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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鑾齋: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下)
來源:《清華大學學報》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2/1] 瀏覽:

 

四、識見


在學術上,識見是指在一定的專業知識和基本理論的背景下針對研究對象所提出的問題、形成的見解和取得的認識。可以說,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有什么樣的識見就有什么樣的學問,識見的高下決定成就的大小。馬克垚關于封建經濟史研究的識見,可通過兩類案例進行認識。


一類是基于常見問題的探討而形成的識見。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國內學術界圍繞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特點和長期延續問題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討論。由于問題的另一面是指歐洲封建社會具有怎樣的特點,為什么短期延續,很多世界史學者也參加了討論。這場討論涉及了很多問題,如封建化、傳統文化、農村公社、小農經濟、封建城市、資本主義萌芽等,以致于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專著難計其數。正是在這場討論中,有的學者將歐洲的封建化進行了概括,將之表述為農民的農奴化,土地的莊園化和政治的多元化。前已論及,蘇聯學者之所以持這種觀點,是因為他們以西歐為模板并受了西方日耳曼派觀點的影響,因此以農村公社為起點建構了封建化的理論。中國學者的概括正是接受蘇聯學者的理論并在西方學者的影響下做出的。著述一經發表,即引起了學界的競相引用,歐洲封建化的概念遂呈定論之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克垚提出了應如何理解西歐“封建化”的問題。


馬克垚以很長的篇幅梳理了歐美和蘇聯學術界關于這一問題的學術史,認為,所謂封建化完成時的土地莊園化和農民農奴化都是有限的,指出9世紀西歐各地仍然存在大量自由地,這些土地并未納入領主莊園和封建階梯。查理曼的很多詔令都提到了獨立農民。10世紀下半葉,克呂尼附近的瓦蘭吉小村,仍有很多小農保持獨立地位,有些甚至還積極購買土地以擴大自己的面積。文獻之所以少見獨立農民的資料,是因為這些資料都是關于莊園的記錄,并不記載與之無關的農民。而且事實上,很多莊園都只是村莊的一部分,有的莊園土地則分散在幾個村子中,那些非莊園的地區并不受莊園的制約,因此不見于莊園記錄。研究表明,法蘭克王國的面積約有150萬平方公里,而教俗貴族地產約不過幾百萬公頃,面積非常有限。所謂法蘭克封建化完成時絕大部分農民變成了農奴,所謂農奴都繳納人頭稅、結婚稅和遺產繼承稅,主要是布洛赫的結論,這些結論已為二戰后的研究所否定。中國學者關于封建化的概括正是受了二戰之前的蘇聯學者和西方學者的影響,并沒有反映新的研究。馬克垚的論文與其他學者的著述在視野上沒有多大不同,在外延上,都涉及了莊園化和農奴化,但在深度上則顯然不同,表現在識見上自然要顯得新穎獨到。這就修正了中國學術對西歐封建化的認識。

需要說明,那時的中國開放不久,學術界剛剛呼吸到新鮮空氣,學者們肩負著時代的使命,滿腔熱情地接納國外的理論和方法,以用于中國歷史問題的討論。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繼“應如何理解西歐封建化的問題”之后,馬克垚針對小農經濟、封建城市、資本主義萌芽等國內外學術界的學術熱點,又提出了很多問題,并相應推出了多篇富有影響的論文。美國著名學者詹姆士·馬爾登(James Muldoon)認為,他的研究將會促進人們重新思考他們對中世紀歐洲農業的理解,促進人們反思城市和市民在近代史發展中的作用。


關于西歐封建城市的性質和資本主義起源的關系問題,很多學者進行了研究,這些研究雖然存在差別,如有的認為這些城市是非封建的,有的認為是外于封建的,有的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但無不認為它們是封建社會的異己力量。由于這一觀點在當時獲得了很大影響,學術界便以此認識西歐封建城市,并用以解釋歐洲的資本主義萌芽,同時也以此認識中國的封建城市,認為它的性質與西歐相反,是封建的,是封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正因為如此,中國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自然不會形成資本主義社會。這看上去似乎順理成章,符合邏輯,具有說服力,但馬克垚持有不同看法。他的《西歐封建城市初論》一文從城市的定義入手,依次分析了城市的興起、自治、市民的概念等問題,最后得出結論,西歐封建城市是西歐封建社會的集體封土,與封建領地具有相同的性質。而無論西歐還是中國,城市都是封建社會的固有產物,其性質都是封建的。客觀地講,經過多代人的研究,城市問題已經不是新的研究領域,更談不上學術前沿,但論文使用的材料,論證的觀點卻新穎別致,從而展現了馬克垚的另一種識見。這種識見既不同于中國學者,也不同于皮朗、波斯坦等西方史學家,見解獨到。


小農經濟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古老話題,圍繞這一話題,學術界提出了很多見解,形成了很多成說,也似乎形成了很多“定論”。馬克垚從封建社會發展規律的高度著眼,針對這些成說和“定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這主要見他的《從小農經濟說到封建社會的發展規律》一文。由于文章涉及問題太多,這里難以面面俱到,而僅就土地買賣、土地兼并,以及小農經濟本身等問題談一下筆者的認識。學術界一直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實行地主制經濟,西歐封建社會實行領主制經濟;地主制經濟剝削佃農,領主制經濟剝削農奴;地主制經濟盛行土地買賣,存在嚴重的土地兼并,領主制經濟則不存在土地買賣,也不存在土地兼并問題。土地買賣是中國封建土地制度的重要特征,土地買賣必然引起土地兼并,進而引發周期性經濟危機,從而導致中國封建社會的盛衰交替和長期延續。而西歐封建社會土地不能買賣,所以沒有形成這樣的現象。針對這些“定論”,馬克垚提出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討論土地關系,必須區分經濟事實和法律形式。經濟發展有自身的規律,而土地買賣是一種經濟行為,不會因為法律規定不能買賣就不出現買賣現象。關于西歐封建社會不存在土地買賣的問題,傳統觀點只注意了封建法的規定,卻忽略了經濟事實,且將法律規定誤作經濟事實而推演出西歐封建社會的特征。事實上,中國存在土地買賣,西歐也存在土地買賣,只是在封建社會初期土地買賣現象相對少見或遺存記錄較少,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買賣日趨頻繁,逐漸成為封建經濟的常態。所以,土地買賣、土地兼并,是封建社會的普遍現象,無論中國、東方,還是西歐、西方都是如此。但在西歐封建社會,土地買賣并沒有導致土地集中,也沒有形成周期性經濟危機,所以,用土地買賣和土地兼并來推演中國封建社會盛衰交替的運行規律可能存在問題。就小農經濟本身而言,傳統學術一向肯定小農經濟具有落后性、脆弱性、易分化的特點,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盛衰交替、周期性動蕩,其根源正在于小農經濟的這些特點。對此,馬克垚持有不同觀點,他認為小農經濟是符合封建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基本經濟形式,籠統地認為小農經濟是落后的生產關系是不恰當的;小農的經濟力量雖然弱小單薄,但并非學者們所說的那樣脆弱;而所謂小農易于分化,也是一種缺乏證明、脫離實際的推測。地主剝削、土地兼并、商品經濟、天災人禍以及人口壓力等因素當然會促使小農經濟發生變化甚至產生惡劣影響,但在這些因素發生作用促使小農破產的同時,也有一些因素在產生積極影響,幫助小農重建、鞏固和發展,如生產力提高、開墾生荒、政府扶持、流入城市、轉變行業等。這些因素可以抑制、削弱甚至抵消導致小農破產的因素。從這個意義上講,封建社會的小農經濟是相對穩固的。正因為相對穩固,才構成了封建社會的基本經濟形式。而且造成小農破產的殘暴統治、天災人禍等并不具有規律性特征。而中國封建經濟是如何發展的,現在也許只能看到一些表象,真正的發展過程很可能還沒有被描述出來。以馬克垚的分析和結論審視這些成說和定論,會發現它們雖也以比較方法進行研究,但視野不夠開闊,資料來源有限,且深受教科書影響,因而對西歐封建社會的了解還比較膚淺,結論或觀點不夠準確。但正是這些觀點長期統治中國學術界,直至馬克垚的文章發表,局面才有所改變。由于觀點新穎,識見獨到,文章一經發表,即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并很快被譯為韓文,收入梁必承編《革命前中國的農業和農民運動》一書。

一類是基于學術視野的拓展而形成的識見。


馬克垚研究了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的歐洲封建主義學術史。他特別肯定19世紀的歐洲史研究,認為在啟蒙史學的基礎上,19世紀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我們今天關于歐洲中世紀史的基本知識即主要來自19世紀的史學家。但是,19世紀的歐洲史學在繼承啟蒙學者研究成果的同時,也繼承了他們的研究方法,這就是仍然從法學上研究封建制度,認為封建制度是一種法律制度、一種政治制度。而此時,西方學術界關于封建制度的研究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傳統,以至于20世紀的史學家仍主要將歐洲封建制度視為一種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布洛赫的歐洲封建社會的概念雖已觸及經濟內容,但仍然主要持這樣的認識,岡紹夫更據此將封建制度界定于10—12世紀的羅亞爾河和萊茵河之間。馬克垚發現,歐洲史學家和他們的著述大多將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地位和作用忽略了,而這,正是封建社會作為一個獨立社會形態的基本依據。


在考察西方學術史的同時,馬克垚也考察了蘇聯學者關于歐洲封建制度研究的學術史。蘇聯學者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當然不能認同西方學者的觀點。他們對西方學者的理論進行了批判和改造,將封建社會視為一種獨立的經濟形態,視為人類歷史發展過程的一個必經階段,認為封建社會的形成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但是,馬克垚發現,蘇聯學者在對西方學者批判改造的同時,也吸收了他們很多不合理的東西,關于歐洲封建社會的形成,蘇聯學者即基本上持日耳曼派的觀點。他們認為,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雖因各自的歷史條件不同而各具特點,封建制度起源的具體內容是基本相同的,這就是農村公社的解體、自由農民的農奴化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在馬克垚看來,這一理論存在重大缺陷,它忽略了奴隸制的基礎和羅馬帝國晚期封建因素的萌芽,而將農村公社視為封建化的起點。可是,農村公社是原始社會解體的產物,在奴隸社會僅以殘余的形式存在(個別國家和地區除外),絕不會構成封建社會形成的主要因素。蘇聯學者一方面承認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相承關系,另一方面又堅持封建制度產生于農村公社是世界各地封建制度起源的共同規律,這就陷入了難以調和的矛盾。更有甚者,他們以西歐為范本建立封建化始于農村公社的理論,然后再用以比附世界各地的封建制度,削足適履,其結果是按著他們的尺度肢解了歷史。

我國中古史學正是在照搬蘇聯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照搬在我國中古史學幾乎處在空白的情況下是起了積極作用的,但也造成了消極的影響,我們對西歐封建社會的許多錯誤認識,追根溯源,都與此密切相關。直到今天,我們的理論方法仍然沒有擺脫蘇聯的影響。馬克垚的西歐封建經濟史研究突破了蘇聯中古史學意識形態的壁壘,把視野從馬克思主義史學擴大到了西方資產階級史學領域,力求直接認識封建社會的原貌。在他看來,西方學者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但由于他們在方法論上存在問題,所提出的概念和形成的結論缺乏科學性,缺乏普遍意義,難以描述人類歷史的共同規律。蘇聯學者雖然實現了方法論的革命,但由于受西方學者的影響,以及自身的片面性、局限性和僵化的教條主義思維模式,在西歐中古史研究的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上形成了錯誤的結論。而中國學者,應該發揮自己的優勢,在中國封建社會史的背景或比照下研究歐洲封建社會的歷史,這樣就可以提出他們不能提出的問題,建立他們難以建立的理論,并最終形成自己的體系。在他看來,西方學術界對本土封建社會史的研究雖已有300多年的歷史,但即使以迄今發掘的資料衡量,他們的認識水平也不能令人滿意。西歐封建社會在許多重大方面還不是目前所認識的面貌。正是基于這樣的識見,馬克垚發出了“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的呼聲。顯然,這一呼聲不只是面對70、8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而且也面對幫助中國建立馬克思主義史學(包括封建史學)并確有深入研究的蘇聯老大哥,特別是面對封建社會史研究已有悠久歷史的歐美學術界。可以想象,在當時國際國內的學術背景和歷史條件下,這需要多么寬闊的視野,多么果敢的膽識。


研讀馬克垚的著述可見,他的識見的形成主要得益于四方面的條件,即史學史的深度考察、史料的掌握、視野的拓展和方法的選擇。這些條件的具備有助于了解西方學者思想理論的來龍去脈,揭示歷史的真相,發現并彌補它們的缺陷,證偽和匡正它們的舛誤,提出問題,提升研究效益和質量。也正是因為具備了這些條件,他才發出了“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的呼聲,對西歐封建經濟形態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五、理論


上題的“識見”與本題的“理論”是一種從屬關系。識見類似文章的觀點,具有小巧、單一、分散的特點,是構成理論的元素;理論則是一種體系,具有籌劃、集合、建構的功用,由識見和觀點組合而成。在上文所論“識見”的基礎上,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構建了自己的理論。這里以突破歐洲中心論、構建封建經濟學和探索封建社會發展規律為案例作些分析。


歐洲中心論是以歐洲或西方為中心認識世界歷史的理論。隨著歐洲中心論的形成,一套以歐洲人根據自己的歷史經驗和認識概括而創造的話語隨之傳播開來,久之,便形成了歐洲人的話語霸權。由于沒有其他理論可供選擇,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非歐學者,只要編寫世界史,都只能借用這一話語。東方諸國必須通過“東方主義”來認識世界和自身;而要書寫自己的世界歷史,就必須接受西方中心論的控制。漢學主義也一樣,很多中國人接受了這種中國觀,同樣用以觀察自己的歷史,由此形成了文化上的無意識。即使是西方人,也難以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制約和糾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學術界對世界史的認識水平和編寫思想都有所提高,部分學者認識到,以歐洲中心論來撰寫的世界史絕不是真正的世界史,由此便開始了突破或避免歐洲中心論的漫長歷程。但直到今天,即使是以破除歐洲中心論為己任的“全球史”,仍然沒有擺脫歐洲中心論的影響,斯塔夫里阿諾斯、麥克尼爾如此,巴勒克拉夫、沃勒斯坦也如此。

同世界史學科其他斷代或方向一樣,研究封建經濟史也必然遇到歐洲中心論問題。馬克垚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思考這一問題的學者之一,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并且發出了“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的呼聲。我們應該強調重新認識西歐封建社會對于突破歐洲中心論的意義。因為對歐洲中心論的一般批評,主要是指向它以歐洲為中心編纂世界史,以偏概全,忽略了亞非拉等應有的歷史地位。馬克垚的研究則是在批評這種編纂理念的同時,直接揭示歐洲本土歷史書寫存在的問題,這對于歐洲中心論來說顯然具有更強的解構意義。由此可見,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要解決的問題首先是如何突破歐洲中心論。而基于自己的專業研究和對歐洲中心論的長期思考,馬克垚集中探討了如何打破歐洲中心論、書寫世界史的問題。新世紀初年,中國學術界圍繞這一問題掀起了熱烈的討論,馬克垚遂以自己的思考參與討論,結果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歐洲中心論是西方人在漫長的世界史書寫過程中形成的。馬克垚考察了世界史的多個方面:環境、生態、家庭、人口、社會、政治、過渡、轉型……,發現歐洲中心論的影響無處不在,且根深蒂固,如同人的骨骼,鑲嵌在世界歷史的肌體之中。以至于我們研究封建化問題,封建社會的城市問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等,都不得不以歐洲為模板。前論蘇聯10卷本《世界通史》以農村公社作為封建化的起點,即是歐洲中心論在封建經濟史研究中的典型表現。面對這一局面,馬克垚深入考察了17、18世紀以來的西方封建學術史,以圖厘清歐洲中心論的經絡,找出問題的癥結,突破它的束縛和控制。他之所以將南亞、中亞以及遠東地區納入研究范圍,即是為了給予這些地區和國家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從而削弱歐洲中心論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至上述封建化等具體問題,大至封建經濟學的建立和封建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他所做的大量研究,都是為了突破或擺脫歐洲中心論的桎梏。李增洪教授研究了歷史重構中的話語霸權和辯證思維問題,對我們認識“西方中心論”,認識馬克垚的理論具有很好的啟發作用。

但在馬克垚看來,上述問題還都相對容易解決,難點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建立之后的工業化和現代化理論的創建。因為歷史研究只能從既定的史實出發,而這個史實是第三世界國家都沒有實現或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因此研究這些國家的現代化缺乏依據,只能用完成了工業化的歐洲模式與未完成工業化的非歐洲國家進行比較。這就難以形成完整的理論,且仍然以歐洲的經驗評說亞洲的事實。我們現在只有歐洲中心論這一種歷史理論,這種理論大到人類歷史的線性發展觀、現代化理論,小至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概念都是西方歷史的產物。我們既缺乏從本土歷史文化資源建立的理論,也缺乏從自身看世界的理論和模式。這樣,在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上,就無法說明在向西方學習之前我們自己的有別于西方的工業化道路,所以,無法擺脫歐洲中心論。另外,非歐洲國家雖然歷史悠久,但對各自歷史的研究還很不充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體系。基于以上原因,我們目前還很難建立自己的歷史理論。


可是,歐洲人在創造這一切時,對非歐洲人和他們的歷史并沒有多少了解,以至于黑格爾認為非歐洲人沒有歷史。即使后來了解了非歐洲人也有歷史時,仍然認為他們發展不出資本主義,實現不了現代化。我們遵從的譜系,正是這些西方人創造的話語,因此,都以西方為正統,以西方為標準衡量東方各國;而不是相反。像這樣,即使看到了癥結所在,問題仍然無法解決。

使用別人的理論卻又想突破這種理論,這就決定了它的難度。那么怎樣才能突破或擺脫歐洲中心論呢?答案是,我們必須根據自己的歷史文化建立自己的理論,只有創建了自己的理論,才能夠書寫沒有歐洲中心論的世界史。而考慮到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難點,這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現在的有利條件是,部分西方學者已經認識到歐洲中心論的不合理,只要兩方聯手,就有可能突破歐洲中心論的控制,寫出沒有歐洲中心論的世界史。


馬克垚的觀點引發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討論。在國內,《光明日報》曾發表多篇論文予以說明和評論;在國外,主要論點則被德國學者譯出,收入論文集出版。

再看構建封建經濟學。概覽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可見,他的基本目標是在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突破和補正現有封建經濟學理論,從歐亞大陸封建社會的實際出發,構建自己的封建經濟學。而現在的封建經濟學,主要是西方封建經濟學,主要由西方學者創建。馬克垚認為,西方封建經濟學存在嚴重缺陷,以邊際主義經濟學為例,它實際上是一個數學概念,主要以數學方法解釋和說明經濟現象的變量關系,對封建經濟的很多問題并不適用。它是在古典經濟學自由競爭的假定前提下提出來的,受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影響,對封建社會的競爭做了過分的夸大。重要的是,它創建的依據僅僅是歐洲封建社會,且即使在歐洲,也只涉及封建經濟的部分內容,這造成了它的體系中許多重大歷史現象的缺位。而由于對歷史過程缺乏全面、細致的考察,對許多重大歷史問題的認識也缺乏客觀的基礎。正是在充分認識西方封建經濟史的概念和理論的基礎上,馬克垚將歐洲、中國、印度、阿拉伯等前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狀況進行了比較和綜合,彌補和修正了邊際主義的一些錯誤和缺陷,最終構建了自己的封建經濟學,其核心內容可以概括為四個方面,即二元經濟(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并存)、管制與短缺、謀生與謀利、發展與進步。


馬克垚建構封建經濟學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國內封建經濟史研究的進程看,它建構了封建經濟史研究的高端理論,為封建經濟史的進一步研究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從突破歐洲中心論的角度看,它揭示了西方封建史學的不足和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歐洲中心論的束縛。當然,這種理論還剛剛推出不久,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封建社會的實際,能否得到學術界的認同,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學實際上是關于封建社會發展規律的論證和概括,它旨在證明,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只要處在封建社會的歷史階段,都必然出現類似現象。這就必然涉及封建制度的異同問題。有學者認為,封建社會來自西語feudalism的翻譯,原意是指一種政治結構,由自上而下分封所致。中國在西周時實行過分封,與西歐封建有相似之處。但秦朝建立郡縣制后,便不再有封建之制,為什么還要稱封建社會?須知,馬克垚并非不承認這種差異,但他的封建社會的概念是指一種社會經濟結構,這一結構的主要特征是在特定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封建依附關系盛行、大土地和小生產結合,主要表現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這樣的社會在世界歷史上無疑是普遍存在的,因而揭示了人類歷史在封建時代的發展規律。

結語


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在開闊的視野中發現并提出問題,通過有效的方法進行研究,形成了識見和觀點,構建了理論體系,取得了學界矚目的成就,很值得探討總結。但綜覽這一體系又似乎感到,由于目標宏偉遠大,難以盡論,相關成果主要集中在西歐封建經濟史領域,而其他方面還較薄弱,例如,對中東伊斯蘭國家和南亞次大陸印度的研究即需要加強。當然,這方面的難度也是顯而易見的。此外,這里還存在一個求同、求異的關系問題。從論者的角度說,歷史資料可分兩類,一類為支撐觀點或結論的資料,可稱為正面資料;一類為證偽觀點或結論的資料,可稱為反面資料。就論者而言,雖然求同或求異并非意味著對另一方的觀察認識持輕視態度,卻往往因執著于自己的目的和興趣而在一定程度上或不自覺地忽略了對另一方的重視。如果在研究過程中對同、異兩方的檢索、分析同時進行、同等用力,例如,在求同的同時也注意反面資料的檢索、分析,并在量上進行比較,情況就可能有所不同,歷史現象的顯微和案例材料的多寡就可能形成不同的景觀,產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在東方或中國,用以證明某一觀點的正面資料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在西方就可能既見樹木也見森林,或者說在中國資料稀少,在西方則可能普遍存在,反之亦然。這就存在一個概率問題。特性不會引致大的變化,但一經形成共性,就可能由量變引起質變,進而引起歷史認識的變化。我們經常強調 “竭澤而漁”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依筆者理解,這主要是針對正面資料而言的,對反面資料的檢索卻重視不夠。而一經進入研究過程,特別是在論題較大、材料眾多的情況下,論者可能很難去同時、同等關注反面資料的狀況,這應該是歷史研究中較為普遍的現象。這方面,馬克垚的封建經濟史研究已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其中的難度是顯而易見的,我們期待取得更大的成績。

同自然科學成果一樣,歷史學以及各人文學科的成果也存在轉化問題。可以認為,這個轉化過程由史學家本人的理論觀點起始,經學界共識而轉化為學科知識,其中的一部分還可能轉化為文化常識。馬克垚的許多研究成果即已經歷和正在經歷這樣的過程,他當年的許多觀點,如封建主義、封建化、小農經濟、封建城市、農村公社、封建莊園等概念,特別是關于西歐封建經濟形態、歐亞封建社會形態的基本認識,經過時間的檢驗,已經部分地轉化為學界共識和學科常識,有些已經寫入了大學世界史教材。有的成果如封建經濟學理論,則因剛剛創建和面世還有待驗證和轉化。歷史學家的成果轉化不僅意味著自己的理論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肯定,更意味著開始納入人文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系統,融入思想文化的長河。從這樣的角度認識馬克垚的研究,也許更能體現它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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