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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的真正起源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9/8/14] 瀏覽:
朱學淵

西域族國名與東北亞族名之關聯

朱學淵

一、引言 作為一個現代歐洲民族,Magyar人(即匈牙利人)和他們所使用的Magyar語的起源,始終是歷史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的一個難題。盡管Magyar人已經在印歐人種環伺的中歐腹地生活了一千多年,但是他們仍然使用著一種在語辭、語法和韻律上,都與亞洲北方諸族相似的語言,他們的姓氏和稱謂仍以亞洲式的姓氏-名字-身分為順序,如:Arany Janos ur(愛新 亞諾什先生), 而與歐洲各民族的習慣相反。 可以肯定,Magyar人是從東方遷移來的許多民族集團中的一個。然而他們的祖源,他們遷徙的動因和年代,以及他們的種族內涵,則始終都是一些難解的謎。西方關于Magyar最早的記載,是出現在康斯坦丁凡 陳薷嵬妓?( 905-959 ) 的一部拜占庭地理-歷史著作中[1]。它提到過在九世紀末,進據今匈牙利地區的"突厥"部落中 ,就有一個名叫Megeris的部落。1896年,布達佩斯曾經舉行過一次Magyar人穿越喀爾巴阡山而"征服家園"(匈牙利語 honfoglalas ) 的一千周年紀念活動。此前,當時的匈牙利政府曾要求匈牙利科學院的一個由歷史學家所組成的委員會來確定這一歷史事件的確切時間。然而,學者們雖然無法取得一致的意見,但都肯定這一重大事件是發生在公元 888到900年之間,而895年又是一個較可接受的年分。根據這一假設,這一紀念活動,因技術上的原因,于1896年舉行[2]。很遺憾的是,早于這一事件的漫長歲月,都成了Magyar人的史前期,留下的只是一些飄忽不定的傳說,或極具爭議的推測。較具有代表性的西方和匈牙利的學術觀點,大概可歸納為:Magyar人的祖先曾居住在烏拉爾山脈,和伏爾加-卡瑪-奧卡河流域的森林地帶;他們與西西伯利亞鄂畢河流域的Vogul 人和Ostiak人,在語言上有親緣關系。由于某種不見諸記載的原因,使他們遷徙到南方的草原地帶。在九世紀時,Magyar人和一些突厥部落,在黑海北岸結成了一個名為On-Ogur (突厥語"十箭") 的部落聯盟,這個名字被鄰近的斯拉夫人訛讀為Vengr,而其諧音即是今世盡人皆知的Hungary。[3] 以后的史實則是,889年左右,受到另一支后續西來的亞洲游牧部落Pechenges[4] 人的攻擊,Magyar人西遷到歐亞草原的西端-喀爾巴阡山脈的邊緣。892年,東法蘭克王國的皇帝阿諾夫 (Arnulf) 邀請Magyar人參與針對新興的斯拉夫人的莫拉維亞( Moravia )公國的征戰。895年,拜占庭皇帝列奧六世 ( Leo VI ) 又曾利用Magyar人,來反對多瑙河下游的保加爾人。最后在保加爾人和Pechenges人的聯合進攻下,Magyar人由其酋長Arpad率領,穿越喀爾巴阡山脈,進入多瑙河和蒂薩河之間的平原地區。據歐洲的歷史記載,在此后的半個多世紀中,Magyar人仍以其游牧部落的快速襲擊能力騷擾西歐各國,并曾引起西歐地區的一片恐怖。但是在953年,他們在巴伐利亞地區被日耳曼人決定性地擊敗,此后他們便明智地退守家園,開始農耕生活,并皈依基督教, 從而在文化和意識上開始轉化為歐州居民的一部分。由于東西方史籍中的均無九世紀以前Magyar人的活動記載,兼之于歐亞草原上游牧部族高速和頻繁的流動,又沒有為考古學留下充分的遺跡。因此,語言學或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幾乎是研究Magyar人起源的不多的幾種有效手段之一。在各種關于Magyar語的屬類和祖源的現有理論中,"鳥拉爾語系"是一種較為流行卻又頗多爭議的假說。這個假說將匈牙利語、芬蘭語、愛沙尼亞語,以及分布在烏拉爾山脈兩側的,總共擁有2,500萬使用者的,近20種非印歐系、非突厥系的大小的語言納入了這一語言集團中。其中匈牙利語的使用者即達1,500萬,構成了"烏拉爾語系"中的人口主體。與現今接近湮滅的Vogul語和Ostiak語 (兩者合稱"鄂畢-烏戈爾語", Ob-Ugrians) 一起,Magyar語被劃歸為"芬-烏戈爾"(Finno-Ugric) 語族屬下的"烏戈爾"(Ugric) 語支。據說"烏拉爾語系"的各組成語言的共同祖先,是一種在7,000到10,000年前便已存在于烏拉爾山脈北部地區的一種"原始烏拉爾語"( Proto-Uralic Language [5]) 。必須指出,這是一種缺乏考古學、人類學和語言學堅實依據的假說;但由于過早地被奉為成熟的理論,它實際上已成為不利于科學地追溯所謂的"烏拉爾語系"諸族真實祖源的障礙。 "烏拉爾語系"中的兩大主要語言,匈牙利語和芬蘭語之間的相似程度,有人說接近但略低于英語和俄語之間的關聯[6],也有人說僅相當于英語和波斯語之間的那種極為疏遠的聯系[7]。與之相反的是,許多研究匈牙利語的學者們很早就注意到了,在Magyar語中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蒙古語辭集合,它不僅包括了大量的基本物質、動植物、人體器官和家庭關系等方面的初等辭匯,而且還包含了很多社會組織、軍事、體育和娛樂方面的高等辭匯。這不僅揭示了現代匈牙利人的祖先,即古Magyar人的內部必定融含了相當數量的蒙古語族的成分,而且還表明了古Magyar人一定是在脫離了蒙昧狀態之后才離開亞洲東部地區的,烏拉爾山地區只不過是他們到達歐洲之前的一個暫居的營地,而決不是他們的祖宗的發祥之地。但是,有一些學者并沒有得到上述的結論,而是將這些匈牙利語中蒙古語辭的來源歸結為突厥語族的中介作用。這個"突厥中介"的假說,實際上是假設十三世紀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國的興起和擴張后,蒙古語言對突厥語世界的巨大沖擊,并由此而引發了對歐洲地區語言的次級影響。可是,蒙古語言的力量遠不如蒙古騎兵來得強大,除去蒙古高原的突厥原住民被徹底蒙語化之外,進入中亞和南俄地區的蒙古人都被在人數上占優勢的突厥語族同化[8]。后成吉思汗時代的蒙古語言不僅在東歐,甚至在中亞都沒有造成過有形的影響。Magyar語中的蒙語成分不大可能是轉手于這個時代的突厥語族,更可能是Magyar人自已從遠東地區帶到歐洲去的。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論,而以事實來證明Magyar人的遠東起源,我們進而將中國滿族的祖先所使用的女真語,與現代匈牙利語進行了語辭比較,結果我們發現了一些前所未知的驚人的關聯現象。緊接著,我們又將金朝女真姓氏系統與現代匈牙利人的姓氏系統進行對比,則發現了更為驚人的一致現象。 由此我們猜測匈牙利人的族名Magyar就是女真-滿族的唐代祖先""或"勿吉"的源音,古Magyar民族是一個由族和諸多蒙古語族部落(如契丹,室韋,奚等),以及相當突厥語族部落融合而成的人類集團。在進入歐洲之前,他們所使用的可能是一種以女真語和古蒙古語為主體的混合語言。女真-滿族,源于唐代 (618-907) 的族,北魏 (386-534) 時稱勿吉(讀作"莫吉"[9]),古稱肅慎。1115年阿骨打統一女真各部,建立金朝。1125年滅契丹族的遼朝政權,次年滅北宋,與南宋對恃于秦嶺淮河一線,1234年在蒙古和南宋的聯合進攻下滅亡。十七世紀女真族在東北地區再度興起。1616年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1635年其子皇太極改女真為滿洲 (Manchu),次年改"后金"為"清",1644年入主北京,漸次統一中國,直至1911年為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所推翻。-女真-滿族的語言屬通古斯-滿語族,與蒙古語族和突厥語族同屬阿爾泰語系。北魏年間 (勿吉) 族從其祖居的黑龍江、松花江和烏蘇里江匯合處,擴張推進到嫩江、扶馀和遼東地區,與當地的屬蒙古語族的室韋、契丹和奚以及扶馀諸族混居和融合,并開始與中原地區直接地接觸。唐帝國興盛后,持續地對遼東和朝鮮半島用兵近三十年,北部族與高句麗結盟,在遼東和扶馀地區頑強抵抗并曾重創唐軍。666年高句麗王朝宮廷內爭,部分王族降唐內應,668年唐先自遼東地區攻入族后方扶馀地區,然后移兵朝鮮半島,九月間攻陷平壤,高句麗-聯盟遂戰敗瓦解。關于古Magyar人西遷的原因和時代,在中國史籍似乎也不是完全沒有線索可循。據《新唐書 黑水傳》: 白山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眾多入唐,汩(泊)咄,安居(車)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遺人迸入勃海。 而《金史 世紀》則稱: 金之先,出氏。本號勿吉。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曰伯咄部,曰安車骨部,曰拂涅部,曰號室部,曰黑水部,曰白山部。隋稱,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粟末,其五部無聞。 所謂"其五部無聞",應該是唐朝對遼東和高麗的連年用兵的結果。高麗-聯盟的敗滅和平壤的陷落 (668年),是導致社會分化、重組和遷徙的重要原因。以安車骨和泊咄為首的諸部抗唐失敗而出走,就此失聞于中國歷史;而在二百年后出現于歐洲Magyar人,可能就是西遷的人的后裔。在高句麗王朝覆滅和強部出走以后,滿洲地區出現過一段和平的時期,粟末和黑水兩部均有附唐的傾向,而粟末部則表現出較高的政治技巧和模仿力,它不僅對唐朝采取不對抗的態度,而且與唐朝和新羅合作瓜分了高句麗的領土。在族的內部,它也不失時機地吞并了其他各部。在武則天的時代,大概是公元700年左右,粟末部以中原皇朝的行政模式,建立了渤海國。《新唐書 渤海傳》對這個興盛了二百余年的北方王朝有如下的記載:"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為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其十五府,大部分又以原和高麗各部領地為域界,如: 頡府領、高二州。挹婁故地為定理府……。率賓故地為率賓府……。拂涅故地為東平府……。鐵利故地為鐵利府……。越喜故地為懷遠府……。 挹婁,率賓,拂涅,鐵利,越喜均為部落名,其中"頡"無疑是""或"勿吉"或Magyar的異譯。有理由認為渤海國的這一頡府,就是西遷的或Magyar人的馀眾居地。《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渤海國最盛時 (820年左右) 的頡府界定在嫩江、松花江和粟末水之間地區,而、高二州分別為今黑龍江省阿城 (舊名阿什河) 和賓縣[10],這一帶恰是隋末唐初安車骨部的曾居地。位于府界內粟末水入注嫩江和松花江地區的,今吉林省扶余市,古名"伯都訥",有人認為這就是當年泊咄部落的聚居地[11]。 "奔散"的安車骨和泊咄兩部之馀部被同族類特指為"頡",也許不僅僅是因為它們曾以"勿吉"或""自許,而是因為它們本來就是"勿吉"或""的核心部落。北魏年間,他們是驅逐豆莫婁和扶馀兩族,進據松嫩平原的先鋒。隋唐兩代,他們又是對抗中原帝國的中堅力量。因此,在肅慎族的內部,他們大概是繼挹婁之后,最具文化代表性和軍事進取心的領袖部落,盛名震動中原,其余各部亦都以""自冠,"肅慎"之名黯然失色。只是在他們戰敗潰散以后,肅慎才又以"女真"或"女直"重新正名。 更重要的是,經渤海國和遼朝先后各二百年的統治以后,于十一、十二世紀之交興起的完顏女真部,又是源發于這一地區的按出虎水, 即今哈爾濱-阿城地區之阿什河。1115年阿骨打興立金朝,建都上京,即當初的州故地。《金史返乩碇盡匪 ? 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于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 韓儒林先生,早于1942年便考定"安車骨"與"按出虎"本乃一詞[12]。唐代的"安車骨部"應出自于"按出虎水"。從地望上來看,金代的完顏部及其鄰近的女真諸部,很可能就是安車骨和泊咄等部后裔,因而也與西遷的人或Magyar人同源。故爾,將現代Magyar語,與源出按出虎水流域的金代女真語進行比較,是極具史學價值的。通過這種比較而得出的,它們之間不同尋常的對應關系,應該是Magyar人來自遠東地區的一種可靠的證據。 二、語辭比較《金史》是一部成書于蒙元末年的一部重要史學著作,因得力于金元相交之際的中原儒仕領袖元好問及王鶚等人的累積考撰,其學術價值頗為后世史家重視。《金史》全書135卷,后附一卷《金國語解》,亦即金代女真統治部落的語辭解譯。如前所述,從地望和族名來看,這些部落應與七世紀奔散的安車骨部同脈,而與十七世紀始興滿清的建州女真部相去稍遠。倘若"安車骨"就是"按出虎",而安車骨部又是西遷的Magyar和"金源"諸部的共同先世之一。那么,在匈牙利語和《金國語解》所錄載的西部女真語之間,有非同尋常的關聯現象,則應是意料中事。《金國語解》收錄了金代官稱,姓氏,和女真語辭共125條,其中"人事"、"物類"和"物象"各類辭匯共77條,它是十二世紀西部女真語的一個極為粗略的記載,但也是歷史語言學的極為重要的遺產。這些女真語辭意義散亂,顯然是從各類漢文資料中羅致來的只字片語。然而, 這些無關的各類辭匯卻構成了一組隨機抽樣的語辭集合,對于語言比較而言,反而具有極為重要的統計學意義。

史籍的記載,有助于我們識別那些源于古代蒙古語族各部的匈牙利姓氏。例如《魏書 勿吉傳》所記載的勿吉的鄰國(部)名中的:覆鐘、庫婁、素和、郁羽陵、庫伏真等,以及《新唐書 室韋傳》所載的二十多個室韋部落中的:如者、婆萵、駱丹、那禮、落坦等,多可以在現代匈牙利和古代女真族的姓氏序列中找到它們的對應者:

覆鐘 (Fejes, 吾塞 ),
庫婁 (Korosi, - ),
素和 (Juhos, 術虎 ),
郁羽陵 (Olah, 斡雷 ),
庫伏真 (Kovacs, - ),
如者 (Jozsa, Rozsa, 術甲 ),
婆萵 (Bokor, 蒲古里 ),
那禮 (Nyul, 納剌,那拉 ),
駱丹,落坦 (Rodas, - )。

其中,Kovacs還是匈牙利的一個重要姓氏,我們猜測與它對應的"庫伏真"就是"庫莫奚",即奚族的全稱。匈牙利的Gyongyosi和Palfy兩姓與蒙古部落名"光吉剌"和"巴爾虎"之間的對音關系,也揭示了Magyar人中的蒙古語族成分。從上述的對比中,我們也會注意到后來的女真-滿族中的一些重要氏族,如"那拉","術虎"等,是從原屬蒙古語族的鄰部轉化而來的。



前已述及,契丹的兩大姓氏"耶律"和"蕭",即金代的"移剌"和石抹,都有其在匈牙利的族裔:Illyes和Szima。我們還想指出Boros和Bartha兩匈牙利姓也可能是來自奚族。《遼史 太祖紀》載:"天顯元年(926),以奚部長勃魯恩,王郁自回鶻、新羅、吐蕃……等從征有功,優加賞賚"。《金史 伯德特離補傳》載:"伯德特離補,奚五王族也,遼御院通進"。勃魯恩是鮮卑魏姓撥略、步六孤、步六根和破六韓的異譯,且多有以"n"結尾的蒙語稱謂特征,其辭根為"撥略"即Boro,該部融入或Magyar族后,隨通古斯語習慣以"s"結尾,意為"來自Boro部落 的人"。
《魏書 官氏志》有載的那些突厥語族姓氏,在匈牙利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除后文將述及的Kocsis (高車)、Kun (渾)、Orvas (阿伏于)、Torok (同羅) 等以外,我們僅將一些較明顯的突厥語族姓氏及與他們相關的匈牙利姓氏,作一簡明的對照:

契 Csibi,
副呂,賀樓 Fulop,
賀拔 Horvath,
乙弗,羽弗 Iffiu,
須卜 Sipos,
庾氏 Soos,
樹六于 Szollos,
獨孤 Takacs, Tokaji。

討論匈牙利民族中的突厥語族成分的難度,同樣也在于:它們究竟是在什么時代,如何成為Magyar人的一員的?
"Kocsi"一字在匈牙利語中作"車"解,該字顯然是來自于突厥語中的"hoca"一字,匈牙利學者認為歐洲語言中的"coach"一字乃是出自匈牙利語。作為姓氏Kocsis意為"駕車的人",他們大概就是一度強盛于大漠南北的"高車族"的后裔。《魏書 高車傳》曾有高車族使用的車輪高大,因此得名"高車"的說法。這是以漢意附會胡音,其實不足信也,"高車族"只是"駕車族"而已。另一個在中國歷史中多次出現的,高車族著名姓氏"賀拔",也有一個匈牙利大姓Horvath與之對應。象"高車"、"賀拔"這樣的漠北鐵勒大族,都是匈牙利大姓的事實,表明突厥語族也是Magyar人的重要組成成分。
音樂學家杜亞雄教授發現,許多匈牙利民歌在旋律、音階甚至在歌詞內容上,都與中國甘肅地區的西部裕固族民歌相當一致[21],這一研究結果為追溯匈牙利人的祖源提供了重要的旁證,也引起了各國學者的興趣。裕固族是九世紀中葉遷離蒙古高原的回鶻人的直系后裔,回鶻 (或稱"回紇") 則是突厥語族的先民匈奴或鐵勒、高車的遺族。中國歷史有許多關于匈奴民族善歌的記載,長期獨處于祈連山區的裕固族的民歌旋律,可能就是匈奴-高車-回鶻音樂的遺風。在漢朝以后,便遍布于歐亞草原的匈奴人的子孫們,很可能是在七、八、九世紀間,于蒙古高原、中亞地區或南俄草原,不僅以其血緣和姓氏的傳承,乃至語言和感情的旋律,與西遷的人一起,融合成了古Magyar人。
"Kun"一字在匈牙利語中,是指在十一世紀出現于東歐地區的另一支著名而不知其源的突厥部落庫蠻人( Cuman ) [22]。這提醒了我們,庫蠻人應該就是中國史籍中的渾族。由于遼朝的酷烈的民族政策,導致渾族西逃和內遷,歐洲史載庫蠻人兩度進入匈牙利地區,第一次被擊敗而退出,第二次則是在蒙古鐵騎的追迫下,破釜沉舟,永遠地融合于Magyar人中了。
Bako、Szekeres、Bokor和Torok匈牙利四姓,很可能就是七世紀活躍于蒙古高原東部地區的拔野古、思結、仆骨和同羅等突厥語族部落的后裔。《新唐書 高宗本紀》有載,公元660年拔野古部曾聯合思結部、仆骨部和同羅部反唐,而遭唐軍鎮壓。此時也正是高句麗滅國的前夜,這些戰爭既防阻了異族入侵中原,但也對北方諸族造成極大的傷害,或許是在Magyar人于668年戰敗后西遷時,中途融納了這些創傷未愈的部落成員;二百年后這些姓氏一起出現于歐洲,也不失為這種可能性的一個證據。
匈牙利姓Orvas,顯然就是魏姓中的"阿伏于", 馬長壽先生求證了阿伏于是柔然姓氏[23],其依據是《魏書 長孫肥傳》中關于長孫肥之子長孫翰的事跡:"蠕蠕大檀入寇云中,世祖親征,遣翰率北部諸將尉眷,自參合以北,擊大檀別帥阿伏于于柞山,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余匹"。

柔然是繼匈奴,鮮卑之后,稱霸漠此的突厥語族部落,公元508年被高車重創于蒲類海地區(今哈密以北),公元552年被新興的蘭突厥部所滅,就此失聞于蒙古高原。據歐洲史載,有一支叫Avars 的亞洲部落于568年進入東歐,曾在現匈牙利地區立國,并統治巴爾干北部地區達二百年之久,865年為查理帝國所滅。歐洲史家沙畹等認為,Avars就是柔然[24], 確有道理。Avars應該就是Orvas或"阿伏于"的別字。故而,阿伏于一姓有載于《魏書》,而失載于遼金二史,最后又于九世紀末,與后到的Magyar人相識恨晚于歐洲腹地,而成為匈牙利姓氏之一,這都是與中外史序相吻合的。
在附表IV中,我們將匈牙利姓氏,金朝女真姓氏,和北魏北方諸族姓氏(簡稱魏姓)的可比部分,作一表列。我們相信,這一比較極具說服力地表明:現代Magyar人的東方祖先確實是以族為主體的中國北方諸族。

四、歷史的遺跡和語言的化石
中國史書關于-女真族先祖的最早的記載之一是《國語 魯語下》中的一則有趣的故事: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矢貫之,石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 使無忘職業。于是肅慎氏貢矢,石……

(音hu)木就是樺木,這是一種生長在寒帶的樹種,在大小興安嶺地區十分繁盛,在中原地區卻很罕見,蒙語稱樺樹為hus,可能""字就是漢語中來自北方少數民族的語匯。樺木輕而直且硬,肅慎人早在數千年前便善用樺木制箭桿,還以一種輕質石料磨制箭頭,并以此上貢中原,這就是博學廣聞的孔子告訴陳惠公的"矢石"。肅慎之后勿吉亦以此物進貢,《魏書 勿吉傳》有載:"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貢矢方物于京師"。直到清代,樺木箭桿仍是寧古塔將軍和黑龍江將軍每年獻給朝庭的例貢。可見從古肅慎族貢矢,到清代東北地區滿族貢樺木箭桿,是數千年一脈相承的傳統[25]。
由于女真族的祖先肅慎人在冷兵器時代的早期便解決了射擊武器的材質問題。因此,和蒙古人的馬術一樣,人的箭術也就成了他們克敵制勝的法寶,當然也是他們恃勇好斗的本錢。唐朝遼東戰爭期間,多名唐軍主將被其毒箭中傷,甚有致死者,以致唐軍惱羞成怒,殘殺俘虜,你來我往,愈演愈烈,遼東戰局一發而不可收。因此,制箭術也就成了肅慎--女真族歷史和文化的重要內容。
在現代的滿語和錫伯語中,稱箭為niru (牛錄),匈牙利語則為nyil,兩音相同,樺樹在匈牙利被稱為nyir-fa,意為"箭樹",這也證明了現代匈牙利人的部分東方祖先,就是那個用樺樹制箭的民族。
作為蒙古軍隊的一種布陣或組織形式,"古列延"一字在波斯史學名著《史集》中作了詳細的記載和解釋[26]:

所謂古列延 (kuriyan) 是圈子的意思,當某部落駐在某地時,就圍成了一個圈子,部落首領處于象中心點那樣的圈子中央,這就叫做古列延。在現代,當敵軍臨近時,他們 (蒙古人) 也按這種形式布陣,使敵人和異已無法沖進來。

盡管現代蒙古語已經沒有了這個辭,但是匈牙利語中的gyuru (園圈)和kor (園環),都還是與古代蒙古辭"古列延"同根。
匈牙利語辭中的漢語成分也是Magyar人的祖先曾居住在中國北部地區的有力佐證。例如,匈牙利語中的gyongy (珍珠)、szal (絲)、csengo (鐘)、szuro (篩籮)和malom-ko (磨石)等字,都是以漢音來記載這些當初 來自中原的水產、紡織、鑄造和工具類產品的。《魏書 失韋傳》在描寫五、六世紀時室韋地區的民俗時記:"俗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掛于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珍珠這種盛產生于江南地區的裝飾物,為各國人民珍惜歷千年不衰,當初也曾為中國北方諸族婦女所偏愛,故爾漢字"珍珠"也就銘刻在Magyar人祖先的語言中了。
流行于阿爾泰語系諸族的原始宗教-薩滿教,也在匈牙利語言中流下了蛛絲馬跡,"薩滿"一字出自通古斯-滿語中的"巫師"一字。至今在匈牙利語中,"薩滿"(saman)仍作為"巫師"保留著他的席位。滿族及其先祖崇拜植物神--柳樹,其實與原始宗教的生殖崇拜有關。柳葉是女陰的象征,柳枝則成了生育女神的圖騰。現代滿族還保持著柳枝家祭的習俗 [27],亦即所謂"佛多媽媽"祭,"佛多"意即柳枝。落戶歐洲的Magyar人早于公元十世紀末已皈依基督教。在此后整整一千年中,原始宗教的世俗荒誕,早已被高級宗教的倫理滌蕩一凈。然而匈牙利語中的柳樹和柳枝(fuzfa, vesszo)兩字,仍與滿語中的同義辭(佛多活, 佛多)在聲韻上相對應。當然,它們早已失去了既穢俗又神圣的圖騰意義了。
在尚未穿越喀爾巴阡山之前,Magyar人的七個部落選出了Levedi為他們的第一個聯盟酋長,拉丁文資料記載他的稱號是dux [28]。在爾后的匈牙利王朝早期歷史中,dux又是"王子"或"公爵"的頭銜[29]。斯蒂文一世 ( Stephen I ) 在位時 ( 997-1038 ),將匈牙利全國劃分成四十五個相當于縣的行政地區 ( Megyek ),并任命了負責管理和稅收的地方官員,其稱號是fo ispan,其中fo的意思是"頭頭"( head )[30]。然而,中西史料竟能精確地互相印證,"咄"和"弗"作為北魏隋唐時期滿蒙地區的酋長名,也曾被詳細地記載在各代歷史中。
《北史》卷九十四,說勿吉諸部:"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說奚族:"其后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二曰莫賀弗……四曰木昆……"。說契丹:"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太和三年……其莫賀弗勿干率其部落,車三千乘,眾萬余口,驅徙雜畜求內附,止于白狼水東"。"隋開皇四年,率莫賀弗來謁"。說"南室韋……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馀莫弗瞞咄,猶酋長也。……北室韋,分為九部……,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說烏洛候部:"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
"莫","莫賀"和"莫何"等本為一字,我猜測是"氏族"的意思,現代滿語和錫伯語等作"莫昆",至今錫伯族仍稱氏族長為"莫昆達"。"達"即"咄",就是滿語中的da或蒙語中的darga和tolgoi,都是頭目,酋長的意思,而"弗"與"咄"含意相似,某些部族"弗"是"咄"的副手,有些部族有"弗"而無"咄"。Magyar人循遠東先祖之慣例,仍以dux (咄)為酋長之稱號;初抵中歐,立國建政,又以fo (弗)為地方行政長官之稱謂。

作為古Magyar人來自遠東地區的語言遺產的一部分,現代匈牙利語中的許多動植物名辭和有關辭匯,仍與滿語、蒙語、錫伯語或古代的契丹語一致。有些匈牙利語辭,也為我們考證滿語和蒙語的古代語辭提供了對照。下面我們表列了一部分這類相關辭匯: 漢語 滿語(錫伯語) 蒙語(契丹語) 匈牙利語樹,木 moo mo fa 花 ilga tsetseg virag 動物 mal allat 家畜 mal marha 馬 morin morin lo 騎馬 moringga/yaluga lovagol 牛 ihan tehen 羊 khon juh 駱駝 teme teve 兔 tuulai nyul 雞 coko(超庫) csirke 魚 zagas hal 魚骨 szalka 狗 kuri nohoi kutya 狗叫 khutsah 猴 monio (monj) samzh majom 田鼠 (拍) pacok 跳蚤 bers bolha 喜鵲 (沙沙哈) shaazgai szarka 蘋果 alim alma 豌豆 bori buurtsag borso 上表中似乎只有"魚"、"狗"和"馬"三字有一些對應上的麻煩。但稍加甄別便一切釋清。原來,蒙語中的"魚"(zagas)就是匈牙利語中的"魚骨"(szalka),匈牙利語中的"狗"(kutya),就是蒙語中的"狗叫"(khutsah)。兩種隔離了一千多年的同源語言間,會有這些微妙的變化是不足為怪的。關于"馬"字的討論卻有一些難度。阿爾泰語系各種語言中,"騎馬"一辭的字序應為"馬騎"。滿語中它有兩種說法:moringga 和yaluga;匈牙利語中則為:lovagol。滿語的"騎"是ga;匈牙利語的"騎"字是gol。滿語"馬"的現代形式是morin,其古代形式可能是yalu。匈牙利語中的lo是"馬"字的主格,lova(t) 是賓格。或許lo是yalu的省略形式,它可能是通古斯語"馬"字的原型,也很可能是借自于其他北亞古代語言,如室韋語。歷時二百五十余年的滿清統治,也以許多滿語詞匯充實和豐富了現代中國語言,特別是北京方言。在不勝枚舉的詞例中,"沙其馬"原本是滿語中"面糕"的意思,現在已經是十億中國人民無人不知的一種甜點心。 從現代匈牙利語中的 "甜糕"一辭sutemeny(讀:蘇基馬尼)的發音中,我們竟也不難品賞到其中"沙其馬"的味道。 五、唐帝國的遼東戰爭和Magyar人的西遷西方的史學家往往把亞洲北方游牧民族的持續西遷活動,歸結為中華帝國的強盛和羅馬帝國的虛弱。其實,古代的中國也只是時而強大,時而衰弱。北方少數民族為了追求良好的生存環境,一次次成功地入侵中原,統治中國,而且最后融入了中華民族,萬里長城并沒有完成它的使命。然而,倒的確是因為強盛的唐帝國在軍事上的優勢,將一個后世極有作為,但當時還處于較落后狀態的族的一部分部落,*上了西遷不歸之路。本文在語言和姓氏諸方面論證了Magyar人和中國北方諸族的血緣關系以后,還將以史實證明,對唐戰爭的失敗是Magyar人的祖先出走的原因。隋朝(581-618), 和唐朝(618-907) 是兩個姻親家族先后統治中國的皇朝,隋朝的亡國之君楊廣(569-618),就是唐代的開國帝王李淵(566-635) 的姨表兄弟。楊李這兩個北方軍人世家長期與異族的相處和通婚,使他們的后代身上都有相當多的胡人血統。或許是由于這種特殊的種族和血緣的認同感,隋唐兩朝政權對異族文化和人材都表現出很高的寬容精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職業軍人的家族背景,又使得他們在追求軍事成就上表現出特殊的進取心。然而,隋唐兩朝的諸多擴張領土的軍事活動中,唯有"遼東戰爭"進行得極不順利。就是因為隋煬帝楊廣的一意孤行屢征高麗不果的人禍,觸發了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斷送了原本是興旺發達的隋皇朝的命脈。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在當政十八年后,恃國力強盛,置前朝之先鑒于不顧,開始了另一場纏斗不休的征東戰爭。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以二十多年的時間和大量的人命犧牲,去換取極為有限和極不穩定的空間,是得不償失的。這場漫長的戰爭,實際上是唐帝國對高句麗-軍事聯盟之間的戰爭。在這個聯盟中,已具備國家和政府組織形態的高句麗王朝,顯然在政治上居主導地位。處于被利用的次等地位的部落,在政治上被別人包辦,然而卻不知進退地從事著軍事上的蠻干。在長達一代人的抗唐戰爭中,既耗盡了唐帝國的精力,也給自己引來了滅頂之災。在唐初連續的征東戰事中,以第一次(貞觀十九年,645)的期待最高,聲勢最隆。那時候,統一中國的唐太宗,又因解決突厥和收服西域,而躊躇滿志,威望如日中天。開國元勛們,如李 (594-669) 等正年富力強,閱歷豐富。后起之秀,若農家之子薛仁貴 (614-683) 雖初出茅廬,卻已顯露頭角,正在軍中任下級軍官。歸附的各族酋帥,如突厥族的阿史那思摩,契何力,族的突地稽等也都為唐太宗的揮宏氣度所感召,心悅誠服,忠勇無比。在這種挾開國之盛勢,集各族之英豪,內政外交諸事順遂的大好形勢下,唐太宗決定親征高麗,以為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東北地區的領土問題。唐軍戰前的準備相當充分,戰略的算計亦極盡致密,它的安排大概可沿史載的戰事進程揣度出來,即陸路大軍以營州(今朝陽)為后方基地,春季開始行動,于夏水泛濫之前搶渡遼河,迅速攻取今撫順、遼陽等要地。海路部隊出山東半島,襲取遼東半島南端之金州地區。然后南北夾擊,拔除遼東灣北岸弧形通道上的敵軍據點(今鞍山、海城一帶),以打通通往朝鮮半島之最短線,力爭夏季進入朝鮮半島,隆冬前結束戰爭。然而,北部部落出乎意料地介入,挫敗了唐軍的這一戰略企圖的實施,使得唐太宗敗興而歸,一場本擬速決的戰爭就此一拖便是幾十年。《新唐書 太宗本紀》記載了這次戰爭的梗概: (貞觀)十八年(644) 七月甲午,營州都督張儉率幽、營兵及契丹、奚以伐高麗。十一月甲午,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李、馬周為遼東 道行軍大總管,率十六總兵官,以伐高麗。 (貞觀)十九年(645) 二月庚戌,(太宗)如洛陽宮,以伐高麗。四月癸卯,誓師于幽州,大饗軍。癸亥,李(世)克蓋牟城(今撫順)。五月已巳,平壤道行軍總管程名振克沙卑城(今金縣)。丁丑,軍馬首山(今遼陽市郊)。甲申,克遼東城(今鞍山)。六月丁酉,克白崖城(今鞍山本溪間)已未,大敗高麗于安市城(今海城南)東南山,左武衛將軍 王君愕死之。九月癸未,班師。 對于這場空前殘酷的戰爭,史籍上也做了許多生動的記載。唐軍將領負傷乃至犧牲者比比皆是,士卒填于溝壑者則更不可數計。唐太宗也親臨前線,救死扶傷,激勵士氣。如突厥貴族阿史那思摩于貞觀十七年(643)率部內附后,"授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太宗親為之吮血……,未幾,卒于京師"[31] 。又如"帝征高麗,詔(契)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中賊槊,創甚,帝自為傅藥"[32] 。 決戰是在安市城外進行,正當唐軍兵臨城下時,情況發出突變,"高麗北部辱薩高延壽,南部辱薩高惠真引兵及眾十五萬來援"[33] 。 而在雙方的激戰中"常以銳兵居前"[34] 。顯然是軍的高昂士氣和優良箭術,使唐軍飽受重創。最后"(高)延壽等度勢窮,即舉眾降"時,太宗對高麗部眾寬大有馀,"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馀眾三萬縱還之"。而惟獨對逞勇好斗的部眾恨之入骨,竟"誅三千余人"[35] 。接著唐軍又圍城休整達三月之久,仍無力再戰,遂于九月撤軍,征東戰事半途而廢。歸途中,大雪紛飛,將士們饑寒交迫,衣衫襤縷,唐太宗與將士同甘共苦,但情緒極為沮喪[36]。以后的東征也都不順心,四年后太宗在抑郁中死去。唐軍首戰不勝的根本原因在于部隊的介入,而在戰前唐朝對毫無防范。甚至于唐太宗向新羅使者闡明他解決朝鮮半島三國之爭的策略時,還曾說過[37]:"我以偏兵率契丹、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然而,內附和可資利用的、契丹部多居遼西營州和燕州地區,偏遠的嫩江、扶馀、粟末、長白等地的契丹、諸部則并不在唐朝的掌控之列。在戰爭中,外交又未能與軍事并進,"遠交近攻"的古訓被置諸腦后,乃至于發生了北部與高麗結盟抗唐的嚴重后果。《新唐書 黑水傳》對此前后始末說得一清二楚: 武德五年(622),渠長阿固郎始來。太宗貞觀二年(628)乃臣附,所獻有常,以其地為燕州。帝伐高麗,其北部反,與高麗合。高惠真等率眾援安市,每戰常居前。帝破安市,執惠真,收三千余,悉坑之。 就此,北方的族就成了唐軍不共戴天的死敵,從以后唐朝的各次征東戰事中,不斷地用兵于"扶馀道"的史實,我們推測當時與唐軍為敵最力者,乃是聚居于扶馀、嫩江地區的泊咄和安車骨兩強部。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唐朝和高麗之間的戰事無休無止,勝負卻始終未能決出。除掉唐軍將帥的指揮失誤以外,游擊戰也困住了唐軍。庸懦的高宗比起他的父親來,實在乏善可陳,年號一個一個地換著,卻也喚不出一個好運氣來。若要逐次地敘述高宗時代的征東戰事,簡直是浪費篇幅,就連《高宗本紀》也將歷次戰事的將帥任命和事態發展記載得極為疏略,以致我們還得從史卷的字里行間去搜證一些重要事件的發生順序。連續二十年的抗唐戰爭,對于高麗和人民來說也是一條不盡的隧道,英雄主義的斗爭精神早已在黑暗中磨滅殆盡。為權臣所挾持的傀儡國王,還不得不與唐帝國私相授授[38]。 老邁而頑固的獨裁者泉蓋蘇文卻一味地好戰,而他的兒子們早已等著爭奪他死后將遺下的權位。高句麗王朝氣數將盡了。乾封元年 (666),高句麗國大難臨頭,蓋蘇文一死,內哄即起。繼任"莫離支"(相當于兵部尚書或總理大臣)的長子泉男生被兩個弟弟男建和男產陷害,出走國內城(今集安對岸),并遺子泉獻誠入唐求助。同年六月壬寅,唐高宗任命契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率龐同善、高侃(契丹族聚居的營州都督)、薛仁貴和李謹行(燕州部酋長突地稽之子)等 出遼東接應。九月薛仁貴小勝高麗軍于新城(今撫順北)。泉男生率其契丹部眾前來會合。唐軍進次金山 (今開原西北東西遼河交匯處) [39], 威脅扶馀地區。十二月已酉,高齡八十的李被任命為遼東行軍大總管,統率征東戰局,戰事進入高潮。乾封二年(667),九月辛末,李率唐軍擊敗敵軍,占領高麗西陲重鎮新城,由契何力留守,主持北線戰事。跡象表明,此次唐軍已不以速勝為戰略,而以攻取扶馀嫩江地區,痛擊強部為首期目標。總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貴 (時年五十四,極精明) 率兩千精兵攻克扶馀城(今四平),扶馀地區三、四十城納款輸誠[40]。唐軍進入北部、契丹混居地區。在西線失利的危急態勢下,泉男建率大軍傾巢而出,史載:"時高麗兵十五萬屯遼水,引兵數萬據南蘇城 (今開原東西豐境內)"[41] 。并襲擊新城,薛仁貴率部回救,但在金山地區受阻。薛仁貴避其鋒芒,出其不意東取南蘇、木底(今新賓)、蒼巖(今通化)等三城,殲敵五萬[42], 消滅大批有生力量,進據東部粟末、白山部之腹地。高麗敗象已露,社會大受震動,史載:"……粟末附高麗者,姓大氏。高麗滅,率眾保挹婁之東牟山 (今敦化北山區)"[43]。又載:"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其眾多入唐……"[44]。失盡了遼東、扶馀,朝鮮半島已無屏障,兼之有生力量在外線被殲,外援更無指望,都城平壤也只是危城一座,契何力率軍于今安東新義州一帶渡江,"悉師圍平壤"[45],九月五日平壤城破,高麗國亡。而我們所關心的唐軍的死敵,Magyar人的祖先,安車骨、泊咄兩部人民的命運,則更是凄慘,《新唐書 高麗傳》的記載是:"泉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馀,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對我們來說,究竟是誰指揮了這次戰役,已是無從考據了。李和泉男建分別是雙方的主帥,凡事都可以和他們扯在一起。然而那條"薩賀水"在何處,則十分重要。按其音,應該就是后來的宋瓦江[46],現代的松花江,也就是安車骨、泊咄兩強部的聚居地區。當時的真相大概是,唐軍在占領扶馀地區以后,又以窮追猛打之勢進抵嫩江-松花江流 域,以圖一舉肅清強敵之后方基地。在薛仁貴率主力唐軍東進后,朝鮮半島告急,高麗部隊已無心戀戰,急于回救平壤,扶馀、嫩江地區的部隊已成孤軍,最后被唐軍聚殲于薩賀水地區。本著唐朝一貫的 "以夷制夷"的治邊政策,唐軍中的少數民族部隊,如高侃所率的營州契丹-奚族,和李謹行所率的燕州族,似乎也參與了這場"除惡務盡"的掃蕩行動。他們在戰場上大顯身手,戰勝后則縱兵虜掠,所謂"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似已不是來自農業地區的中原部隊之所為。此時,與高麗方面結盟的、契丹-奚族部落的內部已相當空虛,無力抵抗,于是一場牽動滿蒙廣大地區的大逃亡開始了,這也就史書所說的:"泊咄,安車骨等皆奔散,寢微無聞焉"。作為后來歐洲的Magyar人,他們在告別了東方社會以后,先是逃亡,轉而漫游,在無垠的歐亞草原上,消磨了二百多個寒暑,和十代人的生息,融入了許多不血緣的族落,也終于忘卻了自己祖先的業績。他們本可以和平地游牧于水草豐盛的南俄草原,大概是肇于九世紀中葉蒙古高原的動亂,后續而來的逃亡者,又搶去他們的牧場,將他們推入了歐洲民族的熔爐。就此開始了他們作為西方民族的新篇章。 (特別說明 以上的觀點不代表本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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