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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位置: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網 - 佳篇共賞 - 陳志堅 謝潔宇:身份、責任與傳統:近代早期英國嚴格土地授予再審視(上)

陳志堅 謝潔宇:身份、責任與傳統:近代早期英國嚴格土地授予再審視(上)
來源:《世界歷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19/12/23] 瀏覽:

內容提要 嚴格土地授予是近代早期英國地產階層廣為使用的一種家產配置方案。與中世紀的類似手段相比,嚴格土地授予更多地呈現“保守”之特性,明顯與社會轉型時期勃興的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相背離,以至于被稱為“長子繼承制的反動”。“內戰危機說”與“雙向運動說”均不能恰當解釋嚴格土地授予在近代早期興起的機制。對社會轉型時期復雜社會背景的考察表明,嚴格土地授予實際上是地產貴族在喪失經濟上的相對優勢之后實施的一種防守型策略。面對不斷上升的鄉紳、中產階級等新貴,地產貴族能做的便是緊緊抓住他們在地產、門第、政治等方面的優勢,重新打造出一個能有效區別于其他階層的標識,以保護其不斷遭受威脅的統治地位。關鍵詞 近代早期英國 嚴格土地授予 大地產 長子繼承制 社會轉型


在前工業社會中,家產繼承無疑是人們傳承世系、延續并擴大其家族影響的主要手段。對于地產貴族而言,情況更是如此,因為地產與頭銜、名號、統治權等因素密切相關。中世紀及近代早期,英國實施的是以長子繼承制為主要特征的普通法繼承規則。這種自上而下推行的繼承規則不僅詳細規定了家產繼承的順序和比例,還剝奪了地產主利用遺囑自行安排家產的自由,極大地忽略了地產貴族的個體需求。因此,在有生之年自行設計家產配置方案(family settlement)以規避上述規則便成了英國地產主的不二選擇。封建社會早期盛行的嫁妝(maritagium)、十三四世紀流行的限嗣繼承(entail)、15世紀興起的用益權(uses),以及十七八世紀被廣泛采用的嚴格土地授予均屬此類。在家產配置方案發展的過程中,雖然其形式不斷變化,逐漸從相對簡單的生者之間贈與(inter vivos gift)演變成復雜的婚姻契約(marriage contract),但其本質卻鮮有改變——幫助地產主實現對家產去向最大限度地控制。

近年來,這些家產配置方案因其相對于長子繼承制的非主流地位而頗受學者關注,于其之中,嚴格土地授予筆者曾撰文分析嚴格土地授予(strict settlement)又因與近代早期“大地產的興起密切相關而吸引了更多研究者的目光,并于20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形成了相對集中的研究成果。但縱覽這些成果不難發現,相關學者的研究多聚焦于嚴格土地授予對家庭成員財產繼承份額以及對更大的社會結構——家庭——及其演進而造成的影響,雖然部分內容已經觸及對嚴格土地授予性質與成因的考察,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沒有認識到社會轉型所賦予嚴格土地授予的獨特性,從而也就未能進一步揭示嚴格土地授予勃興的深層原因。本文擬在考察嚴格土地授予實踐及轉型時期社會背景的基礎上,探討地產主設計、實施嚴格土地授予的內在動因。

 

 

什么是嚴格土地授予

嚴格土地授予是自17世紀中期起在英國地產貴族中流行的一種家產配置方案,它的實施一般包括四個步驟:首先,家長于長子成年或成婚之時放棄處置家產的權力,并把部分或全部家產轉入用益(uses);其次,家長指示用益權人(trustees)在其本人死后,將長子變為終身地產保有人(life tenant),賦予其終身享用家產收益,而非處置家產的權力;再次,將長子尚未出世的長子提前確定為限嗣繼承人(tenant in tail);最后,家長指示用益權人利用家產收益為長子之外的其他家庭成員提供金錢資助。

從上述步驟看,嚴格土地授予是由家長與其長子共同設立,家長去世之時即生效的一種家產配置方案。于其之中,家產權利被裂割為三,并分屬于家長、長子與限嗣繼承人,在三者之間造成了彼此制衡的態勢。家長獲得了配置家產的權利,卻喪失了處置家產的絕對權力;長子獲得了終身地產保有權(life tenancy),享有地產收益,但失去了家產配置權;限嗣繼承人獲得繼承權,卻不享受地產收益。如此看來,嚴格土地授予的直接目的有二:其一是確保家產不被分割、轉讓,并能在家族內部完整地傳承;其二是綜合考慮繼承人之外其他家庭成員的資助份額及方式。

至此,事情并未完結,待限嗣繼承人成年或成婚之時,長子也會有類似的操作,并重復上一個嚴格土地授予的所有步驟。如此一來,如果家庭中每一代人均能以此方式配置家產,不出意外,則可實現家產完整地在家庭內部持續流傳。然而,現實中總是不乏意外。比如,家長可能在實施嚴格地產授予之前就已撒手人寰。據統計,17世紀后期,貴族長子的平均結婚年齡為28歲,但僅有50%的父親能活到長子成年(21歲)。顯然,能活到長子成婚的父親的比例會更低。除此之外,上述“意外的列表還可無限延長:長子無嗣而終;限嗣繼承人生身為女;限嗣繼承人夭折……然而,相對于這些自然因素,人為因素導致的意外才是致命的。比如,作為未來繼承人的限嗣繼承人是否愿意與長子合作并繼續實施嚴格土地授予?從角色設定來看,限嗣繼承人完全可以拒絕這樣做。這是因為,他只需耐心地等到長子去世,即可通過“合謀訴訟common recovery)解除固定在家產之上的限嗣繼承權,隨后,他可輕易將家產轉化為無條件繼承地(fee simple),并獲得對家產的絕對控制權。

但現實之中,限嗣繼承人一般不會做此選擇,因為這會讓他同時面臨生活和社會兩方面的巨大壓力。首先是生活壓力。如前所述,在業已生效的嚴格土地授予中,作為終身地產保有人的長子掌握著家產收益,限嗣繼承人雖有繼承人之名,但并不控制家產收益。因此,自拒絕長子之日至長子去世,限嗣繼承人要么自食其力,要么仰賴長子提供的生活費過活。在實踐中,限嗣繼承人往往選擇后者。此時,長子若以停供生活費相威逼,限嗣繼承人自然會乖乖就范。詩人雪萊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他開始時還要與父親抗爭,希望能靠借債來熬到父親去世,但后來卻不得不妥協。他說:除了讓步我別無選擇,所謂的堅定讓我一貧如洗。生活之外,還有來自社會的壓力。在社會上層中,能否保持家產完整儼然已是評判繼承人的重要標準。為避免被稱為敗家子,很少有人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韙攫取并隨意出賣家產。由此我們認為,限嗣繼承人一般不會拒絕長子的續約請求。

循此模式,嚴格土地授予可在地產主家庭內部不斷更新,地產主的家產也可相應地長久流傳。西約克郡的霍瑟姆家族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自1680年第二代霍瑟姆男爵施行了嚴格土地授予后,該家族的地產就得以完整地代代流傳,直到1872年,第十四代男爵仍在使用同樣的方式配置家產。

17世紀80年代之后約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嚴格土地授予在地產主中迅速傳播開來。1680—1720年,在肯特郡和北安普敦郡,80%的地產主使用它配置了家產。在地產貴族中,它的傳播尤為迅速。1680—1720年,全英的地產貴族幾乎全部實施了嚴格土地授予,在實力鄉紳與低等鄉紳中,這個比例分別是84%和73%。另外,嚴格土地授予的流行地域也空前廣泛。18世紀時,全英有一半以上的地產實施了嚴格土地授予。到1853年,這個比例達到了90%。



 

嚴格土地授予的“保守性”



盡管我們可以在表象層面理順嚴格土地授予的內在邏輯,了解其直接目的,考察其廣泛傳播。然而,一旦脫離家產繼承與家庭的范疇,并將其置入更大的社會背景之中時,嚴格土地授予便呈現出諸多復雜的特性,讓人難以把握。例如,它既不能與地產權利的發展相洽融,還與地產主爭取自由處置家產權的努力相齟齬,也有悖于英國社會轉型時期的經濟發展大趨勢。

(一)嚴格土地授予與地產權利

嚴格土地授予與英國地產權利之整體發展趨勢并不合拍。自中世紀以來,英國地產權利總體上呈現出從封建的占有權seisin)向清晰的地產權(estate)轉變的趨勢。諾曼征服之后,英格蘭在引入大陸封建制的基礎上,以封君封臣制和封建土地保有制為核心構建了土地占有權體系。“占有一詞源自拉丁語Seisina或seisire,有“占據之意。梅特蘭用獲取seize)、“安置set)和“占據sit)三個詞來解釋它,并認為,封君將封臣安置(set)在封地上,封臣由此獲?。╯eize)并占據(sit)封地,享受其收益,統治其民眾。然而,在這種基于分封而形成封建關系中,封臣對封地的占有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相當模糊。這是因為封臣地產上不僅殘留著封君的巨大自由裁量權(discretion),還保留著大量的封建關系與人情。更重要的是,封臣的占有權并不具有延展性——封臣無權自由地繼承與轉讓封地。此后,英國土地權利的發展總體呈現出對這種模糊占有權背離之趨勢,并使其不斷清晰化,逐漸接近所有權(possession)。例如,在封臣的爭取以及王室司法的協助之下,封君的自由量裁權逐步受到限制,封建關系與人情逐漸被斬斷,封臣逐步獲得了封地的繼承與轉讓權。

嚴格土地授予的出現使得地產權利發展在近代早期遭遇明顯的頓挫,并造成地產權利的再度模糊化。嚴格土地授予把地產主變成了僅享受家產收益而無權置喙家產繼承、轉讓的一連串終身地產保有人,這與封建占有權下的封臣的地位別無二致;嚴格土地授予三分家產權為配置權、收益權和繼承權,并將其分別授予家長、長子與限嗣繼承人,讓日趨完整的地產占有權重回分裂狀態;嚴格土地授予將用益權人、繼承人、家庭成員等諸多社會關系再嵌入家產的配置與傳承過程中,背離了地產權利逐漸清晰化的趨勢。

(二)嚴格土地授予與家產處置權

嚴格土地授予背離了地產主爭取自由處置家產權利的總體發展趨勢。嚴格土地授予形成之前,一部地產繼承的歷史實際上就是地產主個人意志得以伸張的歷史。也是地產主沖破諸多封建因素制約,為自己安排家產繼承爭取更大的自由空間的歷史。這里所指的封建因素是指普通法繼承規則和封建土地保有制,前者禁止地產主利用遺囑自由安排家產繼承,后者要求地產主對上級封君的附屬權益負責。地產主不斷設計、更新的家產配置方案,如早期的嫁妝,十三四世紀的限嗣繼承,以及十五六世紀的用益權,均旨在規避上述兩種封建因素。從實際效果來看,這些家產配置方案的確增強了地產主對家產去向的控制力。早期嫁妝使得地產主能夠利用嫁女機會為女兒提供地產資助,限嗣繼承能讓地產主將部分家產贈予余子的同時設置一定的限制條件,而用益權則幫助地產主間接地獲得了遺囑遺贈地產的權力,這不啻為極大的自由。

嚴格土地授予產生后,情勢發生了大逆轉。地產主的家產處置權幾被剝奪殆盡,其主要表現有四:其一,地產主被降格為終身地產保有人,只可享受家產收益,不可售賣家產。其二,地產主出租家產不可超過一世,利用家產抵押貸款不能超過嚴格土地授予規定的數額,更不可為了商業利益而出租、抵押家產。安卡斯特公爵三世就曾抱怨自己的抵押貸款的權限僅為10,000英鎊,僅夠他為兄弟姐妹們提供資助。其三,繼承人提前一代既已被指定,家庭成員繼承份額也早已是確定之事,無須地產主做任何決策。其四,嚴格土地授予還引入了用益權人這一角色,負責監督地產主對嚴格土地授予的實際執行情況。用益權人一般是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親屬,對地產主有很強的威懾力。一旦地產主有攫取家產處置權的傾向,用益權人就會出面阻止。地產主在對家產進行任何處置之前,均須征詢用益權人意見,特別是在余子女份額的募集方式、時長等問題上,相關決策必須征得用益權人的同意。

(三)嚴格土地授予與資本主義精神

嚴格土地授予明顯有悖于新興的資本主義精神。近代早期,英國呈現出明顯的社會轉型趨勢:商業繁榮,商人收入大增;農業開始采用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土地開始商業化,并成為一種收益性投資手段;銀行、貸款、抵押等金融工具已較為成熟;土地資源作為商品在資本市場上自由流通的呼聲日漸高漲。而且,事實證明,利用上述新興的資本主義方式經營地產要比傳統的租佃制更易獲利。不僅如此,這一時期的農業技術改革、管理方式的改進、貨幣貶值、價格上漲等因素也都有利于改變經營模式的人。

嚴格土地授予所體現出的精神與價值完全與上述趨勢相背離。盡管地產貴族也會利用貸款、抵押等方式募集資金,但整體上仍固守傳統,排斥資本主義經營模式,不愿將家產推向市場。嚴格土地授予中往往規定:不可為逐商業之利而出租、抵押家產,不得砍伐家產之上的林木,不可開采家產之上的礦產。即使遭遇經營困難,甚或嚴重的債務危機,地產主也不會售賣家產,而是靠抵押貸款獲取流動性。弗尼勛爵(Lord Verney)因欠下了巨額債務而屢遭債主逼債,有一次為了躲避債主,他甚至躲進了妻子的靈柩。即便如此,弗尼最后也只是靠賣掉一些外圍地產還債了事。另據觀察,其時的確存在地產主賣地的現象,但所牽涉地產絕非核心家產,更多的時候,如此操作是為了購買更靠近核心家產的地產,目的仍是擴大家族核心家產。

不難發現,嚴格土地授予無論在地產權、家產處置權還是地產經營模式方面均表現出很大程度的保守性與反動性。嚴格土地授予不僅與地產權利清晰化的趨勢相背離,使得地產權再度模糊化,還剝奪了地產主的家產配置權,讓自由配置家產變得不再可能,更為重要的是,它幾乎切斷了家族地產進入市場的路徑,使賣地變得艱難無比。那么,具備這一特質的家產配置方案何以興起?與英國社會轉型又有何種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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