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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新:圈地運動與土地確權 ——英國16世紀農業變革的實證考察(一)
來源:《史學月刊》2019年第10期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9/26] 瀏覽:

圈地運動與土地確權--英國16世紀農業變革的實證考察

侯建新  

摘要: 16世紀的英國圈地運動,是歷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場指向的土地確權運動,是把具有共同體性質 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為排他性的明晰產權,從而激勵經濟效率,顛覆中世紀的基礎。經過數個世紀的物質 積累、權利積累和觀念積累,社會深層結構發生了相當深刻的變化,其中土地市場化和農民的社會化是基礎 性的變量參數,圈地即是這種變化的歷史性總結。"大農一鄉紳階層"作為農業資本主義載體,是圈地運動最 能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領主圈地的通常方式是契約圈地、法庭圈地以及協議圈地,以合法圈地為主。領 主非法暴力圈地確實存在,是赤裸裸的掠奪,暴露了早期資本的失范與貪婪;領主暴力非法圈地受到佃農土 地權利的抵抗,佃農的抵抗具有一定合法性和有效性;但這種"暴力圈地所占比例很小/ 16世紀中葉以后協 議圈地越來越多,土地確權從來沒有拋棄法律而是越來越規范,18世紀發展為"議會圈地"則屬水到渠成。從 基本層面上講,圈地不是踐踏土地權利,恰恰是明晰和確定土地權利,圈地規模有限,圈地中心地區的圈地比例 大概在20-25%左右??傊?,圈地運動的影響至為深遠,是個老話題也是基礎性話題,有必要給予新的關注。

關鍵詞:圈地運動;大農一鄉紳階層;契約圈地;法庭圈地;協議圈地;暴力非法圈地

16世紀前后是西歐資本主義確立的時代,傳統史學更關注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或英國革命、尼 德蘭革命等,并將其視為歐洲乃至世界近代史的開篇,這樣的觀點無可厚非,但同時我們還須看到大 事件背后更深厚的背景。土地財產權的變化,是長時段的,甚至是靜悄悄的,然而與顯赫的大革命卻 是不可分割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伴隨16世紀這個富有意義的時間單位的啟動,在歐洲的核心區域, 最具有深遠歷史影響的事件,莫過于英格蘭圈地運動。圈地運動不是王國政府的設計,相反,一度甚至遭到政府的阻止,然而它卻是歐洲歷史上也是人 類歷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場指向的土地改革運動。圈地運動實質上是把具有共同體性質的混合土地所 有制界定為具有排他性的私人產權,從而激勵經濟效率,最終顛覆中世紀的基礎。諾斯指出:"所有權 的演進,從歷史上看包括了兩個步驟,先是把局外人排除在利用資源的強度以外,而后發明規章,限制 局內人利用資源的強度。"①也就是說,先是莊園一村莊共同體內外有別,即排斥村社以外的人使用資 源的強度②;繼而是限制本村鎮內部使用資源的強度,也就是以個體為單位,在莊園一村莊共同體內 明確個人土地產權的邊界。西歐中世紀鄉村共同體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與互助因素,同時意味著服從、 隔絕與狹隘,圈地運動正是所有權歷史演進的第二個步驟,即在市場化和社會化的條件下,莊園共同 體內甚至在家庭內明確私人土地產權。

一 導言:圈地究竟是怎樣的運動

欲知圈地是什么,先須明了圈地不是什么,它相對何物而言。 

"圈地"是相對于"敞田"而言。敞田(open fields)意指傳統莊園的田制,耕地由分散的數百乃至 更多狹長狀的條田所構成,條田之間僅用草壟分割,沒有永久的圍垣,收割后更無明顯界限,休耕時則 成為所有村民皆可使用的公共牧場。關于敞田制的基本特征,瑟斯克(Joan Thirsk)歸納為四個主要 方面:一是佃農的耕地不是集中在一起的而是分散為不同地塊上的條田,二是輪耕制,三是共同放牧 制,四是上述敞田制的基本規則由莊園法庭負責實施①。不難看出,敞田具有明顯的村社共同體背 景,村民有相當程度的協作:每個人占有土地面積是固定的,但土地的位置是變動的,因為耕地年年輪 換,所以人們指著一塊地說,今年它是我的,明年就是別人的了。而現在是別人的那塊明年則是我 的②。狹長的條田(strip)是輪耕的基本單位,每個佃戶的持有地分布在各處,并與其他佃戶的條田相 交錯。在英格蘭,一條田相當于1英畝,大約就是一個牛隊一天的耕地面積,所謂"圈地",在形式上就 是將自己分散的條田集中起來,宣示圈地者對這塊土地的權利,并提升生產效率。此外,敞田還包括 莊園周圍大片的荒地、水塘、沼澤和森林,每一位村民都有使用它們的權利,所以被稱為共用地,又稱 公地(common fields),按照古老的慣例,農民世世代代地利用它們,放柴、伐木、放牲畜、拾橡子、采 蘑菇以及漁獵等,是農民經濟生活的重要資源。公地的使用不僅有經濟意義,還標志著使用者的公共 權利,村莊共同體之外的人不可以使用公地。共用地名義上領主管轄,實際上遠不是那么簡單。大約 1070年,西班牙巴塞羅那海關記載:"流動的水和山泉、草場、牧場、森林、灌木叢和巖石,屬于男爵們, 但他們不能以完全所有權(enalleu)的形式持有。"即,在共用地上,男爵們只擁有屬于他們的那份權 利,"作為領地的一部分,還要讓其村民們隨時都可享用這些資源"。如果將公用地視作地產,我們 發現公地上的不同權利的疊加和糾結達到了極其復雜的程度,以至于布洛赫說:"要想找出誰是中世 紀公地的真正主人是徒勞的。"④共用地的產權最為模糊,所以圈地中引起的爭端最多。不論佃農個 人持有地,還是共用地,傳統的土地混合所有權正在演化為排他性的私人所有權。

"圈地"相對于束縛在敞田上的佃農及其保有地產權而言,在中世紀,莊園法描述依附佃農與土地關系的法律語言是這樣的,稱他們是"束縛于土地上的人"(gebaeabscriptae),這意味著,他不能隨意離開土地;也意味著,除非根據某些條件,不能將佃農驅逐,在習慣法的保護下,佃農土地占有權穩定,世代承襲,其積極意義不可低估,同時也須承認它仍然局限在封建莊園制的框架下:人是束縛于土地上的人,最終是依附于領主的人,而保有地明顯承載著身份和權力的強制因素。幾個世紀以來,隨著佃農自由程度和經濟狀況的普遍改善,市場經濟逐漸培育起來,佃農及其保有地的內涵經歷了重新定義,中世紀晚期尤其明顯,16世紀佃農主體已是公簿持有農,其前身是依附性的佃戶維蘭(villein), 公簿農可自由遷徙,到他喜歡去的任何地方就業;他的土地權利不僅受到莊園法庭而且受到王國普通法保護,土地可合法出售、轉租和抵押。另一方面,盡管公簿農仍統稱為習慣佃農,保留著封建關系的外殼,實質上與領主已經不再是人身依附關系,主要是商業性的租佃關系,因此其土地權利獲得了一種市場范疇內的法律時效性,世襲封建保有地也就走到了盡頭。所謂"公簿"就是佃農持有的土地權利證書,根據法庭確認的不同的租約條件,公簿上記載著不同的土地權利。一部分土地具有世代繼承權(copyhold of inheritance),大部分則是有期限的權利,其中較長期的可達數代(copyhold for lives), 通常三代持有;短期者限于終身或若干年持有(for a term of life or years)。承租者在租約有效期內受法律保護,一旦租約期滿須離開土地或重新商談條件以續約。當然佃農也可以買斷土地,自己成為地產主。農民擺脫土地的束縛,自由地支配自己勞動力,是所有權發展史的重要節點,這種對自己勞動力的第一個"所有"是現代財產權的真正鼻祖。受法律保護的人身自由距離財產自由僅一步之遙,英國農民在西方世界中掀起第一波人身解放浪潮,也是第一個確立私人產權制度的國家,不是偶然的。在個體農民普遍發展的基礎上,英國首先出現依靠雇傭勞動的富裕農民經濟,他們與一部分鄉紳攜手形成鄉村社會的"中間階層",即后來"第三等級"的主體。他們積極參與圈地,成為圈地運動中不可替代的力量,其中一些人成為新型地產主。顯然,"圈地"即在屬于自己土地的周圍筑起籬笆或挖下溝壑,表示該地是私有財產。"圈地"在形式上從敞田中切割出來,更重要的是在產權上也與敞田不同。 

"圈地"也相對于中世紀的習慣地租而言。習慣地租實為封建地租,意味著在習慣法約束下佃農按照封建條件持有土地、交納地租,也意味著地租基本不變。"圈地"終結了世襲習慣保有地,勢必也會終結世代不變的習慣地租,使之納入市場價格體系,成為商業地租。習慣地租的穩定對農村經濟繁榮做出的貢獻,一向為史學界公認。習慣地租遏制了領主的貪欲,有助于土地增值部分流進農民口袋,促進小農經濟發展。有證據顯示,小農的經濟繁榮是從中世紀末葉開始的,他們持有土地的規模和農業耕作中的自主性都有所增長,以至亨利七世在位的15世紀被視為小農的黃金時期。從歷史長時段來看,通貨膨脹趨勢總是難免,假如沒有一定力度的限定,習慣地租二三百年保持穩定狀態是難以想象的。這種強制的限定作用包含傳統的法律因素,也包含農民共同體的頑強抵抗。不過,也須清醒地看到習慣地租的兩面性,即對領主的貪婪和地租市場走向的雙向強制,后者到16世紀愈加凸顯。也就是說,長期穩定的地租無疑有利于佃戶財產的普遍積累,另一方面則是地租與市場價格的背離,表現在習慣地租和佃農純收益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一般都達到4倍或5倍,甚至18倍。地租因習慣法限定而不變,然而佃農來自土地的收益卻不斷增長并通過市場獲得。其時,與習慣地租并存的還有日益發展的商業地租,由于習慣地租與商業地租的差距如此明顯,一些佃戶索性將其習慣保有地二次出租一一當然按照市場價格出租,從中獲取二者之間的差價。1549年出版的《英格蘭本土公共福利對話集》一書,反復提到習慣地租滯后于市面流行的價格,致使社會經濟出現嚴重的不平衡。習慣地租本是保護農民經濟的"防波堤",誰想此時卻成為阻斷土地與市場經濟聯系的最后一道障礙。習慣地租與習慣保有地一樣,畢竟是一種中世紀超經濟因素地租,遲早要淘汰。

受習慣法保護的習慣土地和習慣地租,源于歐洲封建制的契約因素,然而卻有利于中世紀農民經濟繁榮和市場經濟發育,而發展起來的市場反過來對習慣土地及地租提出挑戰,迫使其逐漸納入市場經濟的節奏,預示著為莊園經濟劃上休止符??傊?,隨著社會和經濟各方力量的博弈,產生了初步具備現代觀念、現代訴求和力量的新興人群以及相應的社會環境,當新舊力量消長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勢必出現一個歷史性轉捩點,這就是圈地運動。不難看出,西方資本主義私人土地產權的形成是相當復雜的,它脫胎于封建社會母體最終又否定了那個母體,它是經濟和社會長期蘊化的結果。

同樣,人們對圈地運動的認識也經歷了曲折的過程。長期以來英國都鐸時代的圈地運動被描繪 成"羊吃人"的運動,這與托馬斯•莫爾(Sir. Thomas More)等人當年對圈地的控訴有很大關系。他 們認為,圈占佃農土地中普遍使用暴力,由于耕地變為牧場,大量農民被驅逐出土地,"在欺詐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剝奪了自己的所有......非離開家園不可"。至于誰在圈地,傳統的看法當然是領主,他們驅逐佃農進而圈地。這些看法似乎已經是圈地運動的不刊之論,造成了一種思維定式:圈地運動就是領主剝奪農民土地的血腥運動。   

然而,這些看似天經地義的觀點,隨著更為實證的史料被逐漸發現和研討,國際學界看法早已改變,在圈地運動發生三百年后即20世紀初葉,就有研究成果認為,那個時代的人們夸大了圈地的規模和圈地造成的損害,其中美國學者G•蓋伊(Edwin F. Gay)的研究最具有沖擊力。領主圈地是不錯的,不過這僅僅是整個畫面的一部分,事實上佃農也在圈地,富裕農民更是舉足輕重。其實早在16世紀就有學者注意到了農民圈地的歷史史實,可惜沒有引起更多的關注,例如農業史學家菲茨赫伯特 (Fitzherbert)和海爾斯(Hales),以及17世紀的諾登(Norden)和李(Lee)都已經指出:除了莊園領主的圈地,還有佃農的圈地運動。佃農圈地的目標是把分散的條田變為緊湊型的土地(compact field),用籬笆將自己的土地圍圈起來,并逐漸消除公共牧場和荒地,從而增加小麥產量,提高土地價值。19世紀末葉利達姆(L. S. Leadam)出版《圈地末日審判》,根據都鐸政府圈地調查報告寫成,他明確指出圈地運動可以分為兩種類型,即領主圈地和佃農圈地,并認為兩種類型圈地各占一定的比例。20世紀初葉的蓋伊,其后的沃勒斯坦和摩爾皆持相同的觀點。巴林頓•摩爾尤其重視大農的開拓作用,他認為推動農業變革的"真正先驅"恰恰是這些大土地承租人和富裕的個人資產擁有者,而不是"那些被追捧的少數有進取心的領主"。關于都鐸圈地運動的研究,從R•托尼到J•惠特爾,不斷有精品力作推出,不斷深化這一持久不衰的話題??上?,這些頗有見地的學術意見以及逐漸披露的早期法庭檔案等,在國內學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分享和交流,人們往往囿于早期的"圈地印象",以至有將極其 復雜的歷史過程簡單化、模式化的傾向。 

圈地運動究竟是怎樣一個歷史進程?一個觀點的提出是重要的,然而系統而周詳的論證更重要;何況觀點須經受史料的檢驗,是否能夠確立最終取決于史料和數據的支撐程度。也就是說,結論不該是研究的先導,而應當在充分的、實證性的史料研讀之后。

下面的莊園平面圖,可以使我們對莊園格局和敞田制有個直觀印象。 

二 農民整合條田:圈地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1.農民持有地的整合

到中世紀晚期,佃農普遍的愿望是,把敞田上分散的條田變為緊湊型的地塊,同時分割村民共同使用的草地、荒地和林地,將屬于自己的土地置于自己的直接掌控下。在中世紀農業版圖上,個人的持有地散落在敞田上,彼此之間相距很遠。佃戶的條田總是與其他村民的條田參差交錯,而且在強制輪耕制下,土地的空間位置也不固定。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人們越來越不滿意這樣的村莊共同體耕作制度。為了擺脫共同體習慣規則的束縛,為了在獨自占有并獨自耕作的土地上投入更多勞動,增加小麥產量,提高土地的價值,將分散的條田集中在一起成為佃農們的普遍愿望?;蛲ㄟ^協商調換條田,或通過土地買賣和轉租,佃農分散的條田逐漸走向集中。比如,以前相鄰的條田分別屬于不同的佃農A、B、C、D,眼下只屬于佃戶A。佃戶A持有的土地面積也許并沒有多少變化,不過土地組合方式不一樣了,地理位置固定,佃農對自己土地的親近程度也不一樣了。對于公地的使用也是一樣,佃農放棄了他們在荒地和共用牧場所享有的權利,得到了屬于自己的草地和牧場。也就是說,把大片土地上的共同行使的權利轉變為小塊土地的個人行使的權利。地塊整合的流行趨勢不可遏止,歲月在靜消消地流逝,然而千百萬農民參與下的日積月累的積淀,卻留下了不可逆轉的痕跡,到15世紀末葉,與兩百年前相比不論佃農土地的產權狀況還是鄉村田間的耕作方式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這一時期的莊園法庭案卷中保留了大量的佃農之間互換條田的案例。例如,在肯特郡的哈瑞斯海姆莊園(Harriesham),某人擁有3英畝耕地,其中一條田在另一個佃農的土地的中間,后者耕地時犁過了地界,實際上將這塊土地劃歸己有,為此發生訴訟。結果雙方達成協議,為了避免這種不確定情況的再次發生,受害一方將分散的3英畝條田全部交給對方,同時接收對方在另一地段提供的3英畝的整塊土地,實際上通過交換整合了土地。又例如,1548年,沃頓莊園(Whaddon)法庭檔案記載:經協商,農場主亨利•朗和該莊園的若干佃農達成協議,亨利圈占了若干佃農所持有的條田,共14英畝,作為交換,上述若干佃農圈占了亨利分別位于兩處共14英畝的土地。領主同意了這樁土地互換,并記錄在法庭卷宗。佃農互換條田,通常要獲得領主的首肯,并履行相應的法庭手續。當時佃農幾乎都是自由身份,然而他們的持有地性質依然有相當大的差異,假如互換條田的價值有所不同,就需要有一定的經濟補償。比如一方是限期公簿地,一方是世代承襲的自由持有地,前者持有人在互換條田時要給自由地持有人補足兩塊土地之間的市場差額,并將補償條件記錄在法庭案卷備查??梢娹r民的條田交換是自愿的,也是經過法律程序認定的,而且總是考慮到土地的產權因素和市場價格因素;當土地性質的差異可以用貨幣調節的時候,表明中世紀土地產權中的超經濟因素幾近消失。交換條田是農民整合地塊的通常方式,跨越莊園和地區交換條田的情況也不少見。 

土地買賣是農民整合條田的另一個重要渠道。一部分佃農很早就開始買賣土地,通過土地市場擴大自己持有地規模,富裕的大農就是這樣形成的,后來佃農們發現土地買賣、租進租出等,還可以達到土地整合的目的。佃農把條田合并成田塊的過程無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們往往根據自己已持有土地的情況來安排土地買賣,逐漸用一整塊土地來代替分散的條田。例如,在薩??丝さ母窭账诡D莊園(Gorleston),一個習慣佃農將自己持有地12英畝的一半分租給8個人,同時從另外8塊持有地中購進相應的土地。又例如,在科隆達爾莊園(Crondal),理查德通過不斷蠶食的方式極大地擴充了自己的半維爾蓋特田塊,同時卻把自己的2. 5英畝土地轉租給了另一個佃農。亨利承租了佃農理查德的土地,同時把自己持有地中的8英畝賣給了另一個佃農。顯然這些活動的目的不完全在于擴大土地面積,而是通過土地交易調整自己條田的地理位置。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一位佃農出讓部分土地,同時取得對方或他方的另外土地,交易完成后該佃農持有土地面積變化不大,只是地塊更緊湊、更易管理,更直接地處于自己掌控之下。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16世紀的持有地比13世紀更加緊湊,這樣的基本事實使得較大規模的圍圈敞田成為可能。

 個人持有地散落在敞田上,是莊園農業經濟的典型畫面。進入16世紀,許多莊園還保留著或部分保留著這種狀態,同時出現一種新趨勢與之并行:經過合并條田的緊湊化運動,佃農個人保有地不再相隔很遠,而是彼此相連,形成一定規模的地塊或若干地塊。那些土地調查冊(surveys)留下來的地圖顯示,制圖人用大括弧將相鄰的條田包含在內,表示新的變化即這部分條田已屬某個人所有。土地調查員之前描述佃農持有地的用詞是"位于土地A和土地B之間",現在的新詞匯則是"已經連在一起("lying together")。時常,地圖上大括弧里的12個或20個條田屬于同一個人;有時土地調查員則指出16英畝或20英畝位于一處。又如莫頓文獻(Mertondocuments)記載:"托馬斯•斯科特的9英畝土地已經連在一起,位于......""約翰持有16英畝土地已經連在一起,位于......";等等。據估算,10英畝土地規模足以負擔筑籬和掘溝的費用,下一步將連成一片的土地圍圈起來的可能性極大。不過,在分散條田和較 緊湊地塊并行的情況下,局部圈地會產生不少麻煩,兩種不同的耕作制度同時運行肯定產生不可避免的混亂和沖突,比如按照輪耕制和公共放牧的原則,敞田上佃戶的牲畜時常會進入莊稼收獲后的圈地里,后者則認為鄰居的牲畜不可進入圈地??墒乔闆r正在發生變化%個體佃農不再感覺圈地是不可能的",他可以不斷與鄰居們協商,事實上,敞田上不難發現一塊塊被圍圈的土地。

下面的 1590 年的索爾福德莊園部分地圖(Map of Part of the Manor of Salford in Bedfordshire 1590),可以印證農民整合條田的情景。王室土地調查員記載了這一過程并繪制成莊園地圖,該地圖 對于我們理解普通農民在圈地中的地位,頗富價值。

2.農民零碎圈地(piecemeal enclosure) 

瑟斯克指出,在都鐸時代的莊園里,一兩英畝荒地的圈圍,或者敞田中的地塊圈圍,都是時常發生的。在人口稀疏,存在大量荒地而且實行分散耕作方式的地區,也能發現很多佃農圈地的實例。例如在北部的奔寧(Pennine)地區%圈地往往是個體佃農自主推動的,也沒有遇到什么反對的阻力"。佃戶的零碎圈地是什羅普郡圈地的一個特點,根據圈地調查委員會記載,1504年,有7處圈地總共18 英畝,可見是零星圈地。在帕斯洛(Purslow)百戶區,農民圈地面積稍大些,55處圈地中的33處都是 20英畝左右。該郡最大的佃農圈地80英畝,1513年出現在肯利莊園(Kenley)。這些圈地沒有造成 騷亂和人口減少。在克雷文莊園(Craven), 一些佃農小規模地圈占了部分荒地。奧斯維斯莊園 (Oswestry)則不然,1602年圈地調查報告顯示,共有669.25英畝荒地被圈占,其中大部分是由習慣佃農和自由持有農零星圈占的"。在拉特蘭郡,農民零碎圈地同樣普遍,在奧克姆(Oakham)百戶區,一個名字叫亨利-杰維斯的農民,是白金漢公爵的佃戶,他在過去的4年里把11. 5英畝耕地圍圈成牧場;還是這個佃戶,在艾格里頓(Egleton)教區又圈占了 2英畝林地。在貝爾頓(Belton)教區,佃農理查德.泰勒圈占了被稱作"露恩特"的土地,大約8英畝,還圍圈了另外14英畝土地。在伊賓赫姆(Empingham)教區,喬治.麥克沃思將6英畝草地變為牧場,蓋伊•埃德蒙茲將23英畝耕地變為牧場,這些圈地者全部是一般佃農。

其實,佃農零碎圈地早在墾荒運動時期即已啟動,可謂圈地運動的先行者。米勒和哈徹爾認 為,墾荒運動是"小人物的事業"(a small man' enterprise),充分肯定了一般佃農在早期圈地中的開拓作用。佃農侵占荒地通常是蠶食性的,因為有違莊園習慣法,開始悄悄地避開領主的管家。隨著圈占荒地越來越多,墾荒逐漸被承認并納入莊園習慣法,新墾荒地被視作領主的契約租地,這一過程清晰地顯示在莊園租金卷宗和法庭卷宗里面。例如1422年,在阿什頓安德萊恩莊園(Ashton-under一 Lyne),自由地持有農和公簿持有農圈占了大量林地和荒地,并為其中的部分土地支付13先令4便士和10先令的貨幣租金。另根據1564年一份特許狀記載,佃農主導了翰布勒頓(Humbleton)和霍爾德內斯(Holderness)兩個莊園的圈地,通過協議圈圍了一處荒地。小規模圈占公地一直在持續, 即使茅舍農亦可能圈占一兩英畝荒地,且時??梢?。1608年,蘭開郡利瑟姆莊園的32個佃農,經領主同意,每個佃農按照保有地的大小在公地上獲得了同等面積的土地,同時支付相應的費用;這些佃戶還獲得并分割了另外100多英畝荒地。與此同時,領主圈占了剩余的荒地,后來也是租給了佃戶。也有莊園佃農與領主協商后,每人無償圈占3英畝公地,可供牧養2頭母牛,無須支付地租或費用。這大 概與那里的土地寬裕有關。這種公地上的零碎圈地,一般都比較分散,很少引起較大的爭議。

然而,在敞田中圍圈條田就不那么簡單了,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敞田制下,村民生產活動有著強烈的整體性和協調性:土地是個人保有的,然而其土地的位置是定期輪換的(強制輪耕制);佃農耕作與放牧時間也是由村社統一安排的。一旦某人將敞田中一塊耕地周圍豎起籬笆或挖下溝壑,不論大小,他會立刻引發騷亂和不安,陷入與鄰居們的沖突中,因為他侵害了傳統的公共放牧權以至影響整 個田制的運行。由于公共放牧權涉及佃戶群體的共同利益,村民很容易被煽動,甚至對圈地佃農暴力相向。在諾??丝さ牟祭姿固氐虑f園,佃農羅格斯用樹籬來標識他圍圈地的北部邊界,結果該莊園領 主叫來了堂區教士并聚集二十多個佃農,夜半時分拆除圍籬,痛毆圈地者羅格斯。羅格斯嚇得不敢回家,抱怨領主要驅逐他并剝奪其土地繼承權,與之類似的情況發生在卡布魯克莊園,在實行輪耕制的敞田上,佃農佩恩突然用樹籬和溝渠圈圍3英畝公簿地,此事成了他與其他村民爭執的焦點。出于對 自身安全的擔心,他從國王那里取得一張和平令狀,并通過治安官轉交給領主,領主的回答是:"上帝 為證......我才是這片土地的領主!"莊園法庭作出了終止圈地的判決,該佃農拒絕出庭,結果領主呼來七八人強行拆除了圈地柵欄。

盡管單方面圈地常常引起糾紛甚至訴訟,可是佃農零星圈地還是逐漸多了起來。莊園法庭積累了越來越多的關于圈地的處罰案例,可以證明個體佃農進行的小規模圈地多么普遍。1405年,福賽特(Forncett)莊園的一些習慣佃農被罰款2先令2便士,因為"他們違反莊園慣例,將自己在敞田中的土地圈圍起來,致使其他佃農無法在收割莊稼后進入放牧"。另一個案例也有類似的問題,他們圍圈耕地后阻止其他佃農進入,本應開放為牧場,他們卻播種耕作。1418年,卡斯爾庫姆(Castle Combe)莊園法庭指控三個佃農,未經領主允許在公共牧場上播種,按照輪耕制規定應該向全體村民 開放為牧場的時候他們卻獨占了這塊土地。

由于農民圍圈條田普遍化,一些莊園法庭逐漸默許了圈地,但是要經過一定程序并收繳一筆費用,據記載,1448年,該案例發生在布萊廷頓(Bletchingdon)教區大修道院領地,科克拉夫特莊園(Calcroft )佃戶圈地,不過圈地佃戶自愿支付一筆費用給教堂和領主法庭,金額根據圈地大小核計。當時該莊園總共有12塊圈地,每塊圈地支付的費用從16便士到6先令8便士不等,總計達34先令。一個世紀后,仍有農民小規模圈地的記載:在萊斯特郡的布魯姆金斯索普莊園(Bromkinsthos pe),兩個約曼農,魯丁和達內特一致行動,在1561年7月的一天圈占了28英畝敞田??梢娹r民的零 碎圈地是持續進行的,這類圈地規模雖屬一般,卻影響很大。萊斯特郡郡史作者指出:圈地統計數字 證明,這類零碎圈占的數量和后果不可小覷。莊園領主們事實上已經默許佃戶的零碎圈地行為,只 有那些未經領主許可的圈地行為才會被訴諸莊園法庭,所以我們看到的圈地案例不足以反映農民圈 地的全貌。按照規定,佃農圈地要經領主和其他佃戶的同意,單方面圈地會常常遭致嚴重后果,1579 年,在舍瑞弗哈爾斯(Sheriff hales)莊園法庭,那些未經許可圈地的所有佃戶都被起訴,判決結果是, 除非獲得領主的許可,否則已經圍圈的土地須重新開放。牛津郡郡史載及的一個案例,對于違規圈 地者不可謂不嚴厲:一個叫巴斯的佃農,被描述為"佃戶中的破壞者",除了科以罰款,還被逐出房舍與 土地,因為他的"圈地造成了對鄰居的危害"。

零碎圈地通常是個人行為,后來往往是若干佃戶的聯合行動。在貝德福德郡的索爾福德莊園 (Salford),大部分土地仍然處于條田制之下,不過8個佃農還是圈圍了大約51英畝土地,每人圈圍2英畝到17英畝不等。在北安普敦郡的威登韋斯頓莊園(WeedenWeston),除了直領地的承租者圍圈了大片土地以外,3個較大的佃農圍圈了28英畝,分散在幾處,被記載為"在幾處地塊上圈圍/此外,莊園中部的一些土地,其性質不甚明了,14個佃農將其分割并圍圈,每塊圍圈地少則兩三英畝,多則15或20英畝。佃農圈地取得很大的成功,特別是地處米德爾塞克斯郡的埃奇韋爾(Edgeware)和金斯伯里(Kingsbury)兩個莊園。從1597年繪制的地圖上,沒有人能猜出那里曾經存在過敞田耕作方式,每個佃農的小塊土地都是集中在一起的,用籬笆彼此分隔,不再是舊式的"蛛網"布局,而是不規則的棋盤式的現代農業。這樣的田制景觀絕非朝夕形成,其中相當一部分應該歸功于廣大的佃農。一系列案例表明,圈地逐漸被人們所接受,零碎式圈地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莊園共同體耕作的慣例。  

3.農民自發"協議圈地"(enclosure by agreement) 

農民圈地還有一種重要形式,既不是交換條田,也不是零碎圍圈,而是由村民共同體協商決定,可稱為"協議圈地/在這個過程中,所有佃農的利益都得到了考慮,并且有機會充分協商,其合理性明顯高于個人零碎圈地的方式。1589年,約克郡的布拉德福德莊園(Bradford)的村民擬圈圍附近的荒地,村民大會在荒野上舉行,所有佃農都參加了 ,基本達成分割公地并圍圈之的一致意見。在諾森伯蘭郡,圈地運動開始后,比較快地終結了相當一部分敞田,協議圈地是其重要方式。該郡的萊斯伯雷莊園(Lesbury),1597年12月6日所有佃農在莊園法庭集合,經協商決定:"從今天起到翌年3月1日期間......每個佃農要把自己的土地圍圈起來。"1567年,該郡的塔蓋爾莊園(Tuggal),布萊福德家族的土地幾乎全部圍圈,該家族掌握了該村的大部分土地,不再與其他佃農繼續沿用古老的共同耕作方式。他們也是采用了協議的方式,經領主同意,該村佃農共同協商,切割公地并分別圍圈,至此該 村大部分土地擺脫了中世紀的敞田制。英國學者格雷稱,這是伊麗莎白時代典型的圈地方式。

在牛津郡布萊廷頓教區,1539-1596年間,通過佃農間的合作與協商,碎片化的條田土地狀況被系統改造,其中大約有780英畝土地得到圍圈,占據該教區可耕地的40%以上。1610年,牛津郡的李弗隆莊園(Lea Furlong),經佃農協商圍圈了大約360英畝的共用牧場。圍圈后的公地分屬于不同的佃農,這些獲得了荒地的佃農宣稱,從此他們可"從自己的土地上"獲取薪柴了。協商方式也用于比鄰村莊的公地分割,1576-1594年間,蘭開斯特郡,沃勒教區(Whalley)一塊公地曾被三個村莊村民共享,現在經由三個村莊協議后分割,三村莊分別是克萊頓一勒一莫爾斯、阿爾漢、阿克林頓。

來自16世紀圈地調查委員會的報告顯示,一些地區圈地的推動者不是領主,也不是佃農個人,而是村莊共同體的協議運作。莊園文獻向我們提供了村莊共同體推動公地圈占的許多細節,通常的程序是先以共同體名義占有牧場和草地,然后經協商后在佃農之間分割,每人分得的公地面積明顯參照了其持有地田畝,一如當年佃農在公地上放牧牲畜的數量與其持有地面積成一定比例一樣,可見習慣法的原則仍然在發生作用。共同體協議方式也運用于條田的整合和圍圈,在多塞特郡的尤爾尼莊園 (Ewerne),經佃農協商并得到領主的許可,人們將分散的條田合并成緊湊的持有地。林肯郡的北凱爾西教區(North Kelsey)為了克服土地分散的狀況,盡管有一些地產主反對,自由持有農與領主協商后自1591年啟動圈地進程,并且關注到貧困小農的利益,在圈地中對茅舍農做出了一定的補償。在一些情況下,佃農與領主的雙方意愿一時難以達成共識,村莊共同體總是組織佃戶與領主討價還價,往往經過反復交涉,雙方多次妥協才能達成協議。據布萊姆希爾莊園(Bremhill)法庭案卷記載, 1578年,領主愛德華.貝頓同意佃農圈占公地,佃農之間也可以互換條田,不過圈地佃農每年要向領還有一種情況是,經過長年累月,公地已經被佃農們逐漸蠶食,有的種莊稼,有的過度放牧,而且東一塊西一塊的相當零散,為了更加合理地使用原有公地,滿足放牧需要,村民們決定重新分割公地,萊斯特郡斯克曲利莊園(Sketchley)即屬此類情況。這是個僅有6戶人家、400英畝耕地的小村莊,他們是不居鄉的肯特伯爵的佃戶。在沒有莊園領主參與的情況下,佃戶們達成一致意見并擬定了書面協議書:佃農之間通過相互交換已占有的土地,使自己在公地上的土地集中起來。由于交換后自己的土地可能變成別人的,為了保護地力,交換前須限制牧場過度使用,每戶放牧牲畜的數量至少減少三分之一,事情雖小卻反映了農民共同體考量問題的理性和周全??墒瞧渲幸粋€叫懷特曼的佃農,無視已達成的協議,拒絕與別人交換土地,妨礙了實施進程,村民們于1604年將其起訴到衡平法庭(High Court of Chancery),尋求法律手段迫使其就范。雖然法庭記錄殘缺不全,但還是可以看出,起訴懷特曼之前公地的圍圈已經開始。根據協議村民們一方面進行土地交換,另一方面讓種上莊稼的土地退耕還牧,如杰克退耕2英畝,泰勒和里德退耕2英畝,一位不具名的佃戶退耕13英畝,另有兩位不具名的佃戶退耕4英畝。被告懷特曼承認曾參與討論圈地計劃,但否認同意圈地,他以堅持傳統的公地權利為名,一拖再拖。而其他村民態度一致,也很堅決,他們認為"公地制度已經變得讓人難以接受"。毫無疑義,村民圈地完全是自發組織的,并依照法律程序處理問題,令人感興趣的是,村民圈地起訴的對象不是領主,也不是大農,而是與他們一樣的普通佃農,因為他沒有遵守大家議定的圈地協議。敞田制是一種村民協作的種田制度,通過協作方式使之解體顯然是最經濟合理的方式。協議圈地只是把一大片土地上共同行使的權利轉變為一小塊土地個人行使的權利。佃農放棄了他們在公地、草地和牧場上所享有的份額,得到了更小的但屬于自己的土地、草地和牧場。后者的價值比前者要高得多。 主交納大豆,每雅德土地交納一蒲式耳。另一方面,領主貝頓及其繼承人不得在莊園公地上放牧。 這一類型的圈地協商中,可明顯看出雙方妥協的痕跡,村社共同體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農民和領主,誰主導的圈地的比例更高?各莊園情況不一,牛津郡的一則史料明確顯示了農民圈地的作用更大。在牛津郡布萊廷頓教區,1543-1544年間的一份調查顯示,領主和佃農都有土地圍圈,領主珀爾將直領地圍圈,而佃農圍圈了 42處耕地和草地。文獻資料沒有提供領主和佃戶圈地的面積,不過列出了二者的租金數額,當時人們更看重土地價值而不是土地面積。"以土地價值來看,圍圈的領主直領地中的耕地和草地,每年租金4英鎊4先令10便士;而其他農民圍圈草地和耕地,每年租金高達34英鎊9先令。"顯然調查者意在強調,散見在莊園各處的佃戶圈地的面積更大,價值更高,而領主圈地不過是佃農圈地的1/9?1/8。我們有理由相信這種情況絕非個案,可是難以估計有多大的代表性。

農民圈地的意義不在于數量,而在于表明農民大眾的經濟社會要求與圈地運動的方向并行不悖,它是圈地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廣泛加入了條田調整的地塊整合活動,沒有這樣普遍的基礎性的田制改造,圈地運動是不可想象的。這是一個緩慢的累進式的圈地,主要目的是改善耕地,提高效率,開創了土地的單獨耕作制(arable severalties),從而沖擊和破壞了共同體耕作制度,后者是中世紀的社會基礎。普通農民這樣的圈地方式一直延續下來,不論零碎圈地還是協議圈地,盡管遭遇各種爭議,對于圈地運動的作用決不可低估。16世紀英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仍然是農民,一半以上的土地控制在他們手里,倘若他們中的多數人都厭倦了舊田制,樂于接受新的耕牧方式,實際注定了條田制瓦解只是個時間問題。

三 大農一鄉紳階層是圈地主力  

嚴格說來,圈地運動自中世紀晚期即已啟動,普通農民自發地整合分散條田,對舊田制具有基礎性的顛覆作用。農民的目標是把敞田上分散的條田變為緊湊型的地塊,同時分割公共放牧權,試圖直接掌控自己的土地。隨著富裕農民群體的出現,富裕農民即大農在圈地中的中堅作用不可忽視,16 世紀中葉后這種作用愈發凸顯出來?!毒S多利亞郡史•萊斯特郡》作者指出,在新的經濟社會背景下,社會上層已經不能壟斷獲得利潤的機會,"農民逐漸成為圈地的主要參與者",這里的農民主要指大農,當然還有鄉紳。正如作者接下來要指出的,他們通過圈地獲得利潤,不斷擴大農業經營。農業資本家就是從這些人中產生。他們如魚得水,正在擁抱自己的時代。

1."大農一鄉紳階層"概念  

大農是圈地的中堅力量,這與富裕農民經濟的自身性質有關。眾所周知,在中世紀農民自由和經濟狀況普遍改善的基礎上,經過若干世紀積累,出現了一批有著較大土地面積和羊群的大農,他們的土地經營不再僅僅滿足自家消費,而主要為市場提供農牧產品,與市場有著相當密切的聯系。隨著土地規模擴大,大農經濟的勞動力也來自市場,實際上富裕農民經濟已經具備了農業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大農在與領主直領地經濟的博弈中初露鋒芒。勞役折算,實行貨幣地租后領主一度也雇工經營直領地,也離不開市場要素,因此與大農經濟形成競爭對手。大農不是靠資金和經濟規模,更不是靠身份地位,而是靠勤奮的經營,錙銖必較的計算,以及對市場行情的了如指掌。憑靠自己摸索出來的生產與交易一體化模式,他們在市場經濟的搏殺中游刃有余,充滿活力。大農經濟與封建領主爭市場、爭勞 工,最終競爭生產效率,使領主經濟遭遇到極大的壓力,總是入不敷出,常年虧損,大多面臨破產的威脅。莊園查賬官年終報賬時總是說:"今年又虧了!"并建議領主"應當像其他莊園那樣把直領地租出去"。魯特蘭公爵的莊園管家在賬本里寫道:"土地在領主手中,故無利益。"領主直領地經濟的最后結局,幾乎都是被迫出租,而且大多出租給大農,直領地出租意味著封建領主退出生產領域。

就新型農業經濟而言,土地不再僅僅為了糊口,也不像封建采邑那樣是政治身份的憑據,而主要是攫取市場利潤的平臺。圈地可以提高土地效益,遠遠高于分散的條田,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說,沒有人比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莊稼里手、又最先從市場經濟殺出的大農,更熱衷于擴張土地、圍圈土地,更急于擺脫共同體田制束縛。他們是圈地的直接動力,沒有富裕農民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持續幾百年的圈地運動是不可能的。

到中世紀晚期,一部分富裕農民與鄉紳已然相當接近。16世紀起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增強,約曼與鄉紳之間相互滲透和交叉,他們之間的界限更加模糊。許多所謂的鄉紳,不久前還是約曼。例如,1551年萊斯特郡一個叫作赫福德的約曼,從鄉紳阿什手里買下一個500英畝的莊園,1577年該約曼去世后其孫子繼承家產,并于1597年開始圈地,在10年后的一份圈地報告中該約曼繼承人的身份已經是鄉紳。這種情況并非個案。羅斯說,,約曼有時比他們的鄉紳鄰居還要富有"。約曼和鄉紳的經濟社會地位如此接近,以致出現了"寧為約曼頭,不做紳士尾"那樣的英格蘭諺語。二者還有著共同的價值取向:"他們改革耕作,約曼與鄉紳一樣是農業改革家,也一心追逐土地利潤。"基于這種交融,英國在貴族與普通農夫之間出現了強有力的中間階層,這個中間階層是農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最早開創者,從而有別于英格蘭和歐洲其他國家。16世紀末葉英國牧師兼歷史學家富勒(Fuller)曾自豪地贊賞這一社會結構的變化,并與法蘭西、意大利和德意志做了比較。他說,在英格蘭,"一位杰出的約曼,就是一位款步而至的鄉紳,而且這樣的現象越來越普遍。而法國和意大利,好像是這樣的骰子,在5點與1點間沒有別的點位,如同他們那里除了貴族就是農民。德國有一類農民(boors)似乎與我們的約曼相似,但受到古老的家族貴族的專橫侵吞,使他們的社會等級不可能有什么變化。"在英格蘭,榮譽的圣殿不對任何人關閉,只要你能邁過它的門檻。"富勒的比喻相當形象,他說其他國家的社會結構如同這樣的骰子,只有5點與1點,即只有貴族與農民;然而英格蘭非同凡響,在二者之間產生了中間階層。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素很多,筆者以為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在英格蘭,以雇傭經濟大農為基礎形成了中間階層,而且如此強大,以至于上層社會的大門無法關閉,即王權和貴族無法形成壟斷性力量,因而無法壟斷整個社會。顯然,這也是為什么圈地運動首先發生在英格蘭的重要原因。

現代歷史學家沃勒斯坦也肯定了該時期英格蘭社會結構的變化。他指出:"16世紀,特別1540- 1640年之間,是一個階級,一個農業資本家階級已經形成的時期--這個階級的上層是'鄉紳',下層則是‘約曼',約曼即大農,他們和鄉紳一起組成鄉村社會的中間階層,以后還有投資土地的商人等加入,可稱他們為"大農一鄉紳階層",其實就是農業資本家階級,也是第三等級的主體。他們有著新理念、新品質和新訴求,正在打造一種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其中大農在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的開拓性和基礎性作用,尤其應當給予充分重視。該階層是圈地運動的中堅力量,事實上,圈地運動前大農一鄉紳階層的土地占有優勢已經相當明顯。

2.為攫取土地經營的市場利潤而圈地  

為了獲得土地利潤,首先要將土地集中起來,值得注意的是,15、16世紀英格蘭的土地不是集中 在封建領主手里,也不是集中在土地投機商手里,而是集中在一部分生產者手里,即熱衷于土地經營的大農手里。托尼告訴我們,在1500年左右,如果你有機會作為陪審員問詢鄉村長者一些土地問題,你很容易得到下面的回答:這里一直存在著大量土地買賣,主要是習慣佃戶所為,總的趨勢是條田地的合并以及持有地的集中。長者會說,"祖父時期的若干維爾蓋特耕地","它們曾分別屬于A、B、 C、D,現在則單獨屬于A。過去每人占有一塊持有地,現在則占有兩三塊/維爾蓋特(virgates)或半維爾蓋特,即30英畝或15英畝,過去曾是佃農的標準份地單位,眼下這些詞匯已然沒有什么意義了。"過去每個人都有一塊持有地,而且是分散的......現在,盡管原來持有者古老的名字還存在,但是這些家族名字與當下實際擁有那份財產的家庭已是兩回事了。例如富蘭克林購買了達蘭特、甘特和布萊克的土地,維特斯購買了帕里的土地,與此同時,另一個佃農布萊克威爾則收購了更多的土地,包括佃農裴諾、普伯和霍金斯的耕地和草地,以及前述布萊克剩余的持有地。"牛津萬靈學院檔案室文獻所 作的上述描述,生動顯現了一般佃戶的土地正在流向大農。借助空前活躍的農民土地市場,土地資源 在這部分農民手中不斷地調整,成為鄉村土地整合的重要環節。 

C•戴爾采用抽樣方式,將15世紀農民保有土地的情況與13世紀末做了比較,表明農民占有土地的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我們看到,與13世紀末相比,15世紀大份地持有者明顯增多,大份持有地在全部佃農土地中的比例也在增加,如在哈特伯雷莊園,大份持有地所占比例竟然達到67%,增長17%。令人感興趣的是,小土地并沒有隨之增加,反而減少了 11個百分點,中份持有土地也隨之減少??死锓蚯f園、翰伯雷莊園和亨伯雷莊園的發展趨勢與之相近,只是程度不同。很明顯,大農新增土地很多來自農業轉移人口,后者由于在其他生產領域或城鎮找到更適宜的生計而放棄土地,也就是說,市場行為的土地集中是與經濟社會的整體發展同步的,大農的土地集中不一定以擠壓一般佃農為代價,所以數據顯示小農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土地集中未必總是哀鴻遍野??傮w來看,圈地運動前大份地持有者數量增加了,而隨著勞動力轉移佃戶總數卻遠少于二百年前。從另一個角度看,土地集中的腳步在加快,勢必伴隨著大農經濟的繁榮和發展一一該時期大農的表現不同凡響。  

土地市場無疑是土地流通和土地集中的重要渠道,進入16世紀后大農沒有停下聚集土地的腳步。1544年的一項調查報告,提供了大農從修道院土地拍賣中獲益的事實。例如,一個名叫戈德斯通的佃農,除已經圍圈的土地外,還購置地產21;英畝;一個農夫名字是奧斯內,也擁有圈地,同時購置77英畝;另有一位佃農姓名不詳,進賬約48英畝自由持有地等。理查德森可成為另一個典型案例,他是大農,還是佩爾姆斯教區執事,數十年中不斷購買和承租土地,大小不拒,有時一兩英畝,有時則一次購進50英畝以上,到1528年理查德森去世時已坐擁297.5英畝土地,相當于2000市畝。不止這些,他還承租領主托馬斯•懷斯特等一部分土地,為此支付30先令5便士租金。顯然,此時大 農的胃口比15世紀時更大。有證據顯示,16世紀土地合并的趨勢持續發展,"出現了持有大片土地的富裕農民階層,最富裕的和最不富裕的農民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許多習慣佃戶占有土地規模 達到80、90或100英畝,其中不少土地原本屬于不同的佃戶。有的習慣佃戶甚至成為其他佃戶的領主(landlord),在亞特雷莊園(Yateleigh),-個公簿持有農擁有20個次級佃戶(sub -tenants),可見 集中的土地之多,這在16世紀并不少見。還不要說更大手筆的土地交易,交易者就是一個農民,例 如伊麗莎白一世時,約曼農巴利斯頓出資2050英鎊買下一個田莊;一個叫作奧斯丁的約曼則以5000 英鎊買下一個400英畝的莊園。 

領主土地也流向大農。在市場打拼中逐漸嶄露頭角的富裕農民,很久以來就在整合和聚集小農地塊,后來承租領主大面積的直領地,他們手里的土地急劇增加。蘇塞克斯郡一則文獻顯示,大農在許多地區成為領主直領地承租人的主體。1570-1649年間,67個莊園直領地承租者如下:約曼30 人,其次是紳士 18人;再其次是商人12人、農夫3人。約曼和鄉紳占直領地承租人的90%以上,其中約曼最多。大農承租直領地的事例不勝枚舉,此不贅述。有時,大農還可能一次性買斷領主的土地。1586年,領主出售的土地和草場,位于兩個地區,結果全部落在一個大農手里??傊?,不論來自小農還是來自領主,土地在大農一鄉紳階層手里逐漸集中起來。他們可能再次出租這些土地,更多的情況是,他們直接經營這些土地。當土地入賬時,他們第一個愿望就是將地塊整合起來,繼而圍圈起來,實行有效管理,提高土地價值。擴張土地、圍圈土地的愿望,大農比任何人都更強烈。

大農承租領主直領地后就積極推動直領地的圍圈,承租土地為了贏利,而他們最基本的贏利手段 就是新型農場式經營,使土地有別于敞田,圈地勢在必行。同時,他們手里本來就聚集了一定面積的土地,為規模性圈地做了準備。例如,萊斯特郡的塞丁沃斯莊園(Theddingworth),大農布羅卡斯通過各種方式聚集土地,有的從領主和其他佃戶手里購買,有的通過婚姻和繼承方式獲得,到16世紀晚期其控制的土地達40. 5維爾蓋特,占整個村莊土地的80%以上。1586年后,布羅卡斯征得了其他自由土地持有農的同意,基本完成了該村莊全部土地的圍圈。據牛津郡史記載,1496年,大農庫珀承租了哈德維奇莊園(Hardwick)的領主直領地,隨即開始圈地,將其變成了一個整合的圍圈起來的農場。他又購買了村莊其他的小塊自由持有地,兩種類型土地混雜一起,當他1513年離世時,已購自由持有地與承租地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牛津郡的另一則史料,也表明大農的經濟活動相當活躍。在卡索普莊園(Calthorpe),1617年,四個自由持有農圍圈了他們共同擁有的36雅德草場,顯然屬零散圈地,由于他們在維克漢姆莊園(Wickham)還持有土地,故此要求享有該莊園的公共放牧權,引起該莊園領主不滿,發生訴訟。教區法庭決定約束他們一下,一方面禁止這些自由地持有人繼續圈地;另一方面,限制他們在維克漢姆莊園的公共放牧權,每人每雅德土地僅允許放牧20只羊,低于一般佃農放牧牲畜的數量。顯然,富裕農民農牧兼做,胃口越來越大,在不同的莊園擁有耕地或牧場,并且渴望更多的土地,圈地隨時可能發生。

大農之所以熱衷于圈地,是因為圈地后利潤明顯。17世紀的作家諾登曾指出:"1英畝圈地價值等同于1. 5英畝敞田土地。"另據17世紀一位土地調查員提供的數據,二者之間的價值比是1:2,即提升100%,具體例證是:1636年在沃里克郡有一塊30雅格的土地,其中22雅格被圍圈,其余8雅格仍在敞田中。圈地前,兩部分土地的單位價格相同;圍圈的土地每雅格上升為20鎊,而敞田上的土地價格仍為10英鎊。萊斯特郡的一項記載支持了土地調查員1:2的估計。萊斯特郡南端考特斯巴赫莊園(Cotesbach),土地的結構在16世紀的一百年里沒有根本性變化,但是1603年至1612年間因土地被圈圍而產值明顯提升,領主的收入翻了一倍。根據白金漢郡、北安普頓郡、牛津郡和沃里克郡九個教區的圈地資料,利達姆統計出圈地后的牧場相比敞田制下的耕地其價值提高了123%。也有一些估計更樂觀些,16世紀一位農業專家圖瑟爾(Tusser)認為,圈地是條田地生產能力的3倍。亨利•貝特是埃姆斯維爾(Elmswell)的農場主,也是著名的1642年農書的作者,他對圈地的益處說得更具體:這塊牧場(在我父親剛獲得時)出租給自己的佃戶,每塊土地租金2先令,之后是2先令6 便士;再之后是3先令;但現在被圈圍之后,土地租金相當于之前的3倍。18世紀作者對圈地后的生產效率評估則更高。

這些估計的準確性難以評判,不過圈地后價值增高,經營者獲利豐厚是沒有異議的。大農因追求利潤而圈地,又因圈地而更加發達起來,格斯特洛是其中一例。理查德•格斯特洛是富裕約曼的第三個兒子,居于牛津郡皮斯康特莊園(Prescote)。1592年,他從達沃爾斯家族手中獲得了直領地的第一份租約,隨之圈地,明顯提高了土地的質量和價值。以后不斷續約并不斷擴張土地,依靠經營圍圈的土地,這個約曼佃戶成為牛津郡的一戶旺族,持續二百年,其農場被人們描述為"以前圈圍的、罕見的、 肥沃并養活了相當多人口的土地/牛津郡郡史作者認為,,早期的土地圈圍為格斯特洛家族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又如,佃農出身的斯賓塞家族圈地和經營土地的過程,也是一部大農發家史,最后竟晉身貴族!斯賓塞在15世紀晚期還身份低微,家族財富奠基人約翰•斯賓塞,其名字最早出現在1497年11月26日的一份契據中,身份是牧場主。大約1500年他開始零碎圈地,將購進或租進的土地圍圈,并轉型為資本主義牧場。1512年,他圍圈了沃里克郡兩個莊園,繼而圍圈了北安普敦郡一塊土地。與此同時,他還獲得了沃里克郡和北安普敦郡若干魚塘的自由飼養權。同年2月20日,他將上述沃里克郡兩莊園的另外40英畝耕地撂荒,主動拆毀自己擁有的一處宅院;12月,他又圍圈了撂荒的這40英畝耕地和另外40英畝林地及其附屬物,并使其與自己的另外一個牧場相連,成為一個頗有規模的牧場。幾年后,斯賓塞又購買了上述兩個莊園的一塊圍圈地,大約半犁地,原屬一位已故侯爵,斯賓塞將其變為牧場,致使4人離開土地。斯賓塞家族逐漸發達起來,后來為了購買國王的一塊領地,一擲千金,不惜投入2000英鎊。17世紀初羅伯特•斯賓塞晉升為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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