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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紀英國王權與教權的關系
來源:互聯網 作者:本站編輯 [日期:2009/8/15] 瀏覽:
劉曉丁 [公法天地]

【內容摘要】從歷史進程來看,中世紀英國王權與教權的勢力或此消彼長,各有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或勢均力敵,而且互有滲透,但總體而言,基本上形成了兩相匹敵的政治法律權威,即精神的權威和世俗的權威。在王權與教權的斗爭和妥協過程中對社會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 中世紀、英國、王權、教權



中世紀時期, 西歐世俗政權與教會是并存的兩大政治力量, 二者時而勾結、合作, 時而沖突。封建制度確立之初, 教會依附并支持世俗政權, 10 世紀開始, 教會的實力不斷增強, 借政治混亂的有利時機, 教皇開始與世俗君主展開了爭奪西歐最高統治權的斗爭。各國君主為了實現中央集權, 仍想把教會視為統治工具“上帝之城”與“世俗之城”間,因此展開了長期的政治沖突, 這場斗爭貫穿了封建社會的始終。本文將以英國為代表來闡述中世紀王權與教權的關系,進而找出這種關系所產生的影響。

一、中世紀前期英國王權與教權的關系
中世紀前期的英國封建王權,脫胎于帶有日耳曼部落原始軍事民主制遺風的盎格魯撒克遜的“蠻族”王權 ,隨著基督教的傳播與社會封建化的拓展而逐漸形成。英國封建王權自 9--10世紀開始孕育 ,最終確立于1066年的“諾曼征服”,并在12世紀進一步強化。
在基督教的神權政治文化傳統中 , 蘊含著濃厚的“王權神授”的神權政治理念。基督教的王權神授理念 , 在中世紀初期的西歐社會開始得以廣泛而深入地傳播。其時 , 王國間的兼并戰爭與民族、部族間的沖突此起彼伏 , 階級的分化與對抗日益加深。在劇烈動蕩的社會環境中 ,“蠻族”王權與教會為求得生存發展 , 密切配合 , 相互為援 , 竭力構建“神命”王權支配的統治秩序 , 由此而鼓吹提倡王權神授的說教。隨著基督教神權政治文化傳統的不斷積淀 , 由王權與教會策劃的國王涂油加冕典禮應運而生。自基督教 6 世紀末傳入后 , 英格蘭也逐漸受到其神權政治文化傳統的浸染 , 國王涂油加冕典禮隨之產生并流行開來。
教會的神權政治文化傳統 , 有力地促使原始孱弱的“蠻族”王權向神圣的“基督教王權”轉化。這一中世紀初期西歐政治史上的重大歷史變革 , 在當時的英格蘭最為顯著 , 由此而為英國封建王權的興起開辟了道路。隨著教會王權神授理念的傳播與國王涂油加冕典禮的實施 , 英格蘭王權孱弱的局面漸趨消失。通過該典禮 , 國王成為“承蒙上帝恩典”來統治國家的“神命之王”,任何人都須服從他 , 反對國王就是反對上帝 , 就要受到神的嚴懲。隨著國王的神化 , 英國王權自 9 世紀開始強化。國王的公共政治權威逐步樹立 , 并得到了法律的確認與保護。王國的重大法權亦歸王掌握 , 其具有普遍公法效力的有關“王之和平”的規定 , 將損害王國安定之罪行收歸王家法庭審理。國家的地方行政制度分郡制 , 也相繼建立。此外 , 國王還組建了包括封建臣屬服役部隊、地方民團和雇傭軍在內的王國武裝力量。可以說 , 正是借助于教會神權政治文化傳統的推動 , 英格蘭的“蠻族”國王才得以不斷突破日耳曼原始軍事民主制習慣的桎梏 , 初步樹立起君主的神圣權威與尊嚴 , 創建了雛形的國家體制。這樣 , 就為“諾曼征服”后英國封建王權的確立 , 奠定了穩固的基礎。
1066 年諾曼底公爵威廉對英格蘭發動的“諾曼征服”,威廉獲得一國之君和封建宗主的雙重政治身份與地位 , 構建起強大的封建王權。隨后教會的神權政治文化傳統在英國封建王權的鞏固和發展上,同樣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在“諾曼征服”過程中 , 為在英國建立神圣的王權 , 威廉于戎馬倥傯之中迫不及待地在1066 年圣誕節讓約克大主教在西敏寺為他按舊制涂油加冕。涂油加冕典禮將威廉從一個外來軍事征服首領和尚有封臣身份的公爵,轉化成神圣合法的王國君主。從此,威廉公爵就以神命的英王威廉一世的身份君臨王國。此后,經過王權與教會的精心設計,國王的涂油加冕典禮漸趨完善,成為英王國的一項隆重的宗教--政治禮儀制度。同時也正是因為這種儀式才使貴族們的離心因素得以減輕。涂油加冕儀式以特有的神權政治的象征意義展示,國王是神命的一國之君 ,任何人都須服從其權威 ,否則就要受到國王從而也是上帝的懲罰。通過這一典禮,國王的封建宗主形象大為淡化,并可借托神意突破封建習慣的限制,進一步拓展其作為國家最高公共政治權威的君權,遏止封建離心因素的滋長。可以說,在教會神權政治文化傳統的長期熏陶下 ,12世紀時,英王作為神命的最高公共政治權威的形象,逐步在王國中牢固地樹立起來,得到了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認同與廣泛崇拜。
就教會而言,為獲得庇蔭,它致力于神化和輔佐王權。但教會畢竟是一個以教皇為神權領袖、具有特定神權機構與制度的國際性宗教組織 , 它的神權政治的理想目標 , 乃是要建立一個既能庇蔭教會、又不干預教務的神命王權。因此 , 它既支持王權又欲限制王權 , 意在擺脫王權對教權的束縛。
羅馬教廷神權的膨脹及其對英國政治的不斷干預 , 成為此時英國教、俗權力矛盾的催化劑。此前的教皇雖然已是西歐公認的宗教領袖 , 但實際上各國教會多由本國王權控制。自 11 世紀中期始 , 教皇就利用克呂尼改革運動來強化神權權威。在這一過程中 , 羅馬教廷的神學家竭力闡發神權政治文化傳統中教、俗權對立的固有內涵 , 提出了有別于傳統的新神權主義的政治學說 ,否定王權直接源于上帝的“神授”原則 , 并依據“靈魂”統治權高于“肉體”統治權的信條 ,鼓吹教皇權為上帝所授 , 王權為教皇所授 , 教皇有權廢黜君主 。與此相應 , 教廷還在 12 世紀中期將教會圣禮固定為 7 項 , 將國王的涂油加冕典禮排除在圣禮之外。同時 , 教廷與各國王權展開旨在控制各國教會的“授職權”之爭 , 英王國成為教廷攻擊的一大目標。王權與教權的主要斗爭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教職任命、授予權和司法權的爭奪上,而這種斗爭的目的無非是想擴大自身的勢力,獲得更多的權力。然而 , 只要社會性質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 , 兩者之間的政治聯合必然要居于支配地位 , 其權益紛爭必然要處于從屬地位 , 并且最后將以相互妥協而告終。

二、中世紀后期英國王權與教會權的關系
13世紀,教皇英諾森三世時天主教會達到了極盛,它承擔了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經濟功能、甚至軍事功能,其權力得到了最廣泛的擴展,歐洲各國對教皇政治的干涉、經濟剝削等行為都強烈不滿。從13世紀中葉開始,教會對人民的控制,對國家的干預都遠不如從前,其普世的統治效果也大為削弱。人民對世俗政府的忠誠與服從的習慣已經確立,人民愿意為了國家而非如從前那樣為了教會而犧牲其財產甚至生命。14世紀初王權對教皇的憤慨化為了具體的行動。法王菲力四世首先向教皇公開挑戰,他最大的成果是把教皇囚禁在法國南部小城阿維尼翁,使之完全處于法王掌股之中了。同時英王愛德華一世也發動了對教皇的攻勢,宣布聽命于教皇的英國教士不合法。英國的反教皇斗爭便由此轟轟烈烈地展開了。14世紀帕度阿的馬西留斯著《和平保護者》一書,主張教會在政治上的權威應該剝奪,而國家對其子民,不論世俗或教會,都要運用至高無上的權威。在信仰上統一的教會,應該在政治上劃分出多個國家的教會,它們忠于各國的世俗統治者,而非忠于教皇。這樣的對主權國家的歌頌與忠誠,使普世主義的精神再也不能控制人們的頭腦。自14世紀后漫長的300年間,英國王權和教權在不斷的合作與斗爭的制度化進程中而走向強大、衰落。在雙方的關系中,斗爭日益成為了主流形式,合作則往往是在特定的條件下互相利用的產物。
從愛德華三世起,歷任英王反抗教皇最有力的表達是頒布一系列的反教皇法令,并不斷得到強化。法案的頒布打擊了教皇在英國的經濟和司法權力,削弱了教皇的影響,壯大了國王的實力。1366年,國會徹底解決了英王約翰1213年臣服于教皇,把英國變為教廷的屬國的難題。與從法律上確定“反教皇法令”相適應,英王還支持直接反教權運動。牛津大學神學教授威克利夫譴責教皇對財富的貪欲,主張教會應由世俗君主統治,王權高于教權。這些論述迎合了國王貴族掠奪教會財產的需要,也得到了許多平民的歡迎。另一方面,英王積極地支持民族語言,英語的使用、發展、傳播有助于反教權斗爭和民族意識的增強。14世紀,英國社會興起了一股以本民族語言--英語排斥居于優勢地位的拉丁語的潮流。英國社會各界都為此而努力,為反教皇斗爭準備了條件。英國社會反教權運動和英語發展激發的民族意識,毋庸質疑加強了英國人反教權斗爭的實力,利于王權的強大。
16、17世紀初,都鐸君主把14、15世紀對教皇斗爭引上了宗教改革之路。適應了英國全社會的需要,并產生重大影響。然而,宗教改革遭到了天主教勢力的強烈反對,甚至爆發了聲勢浩大的叛亂運動。尤其瑪麗女王以虔誠的天主教徒的身份幾乎斷送了宗教改革的前程,而其妹妹伊利莎白女王則進行了新教權威的重建。伊利莎白改組了政府和主教團,又頒布新的法令,否定教皇權威,禁止向教皇交付一切款項,不準想教皇上訴,女王是英國教會至高無上的管理者,要求使用新公祈書。新教徒可接受,天主教徒也感到滿意。于是,女王以溫和的方式調解了新教和天主教的矛盾。女王的宗教改革大功告成,威脅也隨之而來。教皇1570年下詔革除伊麗莎白的教籍,廢除臣民對女王的效忠。他有威懾力的辦法是派滿腔熱情受訓于羅馬的英國傳教士回國完成他的意愿。女王對威脅自己統治的傳教士給予了嚴厲的懲罰。在其統治時期約250人為了信仰而喪命。女王在位的最后一年,她和國會進一步鞏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最后,英國天主教徒教授到了250位牧師和35,000位信徒。英國王權與教權的斗爭最終以英國民族宗教的建立而宣告了王權的徹底勝利。
與英國王權、教皇相互斗爭的同時,二者也存在合作的空間。在政府和國會中,高級教士擔任王國的高級官員,出入宮廷。他們協助國王治理國家,也利用種種權利制約王權強大,有時王國中親近教皇的中間力量。這些教職人士多為王國的重臣,是國王御前會議的核心成員,尤其常常掌握了王國的司法大權,即大法官的職位。這時教職人士在國會和政府比例很大,他們成為英國王權和教皇間聯系的一個強有力的紐帶,甚至是最好的紐帶。這種方式為英國王權和教皇的合作構建了良好的基礎。14、15世紀,英國王權和教皇的合作還因雙方的積極主動時而出現。理查德二世曾要求教皇幫助他懲戒不馴服的臣民,在天主教會大分裂期間,英王支持羅馬教皇反對敵人。然而,雙方的這種合作實際意義不大。

三、通過英國王權與教權關系看其對社會的影響
中世紀英國王權與教權既斗爭又妥協的這種關系,同時也折射出其他西歐國家王權與教權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所造成的主要影響是教會法的產生。11世紀后期和12世紀早期,專職法院、立法機構、法律職業、法律著作和“法律科學”,在西歐各國紛紛產生,這種發展的主要動力在于主張教皇在整個西歐教會中的至上權威和主張教會獨立于世俗統治。這是一場由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1075年發起的革命,是一次跨越民族的革命,是一次在教皇領導下遍及歐洲的為神職人員利益而反對皇室、王室控制以及封建權貴控制的革命。這一革命的后果之一便是促成了教會法的形成,而它的最大貢獻就在于導致了教俗兩界的分離,由此所釋放出的能量和創造力是極其巨大的。
在格列高利七世之后,教會具備了近代國家的大部分特征。它聲稱是一種獨立的、公共的權威。它的首腦教皇有權立法,而且在事實上教皇格列高利的繼承者也頒布了穩定連續的一連串法律;有時他們是以自己的權威頒布,有時他們是借助于召集的教會會議頒布的。教會還通過一種行政管理等級制度執行法律、教皇通過這種制度進行統治,就象一個近代君主通過其代表進行統治一樣。更進一步說,教會還通過一種司法等級制度解釋和適用它的法律。教會行使著作為一個近代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教皇勢力的擴張與適應民族國家的產生而出現的王權的加強,導致兩者的沖突不可避免,有時甚至異常激烈。為了不至于雙方在沖突中同歸于盡,教皇與王權不得不謀求一定的妥協。誠如伯爾曼所言,暴力既不能使革命的一方獲得最后的勝利,也不能使對立的一方獲得最后的勝利。教皇革命以新與舊的妥協而告終。如果暴力是助產士,那么法律就是使小孩最終成熟的老師。……最終的解決方案在德國、法國、英格蘭和其他地方都是通過艱難的談判達成的,而在這種談判中,所有各方都放棄了他們最激進的要求。平衡最終由法律確立起來。我們可以更明確地說,教權與王權的妥協使得雙方在社會中,都不能取得絕對的壓倒一切的權威。這無疑為法律取得權威性地位創造了契機。教權與王權的對立為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權威的至高性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伯爾曼指出,在西方,雖然直到美國革命時才貢獻了“憲政”一詞,但自12世紀起,所有西方國家,甚至在君主專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這種思想一直被廣泛講述和經常承認。人們常爭辯說,君主可以制定法律,但不能專斷地制定,他應受法律約束,除非合法地修改它。王權與教權的沖突與戰爭也為近代民主憲政提供了最初的實驗場所。例如,在英國《自由大憲章》(1215年)素來被稱為英國最早的憲法性文件,而“無地王”約翰(1199-1216年)之所以簽署這一限制君主權利的文件,恰恰是為了聯合大封建主、騎士和市民階級利益。在法國,歷史上最早的三級會議的召開也是起因于王權為了在對教權的斗爭中獲得廣泛的支持。1296年,教皇卜尼法斯(1294—1303年)公開反對教會向世俗政權納稅,法王腓力四世則針鋒相對,禁止金銀出口,斷絕了教廷從法國得到了財政收入。為了在與教皇的斗爭中獲取廣泛的支持,法王腓力四世在1302年召開了由僧侶、貴族、第三等級市民的代表參加的“三級會議”,從此“三級會議”成為法國政治生活中的一部分。
另外,教權與王權的對立使政治權威被分成教會政權和世俗政權兩個部分,而這又使多種司法管轄權成為可能。在同一社會內部各種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的共存和競爭正是西文法律傳統最突出特征。伯爾曼指出:“十二世紀初至十三世紀末是西文法律傳統成形的時代,它有一個特點,即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剛剛建立的法律體系,形成多個司法管轄權并存的局面。許多刑事和民事罪行同時為教會法規和世俗政權的法律所涵蓋。不僅如此,多種司法管轄權的存在也促進了法律的系統化、合理化。教會法體系和世俗法體系的格局,轉而導致了在教會法律秩序內部各種世俗法律體系的復合體,而更特殊的則是導致了教會法院和世俗法院并存的管轄權。而且,為了保持復合、對抗法律體系間的復雜的平衡,就必須使法律系統化和合理化。這勢必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西方的法律傳統。教會法是西方第一個近代法律體系。教會法的那些重要結構要素,如教會婚姻法、財產法、契約法等,都自然進入到作為二元格局之一的世俗法律體系之中。
英國中世紀教會的存在及其與世俗王權的對抗,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淡化了王權與家庭血緣關系對個人的約束。在上帝和人的關系面前,家庭的血緣身份關系是那樣的微不足道;而在神法面前,世俗的身份法、特權法亦顯得有些無足輕重了。這樣,便削弱了傳統的血緣紐帶和世俗權力對人們的束縛,并且認可一些與傳統相沖突的新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則。正如西方學者所認為的那樣,這種狀況在西歐社會導致了三個后果:第一,大大削弱了個人與家庭的聯系,并逐漸減弱了個人對家庭在心理上的依賴;第二,教會對個人心靈的絕對控制成為個人反抗任何形式的思想控制的焦點;第三,促進了前工業社會的個人“原子化”,使個人先擺脫家庭,繼而最終擺脫教會之類的權威而獲得獨立與自由。
再一方面,教會在西歐中世紀的強勢存在,造成了宗教勢力與世俗政治勢力之間的制衡,客觀上為人們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間。盡管從整個歷史進程來看,這兩種勢力或此消彼長,各有占統治地位的時期,或勢均力敵,而且互有滲透,但總體而言,基本上形成了兩相匹敵的政治法律權威,即精神的權威和世俗的權威,達到“愷撒的歸愷撒,耶穌的歸耶穌”所言的狀態。既然不存在絕對、唯一的權威,也就不容易產生鉗制一切的專制。“一個追求自由的人可以兩邊躲藏——得罪了世俗政府,可以躲到教會;得罪了教會,可以請求國王的庇護,”教會與世俗政府之間的張力給人們帶來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






參考資料:

①《封建社會時期, 西歐世俗政權與教會是并存的兩大西歐封建社會》
http://www46.tok2.com

② 王軍《試析11- 13世紀教廷與神圣羅馬帝國間的政教之爭》,載于《北方論叢1998年第3期(總第 149期)》

③ 徐鶴森《中世紀西歐的教權與王權》,載于《求索2004年第6期》

④ 孟廣林《中世紀前期的英國封建王權與基督教會》,載于《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

⑤ 王鴻斌《中世紀后期英國王權與教皇的關系》,載于《連云港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3年3月第1 期》

⑥ 《西歐封建社會》http://www46.tok2.com

⑦ 殷嘯虎 《人權理論及其憲法化的發展與思考》http://www.east-law.com

⑧ 立民 《西方法律傳統的歷史解讀——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讀后》 http://www.law-lib.com/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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