幾個或多個反復。而且通常情況下,形成的結論還需要得到驗證,即將形成的觀點回過來比照各研究對象,以不致使得出的結論與其中的對象脫節、游離或矛盾。在這一點上,法國學者布洛赫提出了一個概念,稱“假說驗證的邏輯”。這是一個解釋性的假說,一經進入驗證的過程,問題的復雜性便頓然加劇,此時再與普通研究相比較,就會真切感受到比較研究的難度了。但是,比較研究的主要難度似還不在這里,而在于這些環節之外的勞作,筆者將它稱為“學習性”勞作。既然為中西比較,總不能只寫中國和英國,不及歐洲或西歐其他國家和地區,至少要涉及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而這些國家的歷史對比較研究者來說很可能不屬于他的研究方向或領域,因而需要付出“學習性”勞作。由此可見這項勞作之繁重。馬克垚曾結合自己的切身體驗談了比較研究的難度,他說:“歷史的比較研究是一項十分困難的工作。一個國家、一個社會、一個事件,還往往不易搞清楚,何況要把兩方面都搞清而作比較。還因為中外歷史研究方法多有不同,要拿這個和西方社會來比較,有時因為概念不同,觀點不一,似乎無法比較,弄不好就是東拉西扯、胡亂比附。”在談到“中西封建社會發展比較研究”時,馬克垚說:“本書的設想是談中西封建社會的發展比較,問題的中心就是要比出:中國為什么到明清之際發展落后?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但我們深感這個問題并不容易解決,所以就把題目定的小了一些,即只是從中西封建社會內部的一些結構、形態方面著手,作其發展的比較,而結構則不外是經濟、政治、社會諸方面 。但這幾方面我們也不能進行全面的研究,只能在這些結構的內部,選擇一些較小的、我們又熟悉的題目,進行比較。”侯建新先生也曾談到西歐與中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比較研究,他說:“撰寫社會轉型歷史比較研究是個范圍很大、難度很高的題目”,“是一個包羅宏富的系統工程”。

除了比較方法,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還一直重視其他學科方法的借鑒和使用,特別是經濟學方法和法學方法。傳統經濟史的研究方法一般比較單一。做歷史學研究的使用歷史學方法,做經濟學研究的使用經濟學方法,做法學研究的使用法學方法。這樣的研究當然有它的好處,即通常比較細膩,但細則細矣,卻導致了眼界或視野的狹窄。除了本學科的方法,其他方法一般很少使用。而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之外,也一般不去涉及或很少涉及。馬克垚則不同,他很早就認識到了經濟學方法和法學方法對西歐封建經濟史研究的意義,所以他的學術視野除了學術史,還包含方法的借鑒和使用。從馬克垚的研究中受到啟發,我們可以把西歐封建經濟史研究看作一個綜合學科,它融歷史學、經濟學和法學三個學科于一體,不宜割裂。可是傳統經濟史研究卻大多忽略了這種內在的規定性,以致于歷史學家、法學家和經濟學家各行其是,彼此鮮有往來,很少借鑒,在方法上各形成了自己的短板,多將他方龐大的學術資源和研究成果束之高閣,這就大大局限了經濟史的研究。


馬克垚還特別重視學術史的考察和研究,他的很多作品都以很長的篇幅追溯相關概念和理論的起源和演變,這成為他的研究成果的突出特點。《西歐封建經濟形態研究》中的封建化一章,即詳細梳理了歐美學術史。由于在這里封建制度是一法學概念,他便深入梳理、研究了西方學術史上羅馬派、日耳曼派之爭,研究了魏慈、洛特、貝洛夫、梅特蘭、亨茨、顧朗日、道普什、布連威葉、孟德斯鳩、布洛赫、岡紹夫以及當代歐美封建學術史的法學理論和方法。追溯學術史的目的當然在于掌握學術界的研究動態,了解西方學者研究了什么問題,研究到怎樣的深度,以及正確理解和認識他們的觀點,另一方面即為了考察和借鑒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而不去考察學術史或考察深度不夠,就難以了解封建主義的法學概念,掌握西方學者關于封建經濟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講,學術史的考察和梳理是準確把握相關學科研究方法的重要工具。今天,學術史回顧或梳理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要求,大到一本著作,小至一篇文章,包括碩士、博士論文,大多有學術史回顧和研究現狀綜述。但在20世紀80、90年代,像馬克垚這樣花大氣力考察和研究學術史的情況的確比較少見。

與把西歐封建經濟史研究看作一個綜合學科相適應,我們將馬克垚筆下的學術史稱為學術史綜合,因為他把歷史學、經濟學、法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盡可能收入了考察的視野,以將這些學科的方法并用。而我們所以提出學術史綜合的概念,意在區別馬克垚的研究方法與傳統學術中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法學家在各自領域的研究方法之不同。這首先表現為學術史梳理的不同。后者的學術史通常限于各自領域相關成果和理論觀點的概述和評論,而馬克垚則是對史學史、經濟學史和法學史的綜合考察。《封建經濟政治概論》即集中研究了封建經濟原理,考察了封建經濟學的起始和演變,探討了經濟人、邊際主義、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制度經濟學等問題。這種考察不只是一個量的區別,當以法學和經濟學理論方法進行研究的時候,這種區別便凸顯出來。


既然西歐封建經濟史研究是一個歷史學、經濟學、法學三相結合的綜合學科,它的內在規定性便決定了從事這一學科研究的學者除了接受歷史學的訓練外,還應該接受經濟學和法學的訓練,而無論這樣的訓練有多么艱難。馬克垚在自己的研究過程中即努力彌補在法學、經濟學方面的不足,在勞動價值論、邊際主義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等理論方法上付出了巨大勞動。正是這種付出,為他后來的一系列文章和《封建經濟政治概論》一書的撰寫奠定了基礎。當然,在西歐之外,包括中國封建經濟史,學術史上的封建主義不是或不一定是法學概念,學者自不必去研習法學,掌握法學理論和方法,但研習經濟學,特別是西方經濟學卻是必要的;否則,你的研究就難以深入,而且難以充分利用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理論研究如此,我們的學科建設、課程設計、研究生培養等封建經濟史研究的前期或基礎工作是否也應該從中受到啟發,參考這種理論開展工作?


無論是比較方法的運用,還是法學、經濟學方法的借鑒,難度都是顯而易見的。但如上文所論,欲對封建經濟史進行富有成效的研究,就必須采用這些方法,也許正是這種難度,才體現出這些方法在西歐封建經濟史研究中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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